明朝（1368～1644）的276年中，据史料记载，在余杭县担任知县（县令）的有81人之多，也就是平均每三年多就换一任知县。这些知县基本上没有干满任期，用当时的余杭文人田汝成（明代文学家，字叔禾，明世宗嘉靖间进士，著有《炎徼纪闻》、《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等）的话说，这跟余杭历来的民风有关。他说：“余，险邑也！俗枭而善讼，豪魁伺持长吏，长短一字为忤，即千方诬诋。故为邑长于斯者，往往以坐法去，即不坐法去，亦必抵狱”（田汝成：《余杭知县东洛蔡侯去思碑》），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余杭，是一个凶险的地方！其民风彪悍勇猛，当地人又特别擅长于打官司，地方上的豪强势力喜欢同地方官作对，如果有一点细小的地方损害了这些人的利益，他们就千方百计地诋诬和向上告发。所以在余杭当知县的，往往是因为被人告发而被撤职，如果不是被撤职的话，也一定是进了监狱了。
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确也反映了实情。余杭地处江南富庶之地，文风兴盛，读书人多，“好事”的知识分子也颇多，他们见多识广，见到地方官有欺罔民众、鱼肉百姓之事，自然不会坐视不理。这些人在地方上还往往有比较大的势力，所以田汝成说“乃论出之鲜有安然满秩者”，就是说在余杭当知县，很少有顺顺当当地任期满的。但我想，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那些官员为官不正、吏治不清，或是欺压民众、搜括地方造成的，怎么能怪这个地方的民风不好呢？
历史总是有例外的。在明朝时期，就有三位知县，他们为官清正廉洁，做事恪尽职守，为地方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所以老百姓拥戴他们，史书上也记载着他们的事迹，直到现在，当地百姓还在纪念着他们。这三位知县就是：王确、蔡润宗、戴日强。现择其事迹以介绍。
清正廉洁的王确 王确，字介夫，安徽凤阳府颖上县人，明嘉靖五年（1526），由举人身份知余杭县，史载其“人品高迈，临时敏决”，是个品格高尚、做事果断的人。他精通儒家经典，“以经术辅吏治”，所以下属都“畏其神明”。他能“洞彻民隐，民无不被其慈者其理”，就是说他能体察民情，因而老百姓对他也是很敬重的。史书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王确初到任时，就了解到有这么一件案子：当时的浮里界（今鸬鸟镇及黄湖镇一带）有个乡民叫孙棨，因为有人焚烧了安溪地方的官民庐舍，这件事牵连到了孙棨，按照前任的查处，孙棨被判决死罪。按例说，这个案子是前任已经了结了的，王确完全可以不去管它。但他通过查阅案卷和下乡体察民情了解到，这件案子不是孙棨所为，与事实有出入。因此，他微服私访，广求证据，历时两年，终于弄清这件案子的来龙去脉。臬司命令重新审讯。王确以事实为依据重新审理，推翻了原案的判决，这就引起了当初定案的那些上级官员的愤怒，他们勒令维持原署，不准更改。王确不得已，只好越级上奏朝庭，为孙棨力辩。这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才能去做，因为弄不好就轻则丢官，重则坐牢。可见，王确为了为民请命，甘愿冒极大的风险。他在奏折中说了这样一段话：“皇上盛德好生，而微臣预有子民之责，请得身诣诏狱与众廷辩：如臣言妄，则甘伏故出之罪；如非妄，则宜释冤抑之夫，以昭平允之治。民枉伸，则臣职无愧，虽蒙谴责，罢官无憾。”王确的奏折很有策略，先是说皇帝喜欢听的话，说皇上有好生之德，而我呢，是皇上的臣子，有管理老百姓的职责，现在愿意拿此案来当众辩论，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那我甘心情愿服罪，如果我说的是事实，那么应该把受冤屈者释放，以显示法律的公平和皇上的圣德。如果老百姓的冤屈得以伸张，我作为地方官就无愧于心，即使遭到谴责和罢官，也是没有遗憾的。
王确所言慷慨切至，表示了自己为民雪冤，义无反顾，不惜丢官去职的决心，皇帝也受到感动，命令此案重审。这样在王确的持正力争下，孙棨得以免死。但还未等到释放，王确因为母亲去世，丁忧回乡。孙棨的母亲为感谢王确救儿一命，以百金相赠，助他治丧。王确坚辞不收，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令知民冤，民固不知令志耶!”意思是说，我知道你们的冤屈，但你们怎么就不知道我的志向呢！可见，王确是个独立特行、性格鲜明的人。
第二年，孙棨终于被无罪释放。所以当时王确“刚果有为，名闻天下”。
王确任余杭知县时，还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编纂刻印余杭县志。余杭自建县以来，一直没有县志颁布刻印。成化年间，始有县志，但只是抄本，早已散失。王确组织编写县志，稽核民事，以资吏治，所以，“凡征输运解物办无所稽考”，虽然体例不是非常完备，但它是余杭建县以来最详细的一部县志。由于县志的编写，使得地方官员的行为都不得不有所约束。到了第二年，这部县志终于编好了。于是，余杭才开始有县志刻本。当时的人都很佩服这部县志简洁、有章可循。王确自己也说：“百五十年来，吾邑治始有所徵信云。”这部县志现虽已不存，但它对以后修志提供了很多借鉴的经验。余杭修志，有非常好的传统，应该是从王确开始的。
王确体恤下属，也是有口皆碑。县衙有个属员叫纽鷟，江右新城（今富阳新登）人，安贫爱士。王确非常器重他。纽鷟死的时候，家贫不能成丧，又没有儿子，老婆女儿茕茕无靠，很是可怜。王确非常同情她们，捐出了自己的官俸资助她们母女办丧事并得以回乡。
王确为官清廉，史称“朝觐之日，淡泊无以比极，人情所难受”，但王确“往返怡然”。他考虑的是与民兴利，比如为预备灾荒年份的救济，所以当时余杭地方的官仓里粮食充足，“足以为俭岁赈贷”，这也是深得民心的。王确任余杭知县五年，等他离职的时候，老百姓都非常悲痛，写了很多诗歌来纪念他。而孙棨为感谢王确的救命之恩，在县衙前的苕溪畔构筑“却金亭”来纪念王确。现在，却金亭已经重建，为一座八角彩亭，亭中竖一块六尺高的碑石，记载着这个清正廉洁的故事，东、西亭柱上各镌一联，东联是：“廉洁爱民古应有；清高劲节今岂无”，西联是：“群山秀木双塔正；平野大堤—溪清”。这位的清官的事迹得以流传于世，并成为当今廉正教育的一面镜子。 
为民请命的蔡润宗 蔡润宗，号东洛，福建晋江人，举人出身，嘉靖二十三年（1545）任余杭知县。他刚来余杭时，余杭的士大夫并不服他，当时有人怀疑他的学问，跑到县衙去“询其家学”，实际上是去探探这位新知县的“学问”如何。蔡润宗也不多说什么，择日在县学当庭开讲《周易》，众人这才开始信服。他在担任余杭知县期间，一边处理政务，一边著书立说，教人不倦，史载蔡润宗“恤民礼士，宽而有制”，“士敬民怀，三年如一日”。可想不到在任期间，因为为民请命，宽民漕粮，被上司向朝廷告发而被免职查办。
嘉靖年间，余杭地方水旱不断，连岁大歉，“小民艰于征输”。百姓生活极其艰难，就是朝廷的税粮都缴不出来，可是上司全然不顾百姓死活，还是照常催缴。知县蔡润宗心系民生，将缴纳的期限放宽，容百姓日后收成好了再补交。因此，余杭的老百姓都非常感激他。
可是，做这事要冒很大的风险。督运部使，催逼甚急，而且按照明朝的例制，漕例粮延期三月而不能及时解送，官员要降二级。下属把后果告知蔡润宗，蔡润宗长叹一声说：“假令亏吾躯而可以代吾民，吾且不惜矧于官耶。”就是说，假如牺牲自己可以替代百姓，那么他宁可不做这个官了。因此，他坚持不更改自己的决定。
不久，上面派下来的督粮官就按照惯例向上告发。第二年，朝廷的决议下达，说是前次虽然犯例，但如果能在十天之内报解漕粮的话，可以从轻处分，只对知县处于“公杖”（用棍棒责打）而不降职。朝廷派来的查办官员派人私下对蔡知县说，如果你能拿出五两黄金的话，杖责就免了。蔡润宗骇然推辞说:“我的俸禄只能让全家吃上稠粥，哪里能够拿得出五两黄金呢！”县里有人愿意代蔡知县出五两黄金。蔡润宗严厉地斥责说：“如果谁这样做，就是行贿以阻挠法律，这是罔上；连累百姓而保全本官，这使我惭下（愧对父老）。谁也不要这样去做！”不久，查办官员又授意亲信特来告知：“如果你能拿出五百两黄金的话，那么整个事情都可以给你摆平了，你照样可以做你的县太爷。” 蔡润宗听后，更加愤怒：“我的俸禄很少，拿不出五百金！”查办官员气急败坏，将蔡润宗罢官。 
县里的父老乡亲知道了这个消息，很快聚集了千余人向上请愿，要求蔡润宗留任。那查办官大骂请愿群众：“不是县官买通你们来，就是你们这些刁民想结交巴结县官！”于是就把为首的打了一顿，将其驱逐。乡亲们全都哭着退出。蔡润宗听到了这事，感慨万分地说：“唉！谁让你们这样去做的呢！”于是一边派了人去慰问安抚父老，一边“欣然解印”，辞去官职。史称“县民号泣而送之，虽深山穷谷无弗至者”，县里老百姓全都哭着来送他，连住在深山穷谷里的老百姓也来为他送行。这个时期，大家都互相悔责：是我们欠了朝廷的漕粮，可是却连累了蔡公，使得我们失去了一位贤令。于是大家只好请蔡公留下脚上穿的靴子，作为日后对这位父母官的怀念。当时就有人感慨地说，“孰谓余杭之民之不可感哉！”（谁说余杭的老百姓是不可被感动的！）
“果于有为”的戴日强 戴日强，号兆台，安徽蒙城人，举人出身，万历三十八年任余杭知县。当时，余杭地方吏治纾缓，朝纲不振，戴日强到任后，精敏能干，“果于有为”，县治为之一振。
自古以来，余杭地方水患不断，每年春夏之际，天目山系山洪骤发，万山之流聚于余杭苕溪，水势汹涌，溪狭不能容，常泛滥成灾。东汉熹平二年（173），县令陈浑亲自察看地形，“发民十万”于县城西南筑南塘围湖，分杀苕溪水势，筑成上下两湖，湖面六千余亩，统称南湖。唐宝历元年(825)南湖泄洪岁久，湖淤堤损，县令归珧亲自勘察，率民浚治上、下南湖，按陈浑时旧迹重加修筑。北宋崇宁五年(1106)，权相蔡京葬母于余杭，欲蓄湖水以添墓地景色，县令杨时不畏权势，上言力阻得免。旧志书载“陈浑筑湖，杨时卫之”。明成化年间(1465～1487)在南湖塘东南隅书院废址，重建惠泽祠(即三贤祠)，合祀治湖有功的三位县令陈浑、归珧、杨时。历朝对南湖都有疏浚，但时浚时淤，南湖疏浚通畅，既可以蓄洪，又可以灌溉，南湖淤塞，则水灾连绵，所以当时人称“南湖者，邑之大利大害也”。但人与地的矛盾一直以来不能很好地解决，加上湖区土地肥沃，在此种地还不用向政府纳税，所以不断有地方豪强竞相圈地，侵占湖面，使得南湖面积越来越小。
明朝万历三十七年(1609)余杭大水，湖民因垦田受淹而盗掘决口，害及县城十八乡，“当时之民，沈汩漂流，惨不可言”。乡民都把怨气集中到那些占地的豪强身上，几乎到了“揭竿一呼，万众响应，斫木毁庐，几为难首”的地步。
县令戴日强到任后，着手对南湖进行治理。做这项工作要得罪地方上的豪强势力，同时又需要上司的支持和邻近几县通力合作，所以难度很大。当时邻近的钱塘县深受水害，钱塘知县聂心汤曾倡议浚湖，但却未能成功。戴日强治理南湖主要从三件事入手：一是“请于督抚监司，悉置豪猾以重法”。治理南湖最大的难处在于勒令豪强退田还湖，戴日强依靠上级官府的支持，将那些侵湖占田的土豪劣绅施以重法，毫不手软。史载戴日强“治有能名，豪党惮之”、“杖杀大猾陆万金，凡闾里暴黠为民害者，搜去之几尽”。二是他亲自率领民工，疏浚旧疆，将南湖恢复到原有的疆址，将挖掘的泥土堆在湖中筑成十字长堤，堤上植桑万株。“一便固堤，一便召佃，充五年一小浚、十年一大浚之需”。十字堤东西长二里二百七十二步，南北长二里三百十一步，横亘于湖中。这样“令土之出有所容，而亦藉堤之力，以暂缓洪波冲激之势”。又修筑了瓦窑、凤仪、月湾、土桥诸塘，历时3年告成。史称戴日强“增筑瓦窑塘，用桩石以固其基，上培泥土以厚其势”。瓦窑塘呈弯月状，位于南苕溪的南岸，西起石门塘，东至通济桥，长2．5公里，一直是余杭古镇防汛抗洪的险要地段之一。三是“陡门函堰之制毕周”，也就是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他在南湖立界碑八座，以三官庙为东界，下凰山为南界，鳝鱼港为西界，石凉亭为北界，东岳庙为东南界，三贤祠为东北界，荒荡为西南界，石门桥为西北界，南湖的疆界得以确认。他还修闸筑堤，建立“坝夫”制度。“四隅各设夫二，以察损坏”，从而从制度上保证了南湖不被侵毁。所以当时人皆“称戴侯贤劳可法”，而朝廷也下达诏书，赐帑金，给予奖励。
戴日强治余杭期间，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给余杭文化史留下厚重的一笔，那就是修史，即编纂余杭县志。当时虽有王确主持编写的《嘉靖余杭县志》，但体例比较简单。戴日强普遍征询余杭士大夫的意见，并访求省城博学之士编纂县志，招募人才之心甚切。“见人有一善，惟恐其不传”，可见其搜罗事迹甚细。过了一年，县志编写完成。余杭县志中以“版籍、艺文籍”单独成为体例，就是从《万历余杭县志》开始的。戴日强还重视地方文化教育，“如新学宫，修城隍庙，庶务具举”。他对地方不法势力坚决打击，但对老百姓却友善相待，“独以七十三里父老未尝轻有所笞辱”。担任余杭知县九年，有口皆碑。后来擢升本郡丞才离开余杭。这在历任余杭知县中，算是结局比较好的了。余杭百姓建祠纪念他。 参考文献：
① 嘉庆《余杭县志》卷二十一·名宦传。
②《浙西水利备考·南湖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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