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文化的沉沦――读钱谦益

壶公评论：仕文化的沉沦――读钱谦益

 前言：

 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天生忧郁而又悲观的文人王国维举三尺之纸曰：

我“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 （静安文集续编自序）。

如果读过《人间词话》，当然也就知道王国维了，不过王国维可没有他的文章中的那份潇洒飘逸。无论是词话也罢，是哲学也罢，他终究无法逃避时局的烦恼，可惜他面对的是一个五千年一遇的大变局，于是他又作了另外一个令他人感伤的选择。

 王国维死后，文人群中一片震惊。

梁启超感慨：“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梁启超写给女儿的信）；

鲁迅痛惜：“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不懂的音符》） ；

陈寅恪――王国维的同事和挚友写到：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论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共一死。

五千年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挽静安先生联

其立意后来则阐释为８０万言的《柳如是别传》。  

明代之后，人心暗昧，文心惨淡。说柳如是或别有孕意，柳如是终究是依钱谦益而立，而钱谦益的思绪不过是中国文人的情结，王国维是如此，梁启超、鲁迅是如此，陈寅恪难道又不是如此？

笔者分析这一大变局是从宋代开始的：

公元前的500年上下，人类出现过一个被称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大爆发的时期；

公元1000年之后，人类又开始了一个思想大爆发。这一时期思想的特点是对于前轴心时代的思想的复兴和开拓。在东方它的标志性的作品是程朱理学，承续的是《易》文化和孔孟之道；在西方它的代表作是从但丁到弗兰西斯－培根、勒内－笛卡尔形成的新哲学，承续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人类进入了更加理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新轴心时代，直至现代，我们仍然处于它的发展过程中。

 一切都遵循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一个思维时代曾经一个极其黑暗的阶段，在西方是所谓的中世纪；在中国，就是阻断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滿清时期。

钱谦益和王国维正是处于中国这一个最黑暗时期的始与终的、具有代表性的文人。 

而今，我说钱谦益，因为他不是一个激昂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类的人物；也不是堕落如孙之獬、洪承畴、施琅式的人物；他是一个颇多才思的文人，无论是那个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总是随时可以见识的那种文人，或曰穷途中的仕文化。阐述思想的普遍性，这也许也是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意思。

一、钱谦益是不是一个汉奸？

在满酋乾隆的意识中，钱谦益是一个不忠诚的弍臣，这一点影响了中国的愚民们，在他们看来钱谦益就是一个汉奸。但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思想家陈寅恪感受到钱谦益的真情怀，在【柳如是别传—縁起】篇中他记录钱诗：

“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

说剑者，于今，我们仍然以 “东事方殷，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谭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与清夜置酒，明灯促坐，扼腕奋臂，谈犁庭扫穴之举。”这种心情与钱谦益、陈寅恪情怀其实是一致的，当然我们身在国家兴旺之际，自然的平和了许多。

这首诗见于【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东山诗集（三）】中，题【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诗曰：

东虏游魂三十年，老夫双鬓更皤然。追思贳酒论兵日，恰是凉风细雨前。

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

这首诗的感伤是个人命运的感伤，也是对时事的感伤，这种深入心腑的感伤同在亡国前夜的陈寅恪或有之，于现代的我们则更多的是一些感慨。

【初学集卷二十--东山诗集（三）】收集的是“起辛巳六月，尽十五年壬午”期间钱谦益所写的诗。辛巳年即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壬午年即公元1642年，也就是崇祯十五年。就这么一年多的时间，发生的于中国的内忧外患令人怵目惊心。

瘟疫引发的内忧，略举一、二：

1、崇祯十四年，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保定巡抚徐标被召入京时说：“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华北各省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2、崇祯十四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十室九空。

3、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4、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满清叛乱引发的外患，略举一、二：

1、崇祯十五年，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兵部尚书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被处死，与清兵最后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

2、崇祯十七年，朱由检召见阁臣时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在陈演、光时亨等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

这时候的钱谦益在做什么？

钱谦益是一个被免职的官僚，就其职业言只是一个诗人，与政治相关的大约就是东林党魁—当然这不是官，连现代的在野党人都不是。以常人论，钱谦益与明王朝不应该有太多的感情，钱谦益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时典试浙江，转右春坊中允，参与修《神家实录》。后受魏忠贤罗织东林党案牵连，削籍归里。直至明亡的崇祯十七年，三十五年间，钱谦益三起三落，旋进旋退，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左右。钱谦益的出名在于他文才，是江左三大家之首；又作为东林党人魁首被视为士林领袖。

在满清披靡，草木俱偃的时候，硬要钱谦益作“乱云飞渡仍从容”的青松，实在是酷求了。

钱谦益是不是一个汉奸？

陈寅恪之《柳如是别传》的发表引来的不是后人对钱谦益的理解，却是“伪名儒不如真名妓”的议论。“伪名儒”论是袁枚辩证杨潮观和李香君的关系的，而李香君与侯朝宗有关，这是在名篇【桃花扇】里说明白的，于是这个议论与钱谦益、柳如是有了关联，钱谦益自然是侯朝宗的同伙，中国愚民的逻辑也就是如此。

只是陈寅恪诗咏却又是一回事，其诗：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迎春湖上柳同舟，送客筵前花中酒。

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灰刧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

据陈寅恪自己说，这首诗构思出了二十年。他在【咏红豆（并序）】中写到：

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适发旧箧，此豆尚存，遂赋一诗咏之，并以略见笺释之旨趣及所论之范围云尔。

 

不过我觉得评论钱谦益这样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花了20年的思考，值。其实，我企图循陈寅恪先生的思路而有所思考，也一直在踌躇之中。关于钱谦益的评论是一个大题目，是关于人性的思考，尤其是关于仕文化的思考。

 

壶公评论2014/1/5写于东岩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