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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并非由『采诗』『献诗』『陈诗』自民间歌谣编成之考证 《国语?周语上》:『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按，此文被后世的学者，取来作为古史上有所谓献诗说的来源，即认为，不是明文有写出：『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吗。按，此文于下方又有关于『庶人传语』一辞，而被学者忽略。其实所谓献诗说的真相，就在『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庶人传语』，所谓的『诗』，是由『公卿至于列士』献出他们所作的诗。而有关『民间』的，即『庶人』的，是由民间所传言的话，传达给天子听。即『庶人谤』的话传给天子听，此说之成立，其实古史上另有旁证，即： 《左传》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8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平公问师旷：“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回答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辅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即，从西周厉王时，邵公的话指出『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庶人传语』之后，到了东周春秋时代的师旷，又对晋平公讲到了：『瞽为诗，庶人谤』，即指出，由『史』写『诗』，而采『庶人』的是『谤』。又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諌』则有官派的『遒人』（行人）用木铎站在『路』上询问路过的人，而且亦不言是采路上的民间『诗』，路人的言，亦即，类同于采的是『传言』及『谤』而己。 为何对于民间所采的是庶人的『传言』或是『谤』呢。因为，西周到东周的前半期的春秋时代，还是处于周朝封建宗法制度谨严的时代。有学识的只有贵族阶层，而庶人是没有受教权的。此种政教合一直到东周春秋以来，便因为天下纷乱，强国并弱国，秩序不保之下，而平民出头，学问不再保持于贵族阶层，而孔子即学问之散于民间的代表性人物，此其所以孔子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的原因了。能够写诗的只有贵族，所以天子要求贵族各阶层的『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是贵族阶层的职责。而因为『民间』没有受教权，因为都是文盲，无法吟出或写出必须具备诗体的诗歌来。最多的就是发之于各种口说的批评及怨叹，即『传言』（民间流言）及『谤』（批评时政），周天子要求收集民间的批评及流言，来作为周天子施政的警愓。而《国语?周语上》及《左传》上的话，到了西汉，见《汉书?枚路传》里，提到，西汉文帝时，贾山《至言》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指出：『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瞽诵诗谏，公卿比谏，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而《前汉纪?孝文皇帝纪上》提到，西汉文帝五年时，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颍川人贾山上书谏，指出：『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瞽诵诗谏。公卿比谏。士传言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承有天下也。』其中对于『庶人谤』，则更申言之，是『庶人谤于道』，即庶人在路上批评时政的流言，由官方派人收集献于天子，而所谓的『诗』来『諌』人君，是由『瞽』来『诵』的。 这些自《国语?周语上》经《左传》至西汉时代，虽其间的史述之迹，有所引论及更张，不过，都指向了，所谓周天子的编集的《诗经》的取材，并没有取自『庶人』，因为，一如周代史料指出的周代民间是没有知识，不能写诗的，故只是采他们口中的批评政治得失的流言，而『献诗』的任务是要各级贵族的『公卿至于列士』来写诗献出来的。庶人们只是献出他们的『谤』及『传言』。 而到了较晚出现的《礼记?王制》始言：『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西汉末年的刘歆《与扬雄书》内始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而后来东汉的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始有『故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又有『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之言。今之学者，有认为这是因为汉武帝设立正式的乐府，有采诗之制，始有人开始比附于周代去了，我们看到了周朝的史籍的《国语?周语上》及后来的《左传》，以及早于汉武帝设立正式的乐府前，在西汉文帝时的贾山，都没有『陈诗以观民风』或『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的说法，而东汉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的宣公十五年，又悠悠其口，编织出：『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自刘歆、班固及何休等东汉人，则更把周史料拿来，以西汉武帝正式设乐府有采诗，以今度古，涂脂抹粉，倡出周代亦为采的是诗，而后人若不考其伪论，加以引用伸张成是遒人采了民间歌谣，献诗于是编成了《诗经》，故申论成了诗经的来源是民间歌谣，而抹杀了诗经实系编自于如同《国语?周语上》及《左传》内所说的，是由献贵族自己的诗来编成的，并非采民间的诗编成，而所采的只是民间的『传言』及『谤』的真相，而是以讹传讹千百年了。（刘有恒，取材自《天禄阁曲谈》，台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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