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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命运究竟由什么力量最终决定？ 看过了太多的开始与落幕，听过了太多企业家关于公司经营战略的展望与总结，但真的仅仅是堂皇的这一切主宰了企业的成功、失败或平庸吗？ 在所有这些公开说辞的背后，我们也听到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描述——主宰这一切的是 几乎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被提及的“公司政治”。这是一种谁也无法忽略的更为隐秘也更有决定性的力量。就像精神分析学中难以名状的潜意识对人类行为的决定作用一样，公司政治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一个企业和一个人的命运和前程：平时隐形存在、关键时刻翻云覆雨，而且无处不在，令人无可遁逃！ 管理层人事动荡、企业战略摇摆不定、内部帮派钩心斗角……无数诸如此类的企业故事发生了或正在发生。有人说搞掂中国企业需要超级大玩家，更有人说成功的中国企业家必是合格的“企业政治家”。 这是公司政治的真相吗？ 公司“政治力学” 在某种程度上，公司政治可视为一个企业的“成人仪式”。 就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出于对“政治”这个概念的不甚了了和“复杂”甚至“肮脏”的传说，往往对所谓“政治”不感兴趣而“远离政治”。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发觉自己从来就在一个政治体系中生存游刃，而政治也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政治意识”的觉醒，或可算得一种成熟。 没有哪个企业家会无所顾忌地公开谈论公司内部的政治。但你以为他们的头脑中整天转悠的就是他们嘴上经常说的那些战略、市场等等东西而别无其他吗？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治理公司经年后都惊觉自己经常翻阅，而且真正能掩卷沉思的往往是政治类书籍。觉得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或者天真地认为自己的组织当中根本不会有“政治”折腾空间的企业家，显然还需历练。而那些抱着蔑视公司内部政治的想法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的人，注定要为自己犯下的致命错误付出代价。 政治是什么？“政乃众人之事，治乃管众人之事。”一位政治学者概括说，“公司政治”还很难准确定义，但可以这样理解：有些事情或现象，如果从经济层面看是违背规律、令人费解的，往往就是政治意识在起作用，它要达成的就往往是某种“政治”目的；有些事情如果从政治层面仍然难以解释，就应该是一个哲学问题——意味着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现有的认识水平。公司政治可以笼统地认为是企业内各种经济关系的总和。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公司政治游戏中的各方虽然都有着各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利益和资源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非是对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关系，围绕资源安排所形成的心理契约、势力范围、影响力、指挥链、习惯与传统等等，其实都可以归到公司政治的范畴中。而所有这些与企业的日常事务绞结在一起，使得公司政治的边界非常模糊。 各种经济关系维持基本平衡的状态下，政治多半是隐蔽而且呈现出积极状态的。人们一起为某个明确的目标和谐地工作——这自然是最理想的情境，但基本不可能实现。一旦这种平衡因变化而被打破，争端四起，紊乱发生，政治就成为显性的意识和手段。公司政治，无非是在各个目标的和谐共处不可能的前提下，建立起一套真正有效用的控制系统。对于正邪相倚的公司政治而言，能否成功驾驭，正是企业家功力高下的指标。 之所以说公司政治是企业的“成人仪式”，是因为在那些初创的公司中，主导一切行为的通常是一元文化，或者是多元密切合作型的文化，其正式与非正式的秩序都非常简单。但当规模日渐增大的时候，曾经完美的小组织被破坏掉，一种为建立新秩序而进行的博弈就自然开始了。可以说，没有公司成长带来的必然变化，就没有公司政治的真正觉醒。 为什么有些企业被认为连空气中都充斥着公司政治的味道？原因也许是无法驾驭的过度的政治已经日常化甚至“制度化”，归咎他人和寻找替罪羊、诬告和背后捅刀、相互控诉与倾轧、裙带关系、派系争斗、保护人盛行等等隐藏的秩序半公开化或被默许，并完全搅乱了公然存在的那一套价值观和秩序——而在正常情况下，隐藏秩序只是作为正常秩序的补白而存在。这种公司政治过度的企业，往往牺牲了整个公司的运作秩序。因此，一个企业政治家恰恰应该是抑制这种政治过度化的高手，否则，他就只能被称作“政客”。所以，公司政治也绝非搬弄权术那么简单，真正的“大家”，无论是开创一个新的事业，还是引导一次深刻的变革，都必须对此了然于胸。 英国一家做发电设备的公司10年前就希望打开中国的市场，最开始聘请一位技术专家担任首席代表，毫无建树，因为他“只懂技术语言”。于是换了一个管理专家，可他虽然精通市场营销，却找不到“撬动地球的那个支点”，浑身有劲使不出，仍然无功而返。耐人寻味的是，最后选定一位政治学博士做首席代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因为他“善于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的利害关系”。虽然这个例子有偶然性，但我们仍需相信，在 “无中生有”的局面下，政治智慧往往能解决在技术和管理层面上看来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杰克·韦尔奇在自传中说：“我的长期职业目标是当CEO，所以为实现我的梦想，我就一定不能让运转中的‘风车’发生倾斜。如果我抱怨这个体制，我就会被这个体制拿下。”深刻理解公司内部的政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妥善生存下来，并且因深谙这个体系的运转规律而在其中获得成功，这应当是做企业家必备的一种素质。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家醉心于禅、儒、兵法及毛泽东著作。依靠研读这些充满了驾驭智慧的哲学体系，他们也许能够对自己所统御的公司王国参得更透。 一位曾经和几个朋友创办了一家相当规模的民营公司的人士说，公司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力臂来丈量的，公开的秩序中有一套距离，私下里人与人的距离感也许完全走样。当公司变化时，两套距离秩序都要迅速调整。政治就是要维持运动过程中各种距离关系的平衡——一个企业家，必须吃透公司里的“政治力学”。 今天我们对公司政治的讨论既非声讨，也非推崇，而只是一种呈现。怎样理解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英国学者理查德·佩廷格将组织原型文化分为四种：权力文化、人物文化、任务文化和角色文化。通常在企业当中，这四种文化都交叉存在。而在中国企业当中，其组织文化更多地体现出前两种即权力文化和人物文化的特征： 一、权力文化 这种文化的核心关系是掌握权力和影响的人与那些为他工作的人之间的关系。权力文化决定于处于中心的人，其他人都要从权力的中心吸取力量、影响和信心。下级之间的主要关系是和中心的关系。 这种文化大量地存在于强人统领的企业中。处于权力中心的人要始终保证下级对他有信心。其必须面对的挑战是规模问题：随着文化的积累日趋多样化，权力中心者要保持持续的高影响力就越发困难；另外，权力中心的人离开之后，他以前生产过思想、能量、身份和力量的地方就会形成真空。 二、人物文化 这种文化的核心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内在的共同利益。偶然可能会出现等级和结构，这也是由于内在的共同利益驱动的。 这种文化在在一群朋友创办的公司中最常见，随着规模的增大，其稳定性将迅速降低。 公司政治典型情境 以下是几种公司政治的典型情境，以及几个虽然隐去了主角姓名但完全真实的公司政治故事。在很多企业中，都不难看到这些情境的影子： 创业者分崩离析 创业者齐心协力共创江山的完美场面能持续多久？数一下你比较熟悉的公司，再数数当初一起创业的人还有几个留在公司里，似乎很少有企业的创始人能够长相厮守，大多数人都或早或晚地选择了离开。 原因很多：一山不容二虎、核心权力人物独断专行刚愎自用、道不同不相为谋、兔死狗烹、卸磨杀驴甚或是“分赃”不均，等等。有太多的因素决定创业者是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地留下来。方法也有很多，通行的做法是许以高位虚职，“杯酒释兵权”；其次是“借刀杀人”，让你不得不走。和平分手的也有，如果最终取得控制权者与离开者能够达成利益上的最终妥协的话。 很难用一个特定的标准来评判创始人的出走，类似独断专行、卸磨杀驴这样带有道德谴责意味的断语可以表明旁观者对弱者的同情，但是企业内部权力的争夺向来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或许最终看的还是企业的经营战略是否稳定，业务发展是否持续增长。在不以牺牲企业利益为代价的前提下，由一个强势人物最终掌握企业的控制权，应该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局。强人统治加上相对完善的企业制度保障，形成目前大部分比较成功的中国企业的典型结构。几个人几乎平等地执掌规模渐大的事业，这原本就不是一个平衡的结构，因此创业者的分崩离析可以说是企业成长的必经之路。否则，核心控制人物的缺乏会使得在迅速成长过程中的企业凝聚力严重不足，最后“谁也罩不住谁”，无法形成合力，从而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谁为铁腕 南方某大型金融企业的老总是业界常青树，创业至今走过了20多个年头，公司里除了他的地位没有动过，其他高层人士全都换了个遍，几位创始人在公司头10年里已走得精光。 在公司度过了创业期之后不久，这位老板就花重金请来了一家国际著名的咨询公司，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管理变革”。第一板斧是实行严格的业绩考核制度，自他以下的公司管理人员全部纳入考核范围，当然也包括几个创始人。当初在业务开拓上立下汗马功劳的第一副总因业绩考核不理想被轻松拿下，此公愤而离开，自创门户。另外几个创始人知道此处不可久留，纷纷早作打算，有的投奔竞争对手，有的自己创业。 老板的铁腕统治从此无人挑战，因为最有资格和力量挑战的几个人已经离开，其政策执行自此顺畅无阻。虽然公司历经几次创始人出走带来的人事动荡，每次都有大批的中层甚至基层员工离去，但是在老板的铁腕统治和相对完善的制度配合下，企业依然不断发展壮大。 轮流坐江山？ 国内一家著名的民营房地产公司，靠5位创始人在海南房地产热中淘金，完成了原始积累，在当时的地产界被称为“五虎将”。在海南的地产泡沫破裂前果断撤离之后，他们开始在全国各地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公司组织架构也随之调整，转变为集团控股公司，几个创始人各守一摊儿。 随着各分公司业务的相对成熟，几位创始人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当初那种团队创业的气氛随之衰减。虽然有着集团控股公司的架构，但由于各地的业务差异很大，几个人当中似乎谁也没有能力来调控整个集团的资源。当初创业时大家本来就没有座次之分，有事儿5个人一块集思广益，原本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局面，但如今却成了谁也不服谁的争吵，集团办公会成了大辩论会，集团完全丧失了对下属企业的掌控能力。 为了不伤感情，几个人甚至想出有绿林好汉遗风的权宜之计：江山轮流坐，隔一段时间换一个集团总裁。结果更加速了集团公司被架空的进程，分裂已在所难免。根本都不需要动用什么政治手段，大家很快就好合好散，或变卖股权，或带走项目，或转变行业。“五虎将”终成一个曾经精彩的故事。 接班人问题 选择接班人，家族企业是一脉传承；国有企业是上级主管单位任命；民营企业按理说应该把位置给那些最有能力的人。但公司内的问题盘根错节，纠缠就难以避免，因此“接班人”问题就变得很“政治化”。 在下述的“垂帘听政”故事中，已不仅仅是接班人问题这么简单。“接班人”是老板与政府部门斡旋的一步棋，是他寻找最佳利益均衡点的一次试验，是他完成下一步利益重组的一个过渡。 看上去最公平的选择接班人方式是“赛马中相马”，先圈定几个相对中意的候选人，分别委以重任，暗中观察其行事风格，从各个层面来考察他是否具备一个领导者必需的素质，然后在合适的时机敲定接班人。这样选定的接班人一般比较能服众，因为他真正带领人马攻城略地并有一定业绩，而且跟随企业一起成长起来，认同企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不过考察一个人是否具备领导者的能力，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者要从长计议。而且，选人不是选机器，孰优孰劣并无一定之规，到后来结果不是各有千秋、难以割舍，就是不同的举荐人好恶不一。各候选人之间也极易有“既生瑜，何生亮”的负气之举，各自的属下更易敌对严重。人为造成的人际隔阂，埋就日后企业高层人事震荡的导火索。 杰克·韦尔奇在挑选GE的接班人时就曾遇到这样的问题。虽然他极力避免对每一位候选者造成伤害，但是最终三位候选人中“落榜”的两位还是离开了GE。广为流传的联想“赛马”过程类似，结局不同。杨元庆和郭为两位青年领军人物分别扛起了联想电脑和联想科技这两块联想集团最关键的业务，尽管接班人只能二中选一，但在这两位爱将中做排除法，好比让柳传志断臂。结果是公司一分为二，各自有一片天地。有人评价说这是以人决定公司命运，并非明智之举。但运作公司很多时候就是需要依人定事，稳住大局、避免更大动荡的决定，就不失为明智。 另一种未被注意的较量，发生在接班人选定之后。一家民营公司的老板选定了一个自己非常信任的人作为接班者。不到一年，该接班人突然失宠，撤职命令一宣布，保安即刻监视他收拾东西走人。据说原因是这位接班人“太着急”，擅做主张，做出了种种令老板不舒服的事情。 以退为进的垂帘听政 一家家电企业的前任总经理重出江湖，罢免了他亲自任命的总经理，同时废止了后者上任之后的“新政”。半年前，这位老总对外宣布退到二线做董事长，不再干涉企业的具体经营问题。而今他的复出无疑证明了半年前的所谓功成身退只是“垂帘听政”的另一种修辞而已。一旦事态发展要超出自己的控制，他会毫不犹豫地走到前台。 这家大型国有企业，正是这位老总用了20年时间将其从一个街道小厂发展为行业龙头。他的个人风格也给这家企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而作为一个年轻的企业家，被“废掉”的接班人有着自己的思路和考虑。他酝酿将公司总部迁往上海，因为几乎与这个内陆城市融为一体的企业在获得新观念新思想方面始终要比地处沿海城市的竞争对手慢上半拍，他希望总部搬迁能够为公司带来新鲜的空气和血液。但该企业对当地城市贡献太多，可以说是这个城市的稳定器。因此，在前任的眼中，接班人的做法太过激进，总部搬迁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与当地市政府甚至省政府的关系在现阶段仍然是重中之重，怎能轻举妄动？显然，在处理复杂问题尤其是政府关系时，接班人根本就缺少政治头脑和大局观。 这位老江湖更上心的其实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同时实现管理层持股。这无疑是更深层次上的机制调整和利益重组，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游戏并不比他20多年的艰苦奋斗轻松多少。对他而言，这又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如果在游戏结束前就出局的话，他将不会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哪怕是他直接促成了这个游戏。 因此，他采用了以退为进的办法：自己先后退半步，待局面发生变化时则可以变被动为主动，重新得到政府的信任并再度控制公司，得以完成这个更有挑战性的游戏。 公司“运动” “运动”与企业有什么关系？按部就班地经营公司，好端端地搞什么运动？但很多企业的领导者恰恰十分偏爱搞运动，在很多民营背景的公司中此风尤甚。一家地产公司的老板热衷于结合当前最热的经济或文化概念在公司当中掀起“新生活运动”，好处是大家跟形势跟得都挺紧，不过很多下属也表示今天刮东风明天刮北风，“运动”太多，自己真有点找不着方向了。 “运动”的背后，总有明确的或模糊的目的。有的老板觉得如今家大业大，大家的心态不一、脚步杂沓，再这样下去自己真有些抡不动了，因此想到了“运动”这一形式。所谓“运动”，就是通过大家的参与最后达到协同一致的目的：统一价值观、统一目标、统一对形势的判断、统一处理事情的原则，等等，最终做到整肃一新、令行禁止。而那些阻碍“运动”目的实现的人，就要在运动的过程中清除，因为对企业而言，很多时候“不在乎下什么命令，而在于命令能否被贯彻执行”。 运动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有一些是非常公开的运动，比如“全民学《谁动了我的奶酪》”，人人谈体会，个个找“你的下一个奶酪在哪里”。而更多的运动被冠以各种名目，如推行ERP、公司结构重组等。以ERP为例，在国内的公司当中，上ERP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一把手”工程，因为ERP大规模地触及到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并被不同的利益团体所利用，是一场标准的公司政治运动。 在每一场运动中，都会有一批人利益受损，一批顺应潮流的人得势而起。因此每一场这样的运动都是一个机会，铲除异己、党同伐异甚至是“借刀杀人”。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工具需要借助这样一些手腕才能得以顺利推进，的确很耐人寻味。很多公司的ERP或者管理咨询项目负责人最后都得到了提升，原因一是上司信任，二是在“运动”过程中的确得到了“政治”上的锻炼。 ERP的多重目的 “将ERP进行到底！”“反对ERP就是反对公司！”诸如此类的标语在一家大公司的办公区贴得到处都是，公司领导在每一次会议上都要长篇大论地向员工灌输实施ERP对企业发展的战略性影响。 该公司将ERP看作是一系列变革的开始。作为一家科研机构的附属公司，公司管理层希望能够在产权结构上有彻底的改变，并实现管理层持股。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司首先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组成由多家股东参与的董事会，在体制上与原国有大股东形成制衡，下一步就是要到海外上市，使公司的股权治理结构更为完善。 公司高层希望通过实施ERP将公司的管理水平提升到一个高透明度的可考量的层次，改变目前企业运作中人为造成的各种不可控因素。而一个拥有ERP系统的中国公司在海外投资者眼中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卖点。 这是ERP对该公司的战略性意义，而现实层面的问题是借ERP彻底改变原来总公司、分公司的管理体系，降低过高的管理成本。这家公司通过设在全国的20多个分公司来管理各级经销商，表面上看来，分公司由总公司直接控制，但实际上分公司的管理费用非常高，加上各分公司在执行总公司管理规定时更多地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往往造成管理失控。鉴于ERP系统一旦开始运作，总公司对分公司的管理控制能力将会有很大提高，不少分公司负责人对此持抵触态度。 由于几个主要分公司负责人的抵触，ERP逐渐上升为路线斗争。抵触情绪最强烈的是营业额最大的广州分公司。该分公司一位副总私下里向公司总裁请缨，希望协助公司完成ERP实施工作，并且保证业务不会受到大的损失。很快，广州分公司的老总被明升暗降，只得另谋高就。在顺利完成ERP在广州分公司的实施工作后，原分公司副总被任命为总公司副总裁，负责所有分支机构的ERP工作。公司ERP工作很大程度上依靠各地分公司中这样一批人的出现，他们在这场运动中都得到了好处，升职的升职，加薪的加薪，原来极力反对公司此项决定的那些人则黯然离去。 外来和尚 企业中常常出现“外来的和尚”，“空降”来的职业经理人就是典型。但这些和尚想念好经却没那么容易。初来乍到，毫无根基，四顾茫然，却必须做出些令人信服的事情来。如果企业请“空降兵”的目的和背景复杂，这位职业经理人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外请高级管理人员，不是手头现有的中层提不起来或是大家谁也不服谁，就是另有利用外来者砍杀一番或做个变革姿态的目的。“空降兵”一不留神就会成为被利用的工具和矛盾集结的焦点。 大多数作“空降兵”的职业经理人的命运可以概括为“四部曲”：明朗欢快、充满希望的前奏。人们对即将或者已经到任的职业经理人满怀信心，期待着他能给企业带来新的观念、新的战略和方法；旋律明快、节奏有力的行板。职业经理人大刀阔斧地施展“武功”，理念宣导、战略调整、结构重组、业务撤并、人事调配，在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积极配合下，他的能力也许能够超水平发挥；低沉回缓、犹豫踌躇的慢板。结构调整基本结束，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执行阶段，各种固有的矛盾在新的环境中重新激化，相关利益方在协调各自的位置，外来的和尚在念完了经后才看到了血淋淋的残酷现实，曾经的激情和狂热逐渐被冷静和怀疑所代替；短暂而又干脆的结束曲。利益各方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空降兵”成为被迫出局的替罪羊，带着大家对他的猜疑、埋怨甚至不屑悄然离开。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演奏这个四部曲。目前中国企业对这种“演员”的要求一般是有MBA头衔（最好是国外的）、懂业务、会管理，最好要有国外工作经验。上述四部曲可以看作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情节介绍。当然不同的演员由于所处环境不同，对故事的演绎有很大差异，有的略显滑稽，有的稍过悲壮。 职业经理人是一个相对时髦的叫法，按照早年间的称呼，他们应该算是“掌柜的”，受雇于各种各样的“东家”。“东家”和“掌柜的”之间说到底是一种雇佣关系，“东家”之所以要重金礼聘，有他的目的。但是大多数的“空降兵”往往拿捏不好分寸感，搞不明白“东家”的目的，最后弄得双方翻脸。 职业经理人虽然目前来说在企业界还算是稀缺资源，但是他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不仅要做正确的事，还要学会正确地做事，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必须明白其中的来龙去脉，明白何时该点到为止，能够及时收手。 困顿“空降兵” 开始是咨询顾问，后来干脆留在了企业里，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立住脚的有，失意离去的也有。但在2000年前后IT产业大跃进的时期，从咨询公司中跳到企业做高级管理人员的规模空前膨胀，而且被企业和公众大肆炒作。心态上的不成熟和随后而来的产业低迷，令许多风光一时的职业经理人陷入了尴尬境地。 两位具有“海归”背景的咨询顾问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空降”至一家管理软件公司的。公司特为请到两位“高人”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信心十足地宣布公司转型开始，海外上市也将在一年内完成。两人中的一位担任CEO，另一位担任COO，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原先20多个分公司和办事处合并为横向的大区和纵向的事业部。但是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原本以为立刻就能进入的风险投资迟迟没有到位，北京营销总部的装修已花掉了几百万元，一些“高薪”人员也不断进入公司，资金链吃紧了。 此时老板开始到处找钱，但原先接触的几家都没了下文，当初许诺的融资和海外上市越来越像画在墙上的大饼。同时，在公司员工眼中，CEO的角色转换并不成功：他还像原来给公司做咨询时那样整天风风火火飞来飞去，更像一个高级售前顾问，而不是一个统领全局者。两位“空降兵”在运作职工持股方案时没有获得员工认同，大家开始对他们的高薪不满：“这两人是来淘金的还是来帮我们的？”两位职业经理人和公司文化的冲突越来越激烈。 上市无望的情况下，早就想一体化管理的集团趁机收购公司员工和管理层所持股份，并且将此前一直试图通过职工持股会强化公司在集团中独立地位的两位职业经理人扫地出门。此时的两位“空降兵”既无法“安内”，也没能力“攘外”，只得背了一大堆“罪名”匆匆离去。 投资与收购变局 企业的投资、兼并与收购是一次利益和组织的重新调整与安排。新的资本进入往往不是单纯的投资行为，它不仅需要董事会中的话语权、资本收益的索取权，甚至还要得到公司的管理控制权。因此，原有的组织架构、管理方式、业务战略都要有新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看跨国公司收购国内企业的一般过程。国内企业由于在客户、渠道、营销方面有着本土化的优势，垂涎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为了及早进入，会采取合资或者收购的方式。起初原有的管理层肯定拥有公司的控制权，加上有国际资本的支持，日子会非常好过。在资本层面取得控制权后，跨国公司会在业务层面通过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式进行渗透。随着业务层面控制力的增强，公司原有的管理人员开始一个个出局。在管理人员大换血后，原来的中国公司将会根据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做重新调整，成为其全球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内公司的收购兼并具体过程也大体如此。达到完全掌握公司目的的手法有很多，有时甚至会不择手段。一家国内知名的系统集成公司在收购另一家公司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磨合，控制了基本的业务和客户，兼并方遂开始动手整理局面。他们首先掌握了被兼并方几个销售人员侵吞公司销售费用的证据，随后突然发动攻势，对外宣布包括被兼并方总经理在内的一些人转移公司客户资源。由于业务和客户基本上被人控制，这些人已经丧失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在这场公司政治争斗中落荒而逃。 一个投资人是否具备公司政治智慧和具体的操作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会决定其投资能否成功。在投资中，人总是第一位的。如何搞掂人就变得非常重要，搞不好往往会令整个投资行为彻底失败。 投资空壳 在所投资的一家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公司赴海外上市前，投资人收到该公司员工的匿名信，告知财务混乱，资产大部分已被抽离。他迅速组织财务人员前往核实，发现与投资之前相比，应收账款奇高，而且大都集中在一家公司名下，而这家公司正是由自己所投公司管理层的几个人持股。 当初投资这家地理信息系统公司，主要是看好其强大的市场推广能力，技术倒还在其次。而且当时业务已能盈利，这样的公司上市相对来说容易一些。资金注入之后，投资人就成了董事会成员，经常参加公司的各种会议，并对公司的管理和经营提出了很多建议，尤其是管理层的人选问题。在他的强力干预下，有两个不太称职的人不得不离开了公司。 此时他正在做公司上市前的筹备工作，但公司的突然变故令他措手不及。原来，这家公司的大股东是一位美籍华人，常年在国外，基本上不插手公司管理，整个公司完全为管理层的几个人控制。这位投资人的进入，虽然带来了资金和上市的前景，但威胁到这几个人的“领地”。于是，管理层的这几个人就偷偷注册了一家公司，悄悄将客户和合同逐渐转移过去，公司的管理层和几位骨干技术人员都持有新公司的股权。 在与管理层的谈判中，这位“海归”投资人体会到了公司政治的厉害，公司总裁把话说得非常明白：“拿钱进来可以，但不要参与管理，这里全都是我的人，如果让我走也可以，那你得到的只能是一个空壳，在投资者那里一文不值！” 公司“政治家” 老一代公司“政治家” 这批企业家早年多身处计划体制下的组织机构，经历过政治嗅觉灵敏的年代。在创办及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其公司政治“修为”已到相当水准，表现浑然天成，对于组织内部的政治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和天赋。坚持到现在仍然有声色的企业家，基本上都已顺利度过安抚老将解甲、完成或部分完成产权改造、遴选接班人、排除对公司发展持不同意见者等等火山口，更有经验丰富者还成功地化解了被集体谋划“篡位”等颇有戏剧性的风浪，其多年历练而成的走平衡木的功夫了得，关键时刻老辣干脆的手法也常常令人叹为观止。 外企公司“政治家” 外企原先被认为是制度大于人情的清净所在。但事实证明，对公司掌控权及资源争夺的程度同样激烈。公司合并之后控制权的重新掌握与人员清洗、分部与总部之间的博弈、派系间的互相攻讦、权力的维护与削弱等等，在外企中都存在。不过，外企与国内的企业相比，更多地是常规性的公司政治，或者称之为“办公室政治”更为恰当。一些自外企经过修炼到国内公司工作的人，所无法适应的也许不是不得不面对公司政治，而是公司政治的复杂程度。 新生代公司“政治家” 包括海归派和许多在完全市场化运作条件下创办公司的企业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经历了对公司政治不以为然到逐渐开始琢磨、有些顿悟的过程。最初，他们年轻气盛，迅速崛起的事业也令他们感觉志得意满，一切尽在掌握，对于老一辈或中年企业家游刃有余的公司政治手段往往有些不屑，自认为如今的江湖已不是往日的江湖，规则自然也已重写。但当他们在公司经营中遇到一连串棘手的问题时，被迫四处寻求答案，就会从前辈的做法或前辈推崇的书籍当中得到启发。这些新生代的创业者是作为“技术型干部”、“事务型管理者”还是真正的企业家，对于公司政治的领悟、公司政治操作手法及驾驭能力的掌握将是他们拉开层次的一个分水岭。 公司政治的杂碎 公司政治无处不在，公司里鸡零狗碎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多与公司政治有关。 我的副手是大佬 某公司老总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是当初分工给了副手太多的空间，结果现在公司核心的资源统统掌握在副手的手上，自己对业务的控制权反而很弱，如果以非常明显的手段夺过来，未免不大妥当。所以他对副手是既忌且恨又怕，每次出台什么新的政策规章，十有八九是针对自己的“大佬级”副手的。好在副手还没有更多图谋，或许还觉得时机不成熟，所以矛盾就在这样的互为制约和平衡中持续，公司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震动。 前任的阴影 某公司新任CEO一上任就开始着力清除前任留下的种种痕迹：提拔新人，制定新的市场战略，选择新的合作伙伴，投入资金推出新的企业形象，当然最重要的是重新制订公司的愿景目标。身边几个比较接近的人都知趣地不提前任的事情，以免刺激正处在“影响的焦虑”中的“新官”。 之所以烧了这么多把火，最关键的问题是声誉卓著的前任对公司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员工们在怀念离去的前任时不自觉地在拿他作比较；公司策略发生变动时总是被外界拿来和前任的思路进行对比；高层开会大部分的业务思路还是沿着前任的方向走；公司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代言人仍旧是前任老总。极度郁闷的新CEO为了走出老CEO的阴影，第一把火自然就是要塑造自己的权威和形象。但这个过程要渐进而巧妙，毕竟自己是前任一手提携上来的。 发动群众斗群众 这是很多资历较深的企业领导者的惯用招数。曾有一家家电企业在自己的内部报纸上开辟一个长达一年时间的专栏，让员工给中层干部提意见。每个中层干部都必须被写进专栏里，而且必须是负面的批评，如果很长时间没有被基层员工在专栏中提到的话，报纸的主编还要点名批评这个中层干部，说此人一直默默无闻，肯定没有在业务拓展上下功夫。一年下来，中层干部人人自危，觉得自己的把柄都被老板掌握了，自然俯首帖耳，以求年底考核时不会被清算。 借刀杀人 有些事情自己动手碍于情面，可以借助外力。比如，引入咨询公司，在咨询报告中可以提出种种改革措施，趁机削弱某些人在公司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或者借着市场调整的机会给一些人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干吧，历千辛万苦也未必能成；不干吧，自然授人以柄。 站队的学问 这是公司政治中的一个微妙体验。一个人在组织中的地位取决于“距离”。位置、资历、和老板的个人交情、对别人的影响程度、在组织中发言的活跃程度等，往往是测定这种距离的要素，人们在这种既定的距离中维持一种平衡。新来者要暗中揣摩这个距离从而得到组织的认可。一旦换了新的老板，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还没有建立的时候，站队就非常关键，如果此时站错队，可能再也没有改错的机会了。站队有时候是身不由己，有时候又需眼疾手快。通常上层的缝隙一出现，下面就立刻开始自动站队。 非常手段 中关村里某企业曾经有一次著名的政治斗争，双方都是研究人员出身，又身为公司高层领导，可谓德高望重，但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惜撕破脸皮、大打出手。一方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花费几年的时间不断上访，向有关部门写检举信，从企业战略和经营运作甚至个人人格上将对方统统否定。另一方也不示弱，一面打着创始人股权变现的收益做诱饵收拢人心，同时调动政府、传媒等各方面资源为自己撑腰，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 曾经有一家系统集成公司在处理公司内部矛盾时，主动向媒体透露某位管理人员利用公司资源中饱私囊的事情，甚至不惜给其深圳的妻子打电话，说此人在北京有几个情人，手段可以算是内外兼修了。 目的在别处 热衷公司政治游戏的人，往往要带起面具，隐藏其真实目的，而代之以高尚追求，言必称公司利益为重。这种游戏就像正月十五灯会里划旱船，你看到上半身船夫的器宇轩昂，却没看到船下面两条腿正紧着捣腾。任何正常的运作都可被用来做公司政治的道具，从而使得一切不露痕迹。高明的公司政治总是蕴涵在常规运作中而不是明显的蓄谋动作，结果常常是令输家百口莫辩、无从申诉。 惠普：公司政治的战场 惠普和康柏的终身大事发展至今，事件本身已经不重要了。曲折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美，如果太一帆风顺了，合并反而显得平平无奇。更重要的是，人们需要用这种美来掩盖一种事实：大公司已经成为公司政治势力和华尔街吸血鬼们角斗的乐园。 公司内部的斗争其实与政治斗争没啥不同，同样是艰苦和持久的。身为惠普创始人的遗老遗少的沃尔特·休利特，被惠普现在的“掌柜”描述成一个不学无术的好事之徒，身为董事会成员却没有尽到一点责任。而休利特则反击说，惠普的女当家菲奥莉娜是一个任性的势利小人，为创建自己的王国不惜出卖惠普老当家的遗产。其实，菲奥莉娜和休利特不过是两个代理人而已。他们都有自己的“作战室”：各自的法律专家队伍组成各自的智囊团，同时双方还拥有快速反应部队和网站，而且以菲奥莉娜为代表的惠普网站还由一间网上政治顾问公司领导。双方各自动用了几千万美元做广告，希望影响股东作出有利于己方的决定——这与美国某个州的参议员选举有什么不同？就连其手法也完全相同：双方往往把争论焦点引向投资者毫不关心的地方。作为双方的主帅，菲奥莉娜和休利特照例不会赤膊上场，他们的手下会指挥战役和分别去与大股东开会。这些手里拥有足以决定合并案命运的大股东成为双方“公关”的重点。 作为政治斗争的副产品，董事会和股东欣喜地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的时代。前不久，ＩＳＳ作出支持惠普与康柏合并的决定。ＩＳＳ本身只是一间顾问公司，对将于３月１９日举行的股东投票结果并没有直接的作用。但它的顾客手中拥有２３％的惠普股票，就凭这一点，ＩＳＳ就成了双方的太上皇。如果ＩＳＳ表示反对合并，那么合并就很可能告吹，因为休利特一方的手里握着１８％的股份。在ＩＳＳ作出决定的前一段时间中，要求拜访该公司主管麦克古恩和首席分析员兰·库玛的人络绎不绝。菲奥莉娜和休利特本人就分别访问了ＩＳＳ公司总部两次。此外，ＩＳＳ还接待了康柏ＣＥＯ麦克尔·卡普拉斯，以及双方的金融顾问和董事。死缠烂打的说客连一些大股东也不放过。布兰迪·布兰登是一位拥有２１０万股惠普股票的分析员，在去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就曾接见了惠普的菲奥莉娜和韦曼、康柏的克拉克、休利特等一干人等。布兰登幽默地说：“这些人不是冲我来的，他们是冲着１／１００惠普股权来的。” 从双方处理事情的方法来看，也与华盛顿的政客没啥两样。曾有一些律师建议休利特，让他以董事会成员的身份支持合并，再以股东的身份反对合并。休利特愤怒地指出，很显然这是菲奥莉娜的阴谋。就在前几周，惠普公司宣布，在合并完成后，菲奥莉娜将可以在两年内得到７０００万美元的奖金。可是惠普的董事会却明显地推迟对这件事的讨论，以便可以让菲奥莉娜自己提出这种做法不合适。随后，惠普的发言人强调，公司没有批准任何付给经理人的奖金计划，而且这是“可笑的”。毫无疑问，这是从克林顿那里学来的“诚实”行为。 尽管公司政治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但惠普的内部之争却是不寻常的。在一个公司内部，董事对ＣＥＯ的行为提出质疑是不多见的。当安龙事件发生后，全世界都大声地谴责安龙的董事对于管理人员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董事们不会等到公司站在破产的边缘才发挥作用，这件事本身倒是值得庆贺。可是，当人身攻击也成了手段之一时，人们也就高兴不起来了。在１月１８日写给股东们的一封信中，惠普公司方面把休利特形容为“从来没有在公司里工作过或涉及管理事务的”一个“音乐家和研究员”。看看这封信，当其它公司的董事想对ＣＥＯ说三道四之前，他们也不得不三思。 当两间公司研究合并事宜之际，如果股东们觉得成交的价格太低或者对竞争对手有利，公司内部的争论也就在所难免。可惠普的情况是，合并将对双方都有利，而多数管理人员的乌纱帽都不受影响。这时股东和公司的矛盾激化似乎没有道理。不过现在情况又有变化，金融分析员的研究发现，大公司特别是高科技公司合并后，其股价往往下跌。也就是说，惠普的内部矛盾实际上是利益之争。 既然是利益之争，就不能怪双方拼全力相争了。如果合并最终被否决，就等于惠普董事会对菲奥莉娜等高层管理人员、董事会中９名董事中的８位和金融顾问们投了不信任票。相反，如果合并被通过，休利特也别想再在董事会里呆下去了。打工仔们同样被卷入争端之中。前董事会成员、另一位创始人的儿子大卫·帕卡尔德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２／３员工反对合并；但惠普公司方面的调查则显示：员工支持合并。 其实，一开始时斗争并不是十分激烈。可是到了今年１月，惠普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纷纷向休利特开火，休利特不得不还击，干脆直截了当要求更高的交易价格。此后，双方的行动升级，公开信成了双方骂战的武器。２月底，惠普董事会在数份报纸上发表致休利特的公开信，指责他“对惠普和我们的ＣＥＯ进行激烈的攻击”。两天后，菲奥莉娜也在致股东的一封信中指休利特“已经变得越来越极端”。而休利特也不含糊，在广告中称合并是“一个价值２５０亿美元的”错误。 现在，互相攻击已经成了交战双方每日必做的功课。这场政治游戏甚至把康柏拖进其中。该公司近日向其创始人之一的罗德·坎尼恩呼吁，要求他打破沉默，对合并案表示支持。同时，康柏的董事会也要求董事托马斯·帕金斯尽快表态。总之，只要地球还在转动，各公司里的知名人物仍会像生猛海鲜一样，永远活跃在政治舞台之上。 毁于公司政治的“流星” 南海市有一家名叫“童心”的玩具厂，由周先生和他的搭档胡先生在1997年创建，从当初“七八个人、五六条枪”的景况，发展成为2000年拥有400多名员工的玩具生产厂。随后公司通过贷款融资，在当地的工业开发区内购置了近2万平方米的地皮，并建起了总面积为4万平方米的3座现代化厂房。 但是，就在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之际，种种问题很快暴露出来： 首先，规模的扩大带来的是对个人利益分配的明争暗夺，周先生变成了周总经理，胡先生变成了胡董事长，对利益的争夺逐渐由桌子底下摆上了台面，随着两人把自己信得过的亲友纷纷安排进公司，两大利益集团也逐渐形成。 其次，当年跟着老板打天下的那些人员，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也纷纷升迁到各级管理岗位。这群人以本地人为主，相当一部分与公司高层有各种裙带关系。他们的整体素质偏低，但以“功臣”和老板的“亲戚”自居，恃宠而骄，既不肯积极上进，又怕新人超过自己。 再次，公司以前基本上是个“大作坊”，管理粗放，流程简单，主要从事一些二级、三级加工业务。当员工从400多人一下子扩充到几千人，公司管理基础薄弱、管理人才匮乏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周总经理和胡董事长通过公开招聘，引进高层管理干部，但是，公司没有一套制度体系来保证这些人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加上本地员工对他们的排挤，这些管理人员只能混日子或离开公司。管理与规模不匹配所造成的恶果进一步凸显出来：运作成本急剧飚升，生产品质失去控制，厂区环境一塌糊涂，更严重的是，管理干部和员工士气低落、信心不足，对公司的发展前景普遍悲观失望。面对这种状况，有朋友建议进行ISO9000质量认证，可以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品牌形象。两位老板决定找一家顾问公司来做认证咨询，但两人都认为，谁的人拿到了这件事的主导权，谁就有可能在后续的规范化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经过近一个月的争吵之后，终于尘埃落定，由胡董事长的弟弟小胡来主持这件事情。小胡并不知道ISO9000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而是采用了一个自以为很聪明的做法：找几家“认证咨询机构”来竞价。又折腾了将近两个月时间，终于确定了一家所谓的“认证咨询机构”，只要2万元就可以“通过认证”。 周总经理和胡董事长很快也意识到，2万元“买来”的证书，并没有给公司带来本质上的变化和提升。在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坚定地将小胡“赶”下台之后，周总经理意识到，这是一个扩充自己势力的好时机，于是提出由他出面到广州市物色优秀的管理咨询顾问及培训师。 咨询顾问和培训师很快就找到了，准备对企业进行管理系统（主要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生产管理系统）的变革、重组、优化、整合。此时的培训只是一个普及教育的阶段，没有触及各人的切身利益，顾问们进驻公司，与所有管理人员同吃同住，不断进行各种形式的沟通，试图了解更多的内部情况，使方案做起来更合理、更符合现实。可是，积极参加培训的大多是新锐的管理人员，几个在公司里很有分量、跟老板一起打天下的“元老”，几乎每次都会找借口推脱。公司高层中只有周总经理积极参与，而胡董事长、小胡以及和胡董事长走得很近的那群管理干部居然一次都没有到场。“不参与”这种行为本身，已经充分地表明了他们并没有对这件事采取支持的态度。在周总经理的反复敦促下，系统变革方案的第一个文本《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很快制定了出来。周总经理在缺乏足够的舆论准备、适当的安置措施，甚至还没有和胡董事长充分沟通的情形下，他就将新的组织架构图、部门职能界定匆匆忙忙地张贴了出去。同时宣布，新的组织方式3天后正式执行，各部门主管根据新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 首先，一群被“精简”的人员涌进胡董事长的办公室，向胡董事长要“说法”，搞得他焦头烂额。接着，小胡、负责生产的王经理、负责业务的李经理也跑到胡董事长的办公室，指责顾问越权行事，未经高层的许可，就擅自宣布改革方案，应该对引起的动荡负责。此后的几天，情况变得益发失控。一些部门领导人开始煽动不明真相的员工罢工、请愿，要求留下被精简的人，把顾问赶走。另外部分支持变革的管理干部则针锋相对，坚决要求将阻碍公司发展的人彻底精简。高层的意见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甚至演化成极不理智的过激行为，明明是牵涉到公司矛盾的管理变革，已经演变成了一场指向性很强的个人恩怨。此次管理变革项目已经失败，无法再延续下去，咨询顾问的工作就此终结。 “童心”的一切又恢复了原状，曾经被精简下去的人员又昂首阔步地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上，部分新锐的管理干部对于公司的现状彻底失望，陆续离开了公司，包括周总经理在内。到2001年年底，公司已经严重入不敷出，员工和管理人员只剩下不到400人，花费大量贷款建立起来的规模庞大的厂房、购买的大量设备，都闲置在那里。 老板权术篇
南方某大型金融企业的老总是业界常青树，创业至今走过了20多个年头，公司里除了他的地位没有动过，其他高层人士全都换了个遍，几位创始人在公司头10年里已走得精光。 在公司度过了创业期之后不久，这位老板就花重金请来了一家国际著名的咨询公司，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管理变革”。第一板斧是实行严格的业绩考核制度，自他以下的公司管理人员全部纳入考核范围，当然也包括几个创始人。当初在业务开拓上立下汗马功劳的第一副总因业绩考核不理想被轻松拿下，此公愤而离开，自创门户。另外几个创始人知道此处不可久留，纷纷早作打算，有的投奔竞争对手，有的自己创业。 老板的铁腕统治从此无人挑战，因为最有资格和力量挑战的几个人已经离开，其政策执行自此顺畅无阻。虽然公司历经几次创始人出走带来的人事动荡，每次都有大批的中层甚至基层员工离去，但是在老板的铁腕统治和相对完善的制度配合下，企业依然不断发展壮大。 江山轮流坐 国内一家著名的民营房地产公司，靠5位创始人在海南房地产热中淘金，完成了原始积累，在当时的地产界被称为“五虎将”。在海南的地产泡沫破裂前果断撤离之后，他们开始在全国各地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公司组织架构也随之调整，转变为集团控股公司，几个创始人各守一摊儿。 随着各分公司业务的相对成熟，几位创始人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当初那种团队创业的气氛随之衰减。虽然有着集团控股公司的架构，但由于各地的业务差异很大，几个人当中似乎谁也没有能力来调控整个集团的资源。当初创业时大家本来就没有座次之分，有事儿5个人一块集思广益，原本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局面，但如今却成了谁也不服谁的争吵，集团办公会成了大辩论会，集团完全丧失了对下属企业的掌控能力。 为了不伤感情，几个人甚至想出有绿林好汉遗风的权宜之计：江山轮流坐，隔一段时间换一个集团总裁。结果更加速了集团公司被架空的进程，分裂已在所难免。根本都不需要动用什么政治手段，大家很快就好合好散，或变卖股权，或带走项目，或转变行业。“五虎将”终成一个曾经精彩的故事。 “垂帘听政” 一家民营公司的老板选定了一个自己非常信任的人作为接班者。不到一年，该接班人突然失宠，撤职命令一宣布，保安即刻监视他收拾东西走人。据说原因是这位接班人“太着急”，擅做主张，做出了种种令老板不舒服的事情。 一家家电企业的前任总经理重出江湖，罢免了他亲自任命的总经理，同时废止了后者上任之后的“新政”。半年前，这位老总对外宣布退到二线做董事长，不再干涉企业的具体经营问题。而今他的复出无疑证明了半年前的所谓功成身退只是“垂帘听政”的另一种修辞而已。一旦事态发展要超出自己的控制，他会毫不犹豫地走到前台。而作为一个年轻的企业家，被“废掉”的接班人有着自己的思路和考虑。他酝酿将公司总部迁往上海，因为几乎与这个内陆城市融为一体的企业在获得新观念新思想方面始终要比地处沿海城市的竞争对手慢上半拍，他希望总部搬迁能够为公司带来新鲜的空气和血液。但该企业对当地城市贡献太多，可以说是这个城市的稳定器。因此，在前任的眼中，接班人的做法太过激进，总部搬迁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与当地市政府甚至省政府的关系在现阶段仍然是重中之重，怎能轻举妄动？显然，在处理复杂问题尤其是政府关系时，接班人根本就缺少政治头脑和大局观。这位老江湖更上心的其实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同时实现管理层持股，这无疑是更深层次上的机制调整和利益重组。 雇员权术篇
有一个资产不足300万的企业，生产“液体香皂”，本地市场开发得还可以，企业生存没有问题。后来企业引进一个洗化用品专业人才，动不动就谈宝洁公司有7000多个博士搞研发、搞配方，要上实验室、上好项目、引进助手，老总对他的五花八门的项目十分感兴趣，企业越过战略阶段跟着他“闹腾”了一圈，结果耗尽了全部积累，产品还在实验室里出不来。 这些“好马”，企业一般非常重视，也确有过人之能，又容易影响决策者的思路，作用发挥不当的话，很容易搅了企业的“局”。 有一个故事，说是某个特别厉害的业务员，把客户厚厚的合同揣在怀里，对老板说：“你给我多少好处，我就把合同签下来，否则，免谈！”。 “业务把持”或者“项目把持”也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企业的出色人才，一般可能负责某项重要的业务或者项目，手上有资源砝码，很容易跟领导讨价还价。 一个已经实施MIS（管理信息系统）的企业信息中心主任，明着要20万年薪的价码，否则他一卸磨，整个企业就“瞎”了。同样是这个企业，其质管部主任被20万年薪挖走，销售部长把持主要客户，带着手下人“另立门户”，还洋洋得意地说：“创业有什么难！我出来头一年，凭着原来的关系客户，就可以有300万的销售额！” 这种情况弄得老总焦头烂额，企业发展规划实施不力，损失惨重，最后老总痛下决心：以前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什么人才方面的事情，今后一定要激励好、管理好、约束好这些重要人才。
在“正式组织”中，重要人才有时会把部门或者个人的利益、目标、企图凌驾于企业之上，凭借自己独立的市场和企业内部资源，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中央”基本就没有什么权力，被“架在空中”。某公司下属10个分公司，其中有4个分公司的业绩十分显著，可是总公司不能有力控制，“连利润都可以不上缴”，多头对外，分公司之间也矛盾重重，内部相互抵触，市场上互抢客户，总公司的经理感觉自己“做得很没劲”。 企业内部还存在“非正式组织”，靠情感、关系、志趣结合在一起的一些团体。具有巨大个人影响力的“好马”，基本就是这些“团体”的头头脑脑，如果他们发挥负面作用，对企业人员的思想、行为影响非常大。一个家政服务公司，员工中有一个“德高望重”者，对老板有意见，于是在客户服务中，他一句“都坐着，别卖命”弄得客户急得哭，老板当然少不得赔钱赔小心。 元老难养 元 老问题基本上朝朝代代都会碰到，也是非常伤脑筋的问题。元老既然为“打下江山”建立汗马功劳，当然是“好马”。但是，江山一旦稳定，就免不了急于“对号入座”，政治的经济的预期利益也要急于实现。从激励的角度讲，已经实现的目标就不再有激励作用，因此“元老”后进和拌脚搅群现象时常发生。元老拌脚，一面来自居功，一面来自对新事业不去自动适应。对于这个问题，急不得恼不得，这是典型的“公司政治”，是企业文化中最具杀伤力的反文化，它会严重影响公司经济行为的主调。建议企业们家少用“极端”的办法，因为元老自有元老的既定地位，特别是在公司遇有重大困难时，他们还能挺身而出，新人则很难说。对元老改变态度，甚至清除他们是很危险的，有害你事业的根本，影响你的形象。 而及时改造团队，进行悄无声息的转化，避免“硬手术”，建立规范的制度，适时起用新人，这些都是很好的措施。 皮卓丁评说联想的公司政治
当时联想推出的汉卡上没有什么软件，皮卓丁就配了一些软件，半年推出了一个产品，深受柳传志、李勤赞赏。1991年底、1992年初的时候，皮卓丁被联想推荐到美国考察，对当时美国软件业的发展做了很全面的访问。回国后，柳传志对他说：“联想现在要把研发和销售结合起来，做事业部试点，这个部门想请你牵头，把公司最具活力的产品汉卡放在这个部门。”汉卡当时是联想赖以生存的利润来源，那时候利润开始下滑了，皮卓丁就接手了，汉卡平均一年七八千张的销量，第二年提升到21000张。 到1995年初，联想发生了高层之争，柳传志跟倪光南两人成了死对头。皮卓丁因为是倪光南招进来的，就自然而然被认为是倪光南的人，恰逢当时硬汉卡朝软汉字系统转型，没有完成销售及利润指标，当时联想就以皮卓丁对下属管理不严的罪名要把皮卓丁的总经理职务给撤了。通知皮卓丁的第二天，他找了刚刚进入中国没多长时间的Lotus。再后来又有一个机会，“Adobe”要用人了，猎头公司多次来找皮卓丁。1998年10月，皮卓丁加盟了Adobe，担任第一任中国区总经理，一直干到现在。当时在联想有两三个人比较厉害，一个是现任的杨元庆，一个是神州数码的郭为，皮卓丁当时也算是一个猛将。杨、郭二人是在销售第一线做出来的，一直是柳传志的左膀右臂，皮卓丁实际上还是属于旁系的。皮卓丁分析联想，觉得它跟传统的家族企业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尽管他不是传子，但是的确是传自己的人的。 对皮卓丁影响最大的是柳传志。倪光南和王选比较来说，两位都是科学家，但是王选的这种办公司的能力或者说是左右一个公司的政治营业能力显然比倪光南要成熟得多。倪光南还是传统的科学家，尽管他对市场的能力的把握和王选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异，但是对企业政治斗争的控制能力显然太弱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王选应该在这方面战胜了倪光南。柳传志跟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企业家，是一个企业政治家。柳传志之所以对皮卓丁影响最大，是他具有公司政治抱负。带一个公司一定要讲远景、理念(Vision)。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像柳传志这种人才在那个时候以至于到现在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他有那么强的一种理念，而且能够把这种理念、远景变为每一个战役，分解成每一个步骤，在他的公司里布置下去，贯彻下去。 皮卓丁看过电视剧《雍正》、《康熙王朝》，觉得其中历史是怎么过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代人诠释出来的问题，这里头的政治对企业管理是非常有帮助的，特别是对中国企业。他感触最深的就是皇帝要派十两官银给老百姓，但是最后到老百姓手里的时候只剩二两，其中有八两被派发官银的队伍给拿掉了，然后这个事情就被一些所谓的清官层层地报，报到皇帝那儿去了，皇帝得知这件事情以后，也很想把这件事情认真地解决一下。但是这时候，很典型的政治问题就出来了：你下面怎么处理？你是再派官银，还是派一些所谓的清官抓那些贪官，把银子给退回来，还给老百姓？这所有的都是错误的。其实十两官银派发到老百姓手里的时候，这个中间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跟现在企业各个环节的成本是一样的，跟皮卓丁们国家政治的成本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人去计算，说明实际上最初计划者就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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