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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又号暖叟，湖南道州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土，授编修，亢武英殿国史馆协修，总纂，国史馆提调，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四川学政，是晚清书坛最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何绍基早年师法颜真卿，后学北朝碑刻，到60岁才开始写篆、隶。他不断临习《礼器碑》、《衡方碑》、《乙瑛碑》、《史晨碑》等碑版，其中尤以《张迁碑》临写最多。为追求古人笔法，他临写北碑必高悬臂肘，臂与腕平，然后回腕，方始通身力到。此外，他的楷书宽博浑厚，也兼融北碑书法的特点，因而自具新意。 何绍基行草书有两个特点：其一，在笔法上，何绍基纯用篆隶及北碑笔法，线条浑劲而有力，严格的中锋及颤笔的交替使用，使线条有一种外柔内刚的韧劲。断连停止，顺势而下，随其自然，且以断为主，断中见连，突破了明末清初行草书“飘带式”的俗套。篆隶笔法的大量使用，与由楷书入行草的八法相比，明显地简化了笔法而增加了书写的随意性，特别是洒脱的长撇和长长的弯钩的大量运用，更有云飞雾升、飘飘欲仙的意味。其二，在结构上，以斜为主，在斜正的顾盼照应中求得章法的平衡和谐，并且注重结构的疏密与开合，以密以合为主，以疏以开为辅，使文字量颇大的艺术作品无压抑和不透气的感觉。整个作品以行书为主，有少数楷、隶及草书相杂其间，错落有致，如此，斜正，疏密、开合及正体草体的交替使用，使作品活泼富于变化，貌似散乱而极具章法。 这些鲜明的艺术特点，很为仿学其书法的人所注意，因之，此类行书作品特多。然仿书者大都忽略了，或者是做不到何氏的“藏锋书”，这是以深厚的功力练就的一种圆锋内蕴的笔法，伪书中普遍存在的薄扁轻弱的毛病与真迹书法泾渭分明。 专学何绍基行书的杨翰 据文献记载，与何绍基同时且相识的人中，有—个专．—)学其行书、且能乱真的入，他就是杨翰。杨翰(1812—1879)，，字海琴，号息柯居土，直隶新城八，道光年间进工。工书画，好金石文字，又精鉴赏，著有《息柯杂著》，内多沦书语。像他这样有着不寻常经历的入，却专门学同时人的书法，可见何绍基书法，特别是其行书在当时的影响了。《昭代名人尺牍·续集》中刊印了杨瀚的几通信札，书作均为行体，确实酷似何绍基作品，如果此人仿何绍基书，并落何氏名款，那就很难辨识出真伪来：留传下来的何绍基的伪作《行书六条屏》就颇似杨翰的行书，这就提醒我们，在何绍基传世印行书作品中也有作伪的现象。清代书法鉴定的易和难 对清代书法的鉴定，与对历代书法的鉴定相比较，有着较易和较难的两个方面。说较易，是因为遗存作品多，可供在鉴别、鉴定中做比较的真迹作品相当丰富。说较难，则是因为历代出现过的种种作伪方法在清代遗存书迹中皆有出现，且当代人作当代人的伪书，至少在时代风格方面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在我们已知的清代书法的种种伪作现象中，最为迷惑人，甚至迄今仍不能彻底澄清的是代笔和仿书这两种。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一些高官显爵或社会名流人士，他们本不擅长书法，但慕名而求书者甚多，因此往往请人代笔，代笔书法与其本款亲书有着一定的距离，典型者如王士祯，袁枚等。其二，一些人本为清代著名的书法家，但他们或因应酬过多，或因任职高官，在官场中的文书往来，以及为皇帝所书的所谓“臣字款”之作，亦多有代笔现象。这些书家的代笔书作，有些和仿书的伪作一样，很难划清绝对的界限。其三，一些书画家的子弟，门生，因为相对熟悉并能很像地仿学其父、祖或老师的书法，所以常以之用来牟利，实质上也是以仿书来作伪，如翁方纲代笔书等。其四，在传世的清人书法中，有一种人专学当代书画家的书画，颇能乱真，虽然尚不能有证据说明他们是否曾伪作过所仿学过的名家书作，但我们在鉴定时却需要警惕，并时加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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