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默扬 林竞 庄成青 黄天翊 编辑/默片晓 回到母亲身边，季羡林的遗愿如此简单。他是被人捧了大半辈子的“国学大师”，也是被儿子斥为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可最终的最终，他选择回到一个儿子的身份。 在被时代拉拉扯扯的人生里，季羡林有时候并不是“季羡林”，他是属于北大的，是属于清华的，是属于山东的，是属于许多许多觊觎他的名号的人的。而这六个字的遗愿，却仿佛是为只能从纷乱的新闻报道、市面上良莠不齐的季羡林传记了解到他的世人打开了一个口子，让人们能从众说纷纭的局面中找到一点点的真实，然后在心底叹一句：唉，季先生也终归是个普通的儿子啊！人这一生，若是被时代所挟持而不能自己，怕是万万不自在的，而这一份朴素的遗愿恰好还原了1911年初来人世的季羡林，而非是往后数十年间的那个被人捧着的大师。
【一】 1911年的8月，山东聊城的官庄镇（一说康庄镇，但在季老的文章中他写官庄，遂从季老），季羡林诞生，父母皆为农民，母亲赵氏因为家穷大字不识一个，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照季羡林的回忆，他小时候长时间吃“红的”（红高粱饼子），而“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和“白的”（麦子面）几乎与他绝缘。天下母亲都是疼爱儿子的，可季羡林只在母亲身边待到6岁，他在90岁的时候回忆起母亲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模糊的”。这个女性一生中走过最长的一段路就是从自家的庄上嫁到了季家，这一段路长五里，她万万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日后会走到省城，会走到北京，会走到德国，甚至在国外一待就是十年。 1929年的季羡林成为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的一名学生，师从董秋芳，这位鲁迅的好朋友影响了季羡林一生，“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旧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一年后，19岁的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这位少年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等西方文学的大家“神交”。不仅如此，他还选修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等。这些大先生，开风气之先，树后世之典，这些灼灼发亮的名字至今在纸上迸发出生机，也惹人遐想那个遥远但具有诱惑力的1930年代。 1935年，从清华毕业一年的济南中学语文教师季羡林被德国哥廷根大学录取，师从梵语学家、印度学学家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学梵文、巴利文和佛学。自此，季羡林走上了治学之路，也开始了和应媒妁之言在一起的妻子彭德华的长久分离，这段长时间的分离也为季家之后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在德国哥廷根的日子里，正值二战，季羡林饱受轰炸、饥饿、乡愁的煎熬，有家不能归，有苦不能诉，一切的不幸与委曲，只能默默地往肚子里咽。这种隐忍化为了学习的动力，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期间可谓学术颇丰。他学了三门语言，1937年的时候出任了哥廷根大学的汉学系教师。季羡林在语言上的努力和天赋，让他成为了少有的能够通过直接阅读佛教原典并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字号叫“齐奘”，意思就是要像玄奘看齐。对他而言，留德十年，就如唐僧西天取经之路，虽然艰辛，但功德圆满。在1941年，他师从艾米儿·西克学习吐火罗语，翻译了《十王子传》、《十疏》、《梨俱吠陀》等经典。 利用这十年的留德生涯，季羡林几乎成为了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领域的专家，而这也为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定下了基调。 【二】 终于，二战结束了。 1946年春天，时年35岁的季羡林经过长途跋涉，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虽然留德归来，当时的季羡林在国内依然属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在南京，他又一次遇到了恩师陈寅恪。在和陈寅恪交流了自己这十年留学生涯所获之后，陈寅恪推荐他去中央研究院找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并提醒带上留学期间用德语写的论文。 靠着陈寅恪的强力推荐，季羡林最终成功进入了北大，成为当时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在北大，他的研究依然顺着留德期间对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的研究，以之为起点却又不局限于此，拓展到了印度学和中印文化的研究。在这一块的研究中，他不断加强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的研究，还补充了中国文化传入印度的研究，例如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八十年代后，季羡林的研究范围则显得更为广泛，转入到东西方文化体系和文化交流的研究中。 实际上，除了印度学相关的研究，季羡林本身就是一个学得很杂的人，翻开《季羡林全集》，会发现除了印度学方面的学术论著和译注占了一大块的内容，还有相当数量的杂文和散文，这里就谈到了不少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他自己的研究也偏向于中西文化中间，其中本身就需要一定的国学基础，这一度给季羡林带来了诸如“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的称号，也让季老困扰不已，只好在《病榻杂记》中再一次澄清，尽管结果并不如意。 回顾一生成就，季羡林喜欢用“勤奋”二字概括其中所谓“奥秘”。他常讲鲁迅文章里的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集市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在他看来，他的经验也无非“勤奋”二字。 在北大的日子里，季羡林实际上并不仅仅因其学术成就而博得人们的尊重，他本人的品格也为人所认可，而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则是他在北大做副校长时期为新生看管行李的轶事了：某年秋季北大入学之际，一名新生拿着大包小包来到燕园报到，按照流程该去自己的院系报到，由于拖着这些行李不方便，而碰巧又遇到了一位老人，穿着半旧的中山装，新生于是询问他能否帮自己看管行李，对方答应了。而在后来的迎新大会上才发现，领导席上坐着的副校长季羡林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人。故事的真实性早已无法考证，但却也能从侧面看出这位老教授的平易近人。 季老的另一面则是敢于讲真话。文革中季羡林曾经被打成了右派关进了牛棚，虽然在一开始曾经想自杀，但后来终于冷静下来开始观察文革期间整个社会的现象与变化，希望自己能够记录下来。终于他也在九十年代末出版了《牛棚杂忆》，把自己在文革中的观察和思考留诸文字，在当时的中国基本属于较早站出来反思文革的人。
【三】 然而，待到季先生渐入暮年，围绕着他展开的一系列的纷争一度成为各大媒体的版面。“字画门”、“盗窃门”等等一连串的事件，让他的晚年显得有点儿聒噪，与此同时，他与儿子季承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世人的好奇。 与鲁迅、胡适类似，封建包办的婚姻没能给学术世界中骁勇的季羡林港湾般的精神支持，相反却带来了无尽的压抑与痛苦。他自语“说实话，家庭实在没有念念的必要与可能，但心里总仿佛要丢什么东西似的，惘惘地，有醉意”。空间上的长期隔离与精神世界的难以交融，使得季羡林与妻子的关系止于形式上的圆满，这也为后来爆发的家庭矛盾埋下了伏笔。 季氏的外甥在纪念舅父返家的文章里写道，有一天看到一位叔叔走进屋里，摸了摸他们的头，然后进了里屋，听到里面一片嚎陶哭声。父亲赴德时仅三月大的季承，此时已十二岁。陌生的记忆，使这种亲情更显脆弱，在后来的一连串变故中危机四伏，加速了碎裂。 1989至1994年，婶母、女儿、妻子的相继去世，让季羡林陷入精神上更为孤苦的境地。妻子去世时，季羡林要求独子季承支付四万元丧葬费用的一半，季承以父亲从未尽到家庭义务为由拒付，父子因而反目，直至十三年后季羡林生命的最后时刻，亲情方得弥合。女儿和妻子的葬礼，季羡林并未到场，而是在图书馆撰文遣怀。《寸草心·我的妻子》里，他这样描写与其隔绝一生的发妻“在道德方面，她可是超一流的，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95年的元旦抒怀中，季羡林自述“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我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条件都已具备。只待东风了。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晚景凄寒中，季老决定在遗嘱里将生前身后物尽数交付北大和国家，不留一分钱给后人。这些财物中间，包括184幅名家字画。亲人故交皆已作古，独子被驱出门庭之时，北大执掌了季氏财产的实际控制权。 2003年起，季老衰弱的身体再不堪时代的撕扯，不得已插上呼吸机，日夜困于病床，如巴金老人丧失行动能力前说过的一般，“从今天起，是为你们活着”。季老在一次次采访与事件的煊赫中，一次次被塑造，被演绎，被寄望，被化身万千，被尊为坐标，奉为神。他此生仅用过一个笔名，齐奘，意指向玄奘看齐。他所做的中印文化交流和佛教文化译介工作，的确继玄奘衣钵。老来他却更像传奇化了的人物唐僧，来到先生面前的人，差不多都带着一把刀，他们把他视作唐僧，想从“国学”“季学”大潮中掠得一片肉吃。301医院高干病房内，宾客纷至沓来，邀约会见、采访、题字、作序、担任名誉职务，全然不顾老人积累了九十余年的疲惫。与此同时，他真正重要的学术著作因其艰涩而不器，一直乏人问津。北大季羡林工作室资料管理员曾不无辛酸地表示，“研究”季羡林的人不去图书馆，都去医院了。八方邀约繁复，北大在决定谁能得见季老时有着很大权力，中间自有不周。其对季家亲情或多或少的人为阻隔，也使各方对北大提供的全盘秘书管理颇有微词，其中就包括一直谋求更换秘书的季老本人。 2008年，古玩商人张衡报称在拍卖市场见到二三十幅镌有季羡林上款的字画，怀疑是季老收藏遭到盗卖。而当时唯一有途径接近这批字画的，只有北大委派的私人秘书，原季老所属的东语系党委书记吴志攀妻子杨锐一系。在媒体持续关注、当事人相继公告澄清后，“字画门”不断发酵，情况愈加扑朔迷离，季老本人与身边秘书弟子，都受到了极大困扰。迫于压力，北大撤换了季老秘书。在此期间，季承在北大舆论压力最大之时终于进入父亲病房，跪拜流泪，表达对未能尽孝的歉意，父子骨肉深情终得弥合。此后不久，张衡宣布字画为假，而更换秘书确是季老授意，保护季老的目的已经达成，他将抽身退出这场风波。虽网上风波未平，现实中的“字画门”大致已告一段落。 季羡林曾在《九十述怀》中写道，“我的家庭‘成员’还不止这样多，我还养了两只山大小校友张衡送给我的乌龟。龟们也自有龟之乐，当我向它喂食时，它们伸出了脖子，一口吞下一粒，它们显然是愉快的。可惜我遇不到惠施，没有人同我争辩我何以知道龟之乐”。这两只深得宠爱的小乌龟，被季老生前秘书方业如带至2009年7月19日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现场，来与老人做最后的诀别。休息室内，季家亲属端起绿盆中的两只小龟，立即有人大喊：“有人偷乌龟啊，不能让他把龟带走”！原本肃穆的现场一片混乱，记者们迅速围了上来。这一幕随即被冠以“乌龟门”演绎于媒体，并与季老生前一度沸沸扬扬的“字画门”加以联系。只是不知，被操纵掠夺当做道具的两只小龟，绿豆般晶亮的小眼睛里，是否映出过季老晚年孤苦无助的深情凝视，是否能读懂现在身边人们一双双大眼睛里的种种复杂？ 他的一位嫡传弟子曾说：“来到先生面前的人差不多都带着一把刀，他们把他视作唐僧，想吃他的肉。”这句话血淋林，也多多少少让人有点儿愈发不明白季羡林的地位到底如何？是真的地位高如唐僧？还是被人捧至神坛？ 季羡林一生的主要学问是研究梵文、吐火罗文、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翻译印度寓言故事和剧本。他的主要学术译著，大都在1956年以前完成。有部分批评家认为，195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便被种种行政领导事务缠身。因此，在他的后五十多年，他在学术上是没有甚么进展的。不过，细心找寻资料便会发现，在1956年后，他的一部重要的著作《糖史》便在那段时期问世，只是研究冷僻不为人熟知罢了。 暂且不管他的学术的诞生时间段，仅是观察他相当冷僻的研究内容，人们便很容易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季羡林的研究与中国毫无关系，怎么可以变成“国学大师”？究竟什么叫“国学”？“国学”难道不是指传统经史子集的国学吗？ 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国学书籍上，几乎没人见过季羡林的这个名字。而他以“国学大师”名号走红也是后来的事了。 他自己也听到了这些质疑，于是在晚年的《病榻杂记》中，他力辞“国学大师”、“国宝”、“学界泰斗”三个桂冠。 更多关于季羡林学术的质疑，更直指他在政治上的反复和犬儒。 有人直言，季羡林的晚年完全变掉了。历经种种动荡，他被政治折腾得没有什么独立性、批判性了，不过是在历史的大潮中人云亦云。 季羡林经历了从最初的反抗批判到后来歌功颂德的巨大转变。晚年的季羡林说过：“爱国没商量……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是爱国的。”在他的思维逻辑里，党与国是无分别的。2000年他写下《泰山颂》：“星换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 歌颂泰山，其实歌颂的主要还是党。也引起民间许多冷嘲热讽。 香港《苹果日报》主笔李怡先生总结了季羡林之所以走红的原因： “一是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斗争，治学严谨的学者已所剩无几，那些在媒体上沽名钓誉、逢迎权势的“含泪大师”之流，让人齿冷，至少季羡林“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态度尚能让公众和掌权者都接受；二是他够老，而且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在现社会道德价值崩溃的时代，旧时代过来的人无疑较受尊重；三是有人认为，他近十多年既当权者利用又被公众误解，把他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公共知识分子。” 然，斯人已去，万事到头来，也都不过是尘归尘，土归土，也许对于季先生来说，他已经达成了此生最大的心愿——回到母亲身边。再多的桂冠之下，他都不过是山东聊城官庄镇上季赵氏的儿子，那个让赵氏挂念了一辈子的儿子：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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