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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诗三百”，有关它如何编辑成书，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采诗说。 汉代人认为周代曾设置采诗之官，负责到民间采诗，并将采得的诗歌献于朝廷，便于天子了解地方民情。《汉书·艺文志》曾云：“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就是所谓“采诗”的目的。（汉代模拟这种采诗制度，设置乐府来掌管诗歌音乐，乐府所采集的诗歌就是我们所说的“乐府诗”。） 周王朝是否施行过采诗制度，虽不能确定，但如果没有周王朝以及各诸侯国乐官（周代的主观音乐的官员是太师，或称主乐太师）的参与，民间的诗歌也很难汇集于王廷。 有关周代采诗的情况，汉代人认为：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食货志》） 所谓“铎”，就是铃铛，“木铎”一般认为是以木为舌的铃铛。这些“行人”行走民间收集音乐，然后经由乐官整理音乐，先后献给天子，让天子不出门就可以了解民情。 第二种，献诗说。 有关“献诗说”的详细说法，见于《国语》：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 献诗是和献曲、献书，以及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等等一系列活动一起，都是为了让辅佐天子，避免天子受蒙蔽的制度。或者说，这些都是让官员以至于平民表达意见，或者讽谏的途径。 有些《诗经》作品，也印证了“献诗”的存在，《大雅·民劳》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小雅·巷伯》云：“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歌，可能也有采自民间的作品。 第三种，删诗说。 “删诗”指的是春秋时期，流传在各国的“诗”有很多，（司马迁说有3000多篇），后来孔子将诗经整理成集之时，删去了很多篇，仅仅留下305篇。 有关孔子整理“诗”的说法见于《论语》，孔子自己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但这段话仅仅谈到孔子整理《诗经》音乐，没有言及删诗。 另外，《左传》曾记载公元前544年吴国季札至鲁国观乐，从记载来看，季札观乐所见到的“诗”，其总体面貌和今本《诗经》十分相似，而此时孔子才约八、九岁，不可能“删诗”。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但近些年，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竹简（现一般称为“清华简”）中有失传的“诗”，与今本不同，一些学者据此推测“删诗”有一定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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