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是1999年《商代史》刚立项时的合影，照片上我的头发还比较浓密，现在差不多都掉光了。”在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宋镇豪的一句话，引得现场听众把目光从屏幕上的老照片转到他那光滑的头顶，原本严肃的会场发出一片笑声。
笑过之后，读过《商代史》的人们，不禁联想起宋镇豪在此书总序中写下的两句诗：“少壮拳拳灯色暗，玄鬓岁月渐稀疏。”为写出一部11卷600多万字的《商代史》，宋镇豪和他的团队殚精竭虑，消耗了十几年的光阴，却“拉长”了中国古史，中国上古史体系中重要的缺环由此补上。
不负近百年的等待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越向前追溯，传世的历史文献就越贫乏。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是什么模样？生活时代距商代不远的孔子就曾有“文献不足征”的感叹，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只留下不足3000字的记载，这让向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说话”的学者捉襟见肘。
1921年，胡适在致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宋镇豪常常会想起这段话。
现代意义上的古史研究经历了近百年的积累和发展，是否到了可以重建商代史、“拉长”东周以前古史的时候？宋镇豪认为，百年来殷墟甲骨文、商周青铜彝铭研究日新月异，先秦简帛文献屡有新发现，商史文献不足的困境得以改善，与此同时，考古学研究也使学者对商代社会有了崭新的认识，《商代史》重建工作的条件已经具备。
立项之初，宋镇豪就确立了一个目标：“《商代史》不应是单纯的文献整合，不应是古文字资料或考古学成果的搜集和堆积，而应该是一部全方位、整体性的断代史著作，要形成一门新学问。”
为了这个目标，13位先秦史学者汇集到一起。王宇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撰写《商代国家与社会》；杨升南，“夏商周断代工程”文献组组长，撰写《商代科技与经济》；宋镇豪，撰写《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常玉芝，撰写《商代宗教祭祀》；罗琨，撰写《商代战争与军制》……
破解三千年前的谜题
撰写这样一部恢宏的《商代史》绝非易事。
王宇信时而会遇到一些理不清的问题：“有时面对稿纸，怎么也想不出所以然，很快半天就过去了。虽然我坚持写下去，但写出来自己看了也莫知所云。”好在，老友杨升南总是安慰他：“学到疑时方能悟，文到穷时自有神。”杨升南虽然早年出版过《商代经济史》，但近年来新发现的古文字、考古材料亟待被吸纳其中，他还是一位恶性淋巴瘤患者，在经历了痛苦的治疗之后，病情刚好转，就投入书稿写作。
商代有多少人口？这一直是历史之谜。而人口数量的增减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书写《商代史》，无法回避。没有直接材料，就间接考察。商代有多少城邑？每座城邑面积多大？每户占地面积是多少？一户有几口人？《商代史》一一求解，仅罗列出的考古数据就达37页之多，终于有了商代人口总数“商初为400万至450万人，晚商大致增至780万人”的结论。
喜热的大象、犀牛为何在地处北方的殷墟出现？曾有学者认为它们属于外来物种。《商代史》结合殷墟动物、古土壤、植物三方面的证据，证明商代中后期的殷墟地区气候比今天温暖湿润，既有森林、草原，又有大片的沼泽与河流。因此，这里不仅有大象、犀牛，还有水牛、竹鼠、漆树等现在主要生活在南方的动植物。
据记载，灭夏建立商朝的汤“始居亳”，亳在哪？历史学界、考古学界都十分关心，却莫衷一是。通过对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分析，《商代史》指出应“在距离安阳殷墟几十里的范围内寻找亳邑”，进而考证出“亳”在今河南省内黄县一带的结论。随着这个问题的解决，文献中不少关于古地理的记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就是这样，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前人研究与当下学术相贯通，“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一个个细微、分散的难题勾勒在一起，商代历史的脉络逐渐清晰，中国的古史由此延伸。（本报记者 杜 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