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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志愿军炒面、炒米
1950年,年轻的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尚未恢复,面临的任务却很艰巨:除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巩固、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仍待消灭外,西南大片国土亟待解放,东北鸭绿江边却又传来了隆隆炮声……在战备物资匮乏,新的后勤生产体系尚未建立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为保卫新生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我军相继开展了抗美援朝以及进军西藏两场重大军事行动。当时的最大困难是后勤供应方式与先前经历的各场战争完全不同,抗美援朝需要出国作战,而西藏交通不便,生产力也相对落后,出于民族政策等诸多考虑,粮食等物资既不能就地征集,也无法依赖缴获补充,几乎所有补给都必须从后方运去,这给我军就地征粮、自办伙食的传统伙食供应方式造成了很大困难。炒面(米)和代饭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入朝、进藏部队的一种重要方便食品而走上历史前台的。 朝鲜战场上的“一把炒面一把雪” 志愿军入朝初期,后勤补给十分困难。由于没有制空权,敌机对我后方运输线狂轰滥炸,粮食很难及时送到前线。而且当时部队为追迁南逃之敌,推进速度很快,加之为避免暴露作战意图,多数在夜间行动,以往就地埋锅造饭的作法明显行不通了。白天生火容易招致空袭,晚上行军又无暇做饭,即使做好了饭,又赶不上部队的前进步伐。加上天寒地冻,等送到火线上饭菜都冻成了冰疙瘩,因此,很多情况下一线部队不得不靠烤土豆和煮玉米粒度日,饿着肚子坚持战斗的情况非常普遍。前方部队纷纷要求后勤部门设法向前线供应一些容易保存和食用的熟食品,以解决部队的“吃饭难”问题。 最早要求供应炒面的是前线部队的指导员,但向总后勤部正式提出相关建议的则是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的李聚奎。其实,炒面这种食物已经存在了数千年,是民间特别是北方常见的一种小吃:将面粉与大豆、芝麻等物一同炒熟磨碎,吃时加糖用开水冲成稀糊,也可加入少许荤油和盐。同时它也是最早的方便食品之一,容易保存和携带,无需炉灶即可食用,很早就是人们远行时常备的一种干粮。长征期间,红军就是依靠青稞炒面的帮助,才通过了荒无人烟的大草地。李聚奎部长是老红军出身,曾经接触过炒面,因此1950年Il月底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他就向总后勤部提出“以炒面为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这一建议得到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的赞许。彭德怀在看过东北军区后勤部送来的炒面样品之后指示,粮食炒制前要洗净,炒好磨碎后要适量加盐,并要求“大量前送”。 根据东北军区的测算,即使按照每个战士所需定量的三分之一供应,前方每月也需要900万斤炒面,其中东北地区只能解决500万斤,其余需要关内协助解决。周恩来总理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和中南各省市布置任务。东北人民政府为此专门下发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部署了在一个月内加工650万斤炒面的任务。为了给战士增加营养,另外还要求设法供应熟肉52万斤。开始是组织动员各级党政机关食堂加工,后来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部队、工厂和学校以及其他单位。原料由政府提供,各单位自行解决人手、工具、燃料的问题。以黑龙江省为例,1950年底全省党政军机关均安排有炒面任务,人均指标达20斤,沈阳市委及市政府每日炒面指标1.2万斤,20天内要求完成24万斤。为保证按时交运,春节期间也需连续工作,当时口号是“作为新春佳节向志愿军的献礼”。省军事部在后院砖砌锅灶,架设直径1米的大锅,用平板锹当锅铲,剁木桦作燃料,4人一组,2人翻铲、1人烧火、1人筛面,循环作业。各部队按照军区要求,规定每个指战员在一周内,完成炒面l袋、煮肉10斤的任务。像东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鲁迅文艺学院这样的单位也都积极参予,电台全体供给制干部每晚义务在食堂参加炒面,时间长达一个月;鲁艺则在院内搭起10个炉灶,炒面时3人一组,每口锅3组轮流换班,昼夜不停。后方“男女老少齐动手,家家户户炒炒面”,敬爱的周总理也在百忙之中,亲自与机关同志一起动手加工,后勤部门高效运转,一袋袋炒面和熟肉被火速装箱运往朝鲜战场。仅仅20多天,首批400万斤炒面就被送到前线,有效支援了第 以大米为主食的南方地区不流行炒面,与之类似的食物是炒米,就是将大米炒熟,吃时同样用水泡开,加入红糖等调味,作为一种点心或零食。为适应入朝部队中大量南方籍战士的需要,南方各省为前方加工的主要以这种炒米为主。1950年初,仅中南军区就为志愿军准备了38万斤炒米,其中由武汉市各中学师生炒制的就有5万斤。当时采取的办法也是由政府拨给大米,分发到各中学,每名师生10~14斤不等,回家炒熟后由学校集中起运,要求保证清洁,成品不焦不黄不湿。炒米看似简单,但对火候要求较高,要求保持小火,当时多为柴灶,稍不注意火就熄了,火大则容易炒焦,因此并不容易。但师生们抱着“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的想法,按时完成了炒米任务,为抗美援朝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与炒米相比,炒面存在在配方差异的问题,成份并不是唯一的,不光各地成品有所不同,就是不同时期加工的也有区别。早期前送的炒面配方为“小麦面70%,高梁米面、米粉或玉米面30%”,炒熟、粉碎后再加0.5%的盐,而东北军区送去的炒面,则是“面粉65%、米粉25%、大豆粉或豌豆粉7.5%”,盐含量提高到2.5%。在渡过最困难的1951年下半年之后,我军后勤供应条件不断改善,炒面的营养成份也有所增加。根据洪学智同志的回忆,1952年以后送往前线的炒面;配方改为“面粉45%、米粉40%、大豆粉或豌豆粉7.5%”,另加有5%的鸡蛋粉和2~2.5%的盐。其中的鸡蛋粉又称全蛋粉,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营养品,是以新鲜鸡蛋为原料,经杀菌、过滤和喷雾干燥制成的一种淡黄色粉状物(如果仅保留蛋黄,则称为蛋黄粉)。它保留了鲜蛋的绝大部分营养成份,但更容易保存,是鲜蛋的一种理想替代品,加入适量水搅拌后,又会还原为液态,可直接食用或作为其他食品的原料,缺点是其中磷脂和类脂蛋白容易氧化导致蛋粉变质。当然,上述配方标准主要是起到指导作用,就机关、单位、家庭分散加工的生产方式来说,实际质量是难以做到严格统一的。比如送到前线的一些炒面是甜的,掺有芝麻、花生和白糖,有些炒面是以高梁面为主,或因火大炒过头,口感苦涩,有的则火候不足,还带有生面味。不过这些问题只是个别的,因为当时对炒面的质量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东北人民政府曾专门制订了《炒面原料取给及炒面集中办法》,设有专人负责监督、保密及检验成品质量,同时有具体的加工要求,比如要保证小麦面和高梁米面炒熟、炒匀,食盐必须重新熬成精盐并磨成细粉(当时的食盐一般为粗盐,杂质较多),等晾凉后才能包装等等。此外,还要重点防止敌特在炒面中投毒破坏,各级党委组织党员干部在加工点轮流值班,各加工单位也必须在上交的炒面口袋、装肉的木箱上钉一个布条,注明由哪个单位加工、负责人是谁等等,不合格者要退回重加工。总体上来说,当时炒面的质量是合格和过硬的,东北人民政府也因此受到嘉奖。 对那些亲身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人来说,都少不了关于炒面的回忆。当时分管后勤工作的洪学智副司令员曾说过:“如果没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在朝鲜战场上,从首长到普通战士,人手一条直径约10公分,长1.2到1.4米的干粮袋,它是广大指战员随身携带给养的主要装备,其重要性堪比手中的武器。一条干粮袋能放10斤左右的炒面或炒米,不怕冻、不怕干、易保存,可以维持一个战士7到10天左右的生活需要。“联合国军”因此将对手的进攻称之为“礼拜战术”,意思就是志愿军战士的炒面和弹药只够用一个礼拜,然后就因为补给跟不上而必须停顿下来。至今韩国战争博物馆里,仍陈列有志愿军所带炒面的复制品。在最艰苦的阶段,志愿军战士们过的是“大米白面不见面,高梁小米靠边站,蔬菜肉食不用提,炒面拌雪天天练”的生活,天天以炒面为主食,由此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干吃炒面难以下咽,因此朝鲜战场上就出现了著名的“一口炒面一口雪”,而在坑道战斗中,炒面又因为高温和潮湿容易发霉变质。另一个问题是,炒面的营养成分过于简单,尤其是缺乏维生素,长期食用不仅倒胃口、有烧心感,还会带来牙龈出血、口角炎、唇裂、夜盲症、干眼病等多种病症,影响战士们的体力和战斗力。因此1951年下半年,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印发了野菜标本图谱,发动部队广泛开展挖野菜活动,补充炒面中不足的养份。从1952年开始,战局形势逐步稳定,物资供应全面好转,各单位也因地制宜组织副业生产,利用战斗间隙种植蔬菜,自己做豆腐、生豆芽等等。当年不仅实现粮食、副食按标准供应,前沿部队甚至早餐能吃上油条豆浆,每餐做到两菜一汤,生活不断改善,士气也愈发高涨。1952年9月,为帮助遭受大规模轰炸的平壤居民渡过生活难关,志愿军还将节约下来的炒面(米)60万斤送给当地难民。雪域高原上的代饭粉 代饭粉又称“代食粉”,是炒面的一种,由熟面粉添加一定比例的豆粉、花生粉以及食盐制成。不过,因为它曾与建国初期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进程有着紧密联系,因此被单独载入了史册。 早在1950年2月8日西南局的一次会议上,时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进军西藏“主要困难是交通问题”。从当时最接近西藏的四川雅安到拉萨,要经过2000多公里的高原无人地带,一路上雪山重重,激流拦路,需要跋山涉水,而且沿途空气稀薄,不时有狂风暴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考虑到西藏地瘠民贫的实际,中央确定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指导方针,禁止进藏部队私自向藏民购买粮食及其他物资,一切给养全靠后方供应。特别是首批入藏部队,所需给养全靠人背马驮,还要承担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等任务,负担更重。在这种情况下,既方便携带、保存和食用.同时成本低廉,又有一定营养价值的代饭粉,就成为部队首选的随身干粮之一。 进军西藏,补给重于战斗,保障部队的物资供应因此成为进藏工作中最艰巨的任务。1950年2月初,西南军区组成以2野18军副军长昌炳桂为司令员、第三兵团后勤部长胥光义为政委的支援司令部,负责组织实施进藏的各项准备工作。贺龙同志在签发《西南军区关于支援八藏工作向军委和西南局的报告》时提出:“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即用一切力量供给什么”,同时要求,根据康藏地形、气候、交通、经济、敌情,与我军具体条件相结合实施补给。随后,军区开始从川西地区大批征调粮食,采购皮衣裤、皮鞋、手套和固体燃料、帐篷、雨布、风镜等高原生活物资,并委托厂家生产20万斤饼干、罐头、代饭粉、蛋黄腊(又称“蛋黄纳”,是当时一种主要的辅佐食品)等耐贮藏、易运输的方便食品。当时西南军区后勤部为保持进藏部队指战员的身体健康,对被服、装具、饮食等方面,应该说考虑得是非常仔细和具体的。比如对各种方便食品,力求养分充足,对其成份都进行了具体规定,其中代饭粉要求以小麦面和一定比例的黄豆粉、花生粉等为主料,同时加有食盐及少许白糖、奶油等调味料。至于蛋黄腊,也规定其必须以淀粉和鸡蛋粉为主要成份,再加入白糖、精盐、淀粉、蟹黄、味精等,制成条状物。成品代饭粉和蛋黄腊均用铁罐和木箱包装,防止受潮和损坏。就当时条件而言,这样的规定是相当讲究的,既保证了基本的热量和营养成份需要,又比较适合战士的口味,能够有效补充体力。 入藏先头部队的粮食补给是按人头逐日计算的,每人每日定量为1斤半(均为16两制,下同)。连同武器装备,战士人均负重达70斤,干部也要背负20~30斤的粮食。因高原气候多变,大米极易受潮,即使不霉烂也成了碎米粉,加上高原气压低,煮饭容易夹生,本来是紧急情况下使用的代饭粉等方便食品反而成为了部队的主食。先遣队司令员兼政委王其梅考虑到今后可能遭受土匪和反动土司的袭扰,严令部队节约粮食,尽量吃稀不吃干,对代饭粉和蛋黄腊的分配也进行了严格控制。战士们用代饭粉烧成面汤,或是和野菜一起做成菜糊糊或野菜团子,野外环境下则和雪一起拌成和糌粑类似的面团来充饥。蛋黄腊由于营养成份较高和食用方便,常常每人发给两根,在行军途中作为午饭。但随着先头部队深入西藏,粮食补给问题还是逐渐暴露出来。由于没有现成的公路,无法用汽车运粮,部队要按平均每天50~60华里的速度前进,而运送补给的牦牛运输队一天最多只能走30华里,供给一直处于跟不上的状态。18军先遣队进入甘孜不久,随身携带的粮食就吃完了,数千人的队伍接近断粮。开始时每人每天1斤,后减少到12两,最后包括承担修路等重体力劳动的部队在内,均减至每人每天8两,女同志只有2两,但原有的开路、生产等任务却未减少。部分代饭粉出现的质量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尽管军区后勤部制订了较高的质量标准,但由于四川地区解放不久,我军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后勤生产体系,因此包括代饭粉在内的很多军用食品的生产是委托当地民营企业进行的。当时最大的供应商之一就是成都市私营心中农业公司,该公司在解放前成立,在市郊沙河堡建有近代化的罐头食品工厂。1950年初,西南军区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由后者生产供应18军的代饭粉、罐头和饼干,川西行署负责其购置原料的贷款,到当年3月即生产出2000吨以“八八面”(即100斤小麦出面粉88斤,品质较为粗糙)、黑豆、麦芽粉为主要原料的代饭粉发往部队。由于缺乏成熟有效的监管制度,心中公司在加工时不按合同规定,偷工减料、掺杂施假,用玉米面冒充蛋黄粉,并减少奶粉和味精的含量,甚至不把豆粉炒熟,这样的代饭粉不仅营养价值低,并且很多是生的,极易霉变(同期志愿军订购的罐头、熟肉、饼干等代加工食品中也出现了不少质量问题)。进藏先头部队携带的代饭粉因此出现大范围霉烂变质现象,加剧了粮食短缺问题。部队不得不靠宰杀运输队部分牦牛,以及挖野菜、捉鼠雀来补充。由于战士们吃不饱、吃不好,加上水土、气候不服,导致病号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一直到通过甘孜当地政府和上层人士代购青稞33万斤,加上派飞机空投大米2.3万斤,才暂时得以缓解。即便如此,18军一直严格执行纪律,始终未向群众征过一粒粮食。 尽管代饭粉质量不高,而且长时间食用会带来维生素缺乏等问题,但对进藏大军来说,它仍是最急需的补给之一,在输往西藏的物资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时任西南军区工兵司令员兼政委的谭善和将军在《康藏公路筑路日记》中多次提到了当时作为重要供应物资的代饭粉:“1950年9月15日,……起运代饭粉12797箱……:1950年9月17日,……16日六连42部车运代饭粉15万公斤,二连46部车运代饭粉10万公斤,一连10部车今去甘孜装罐头229箱、代饭粉172箱……”另一个统计数字也能证明代饭粉的地位,截至1954年10月2日,在经由下曲卡兵站运输的物资中,就有代饭粉4.16万斤,而同一时期内输送的原粮仅有大米29.3万斤、面粉2.47万斤。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为表示诚意,中央大幅削减了驻藏部队和地方干部的数量,加上驻藏部队自力更生、就地组织副业生产,主副食品逐步能实现部分自给,对代饭粉等方便食品的需求明显减少。其批量生产只持续到1952年年底,通常除供应野外作业部队外,只在局部军事行动中有所使用。例如1952年6月,针对原国民党军104师师长傅秉勋纠集反动势力在阿坝黑水建立所谓“反共反攻基地”,西南军区从甘、康、贵、川抽调野战军11个团共2万余人对其进行围剿,参战部队就要求每名指战员携带“1斤代饭粉、半斤岩盐”。 解放后国产军用方便食品发展概况 从南昌起义到解放战争末期,我军的伙食供应一直是依靠连队一口行军锅、人手一条干粮袋,各单位自办伙食的落后方式维系的,除少量战利品外,没有制式军用食品。虽然1949年哈尔滨松江罐头厂为支援解放军南下,生产出第一听红烧猪肉罐头,开启了我军自制军用食品的历史,但直到建国初期,国内在相关专业科研机构和厂家方面几乎仍是一片空白。朝鲜战争让我军充分认识到了在后勤供应上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当时美军已经拥有品种繁多、营养丰富的各类军用方便食品。时任38军112师336团3营副教导员的江得水同志回忆,在二次战役中,他所在的部队缴获了美军运送补给品的汽车,车上仅罐头就有29种之多。为满足前方急需,国内轻工业部门通过广泛动员民营厂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无到有,从头做起,开始了军用方便食品的研制和生产工作。除罐头、炒面(米)外,1950年当年就开始向部队供应采用蜡纸和铁箱包装的军用硬饼干,后其成份又有所改善,有的增加了芝麻、白糖和牛肉屑,其中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产品尤其受到部队欢迎。但受条件所限,当时的方便食品不仅品种少,适口性也较差,像军用饼干,部队普遍反映太硬,有时不得不先用石头将其砸碎,加雪水泡开才能食用,质量也差次不齐。1952年2月,轻工业部制订了《军用食品检查方法》,要求承担军用食品生产任务的所有厂家认真贯彻执行,进一步提高了相关产品质量。1953年,试制出了脱水米饭和面条,但未正式投产。当年8月,轻工业部、总后勤部军需部邀请中国科学院、中央卫生研究院以及华东、华北多家科研部门,在上海召开专门座谈会,研讨军用食品的营养标准、食品卫生、包装形式,以及如何延长保质期及研制脱水蔬菜等重要内容,为此后军用食品的研究生产指明了发展方向。截止1954年底,根据对哈尔滨、大连、沈阳、天津、烟台、上海、南京等地17家工厂的统计,共生产军用硬饼干、炒面(米)等2618.6万斤,各种罐头2.5万吨,蛋粉、奶粉、牛肉干等250.2万斤,不仅基本满足了抗美援朝和进藏、剿匪等重大军事行动的需求,而且初步形成了寓军于民的国内军用食品工业生产体系。 1955年,针对抗美援朝和进军西藏后勤供应中的经验教训轻工业部根据解放军各军、兵种要求,下达了研制飞行、伞兵、舰艇、坦克兵等专用救生干粮的科研项目,同期下达项目中还包括有粉状干粮,这也是炒面的延续。由于相对饼干等块状干粮而言,粉状干粮有不易计量、不便携带和保存的缺点,因此很快被淘汰了。当年,上海益民食品一厂试制成功了以糯米粉、肉松、火腿为主料,辅以山楂片的海军用救生干粮,后者的作用是为长期坚持海上生活的海军指战员补充维生素C。1958年,又是益民食品一厂,利用手扳螺旋压块机,试制成功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块军用压缩饼干,而此前的“压缩饼干”相应称为军用硬饼干。益民食品一厂也自此成为我军军用方便食品研制和生产的主要厂家。在同一年内,总后勤部和上海有关单位先后研制成功甜咸饼干、杂粮饼干、蚕豆糕、玉米糕等4种军用压缩干粮。到1959年西藏平叛期间,由于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实施,建立起了具备一定规模、较为完整的后勤生产和供应体系,指战员们以炒面(米)、代饭粉等老式干粮充饥的时代最终一去不复返了。 进入1960年代,我军军用方便食品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964年,由只能供应单一的陆军用干粮,发展到能够生产陆、海、空各军种使用的方便食品。在援越抗美期间,又研制出了铁桶包装的701、702压缩饼干。1970年代后期出现国产第一代野战食品,首次考虑到了主、副食搭配的问题,共包括761压缩饼干等3种主食和3种罐头副食。1986年以后,第二代野战食品陆续装备部队,不仅有餐份和日份、单兵和集体食品的区别,还提出了热量指标和营养素比例指标,并且开始使用软包装材料。1995年至今,又开展了高能野战、渡海登陆作战、高原山地野战等专用食品和以主食、副食和汤饮料三大系列为基础的第三代野战食品的研究,采用了自加热技术,实现了系列化、餐谱化、热食化,各个方面均达到了国外先进水平,国产军用方便食品终于能够骄傲地跻身世界同类产品之林。 结语 时至今日,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变迁,炒面(米)和代饭粉不仅已经远离我军的日常生活,词汇含义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就拿炒面来说,除了指“茶汤面”外,现在多指用熟面条再加油和配料炒成的“炒面条”,而不是简单的干炒面粉了,代饭粉也摇身一变,成为某些减肥食品的代称。虽然炒面(米)和代饭粉已成为过去,但无论如何,与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民军队经历过的艰苦岁月都不应该被忘记。即使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今天,通过了解它们的故事,我们也依然能够感受到在朝鲜的冰天雪地中志愿军战士们坚定的革命信念,感受到川藏路上跋山涉水的进藏部队官兵们澎湃的革命激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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