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于丹开始，近期关于传统文化的评说沸沸扬扬。本人认为此案由来已久，相当长时间内的平静只是因为思想的封闭，而现在的出现仅仅只是因为思想的开放。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是好事，但是关于争论中的核心问题，即道统说是必须认真看待的。在这里摘“壶公评论”之《中华香火的传承者朱熹》一文中的一节，以说明此观点。 ――――――――― 壶公评论：程颢之心学倾向。 终究必须承认程颢的心学倾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除了后世心学派看重他的声名之外，程颢，或者是周敦熙，或者是李翱，尽管都有大量辟佛的言论，但是人们照样从他们的言行中读出禅的味道，毕竟那是一个时代的痕迹，毕竟那是正常人思维中的一种倾向。在纯粹的思想世界里，那种千举万变的精彩与大自然中的花团锦簇不也一样令人身心悠闲――其实这就是孔颜乐处。周敦熙和他的弟子们即淡泊于仕途，留于后人的却是精辟的思想和潇洒的背影。 自荀况之后，儒学就有显蓍的“应帝王”的特色，也就是思想为政治服务。即使在汉初，以阿谀奉承为能的叔孙通辈（1）就以“通儒”称谓，而不愿意跟风者则贬之为“腐儒”，这个思潮在董仲舒时期达到顶峰。虽然这样的时段并不长，通过西汉数代的混乱，这种“应帝王”的思想表现出来的浅薄和脆弱很快地被东汉的严子陵（2）式的寻求独立人格的仕子们所否定，甚至演绎出“党锢之乱”式的悲壮――在封建专制之下，独立人格相对于阿谀奉承习气固然令人瞻仰崇敬，但是存在的代价未免太大了。 对于“应帝王”思想的否定主要的表现为东汉后佛、道的流行和玄学的张扬。到了唐代，仕子们即看到庸俗佛、道对于社会的伤害，却也常常进入佛、道的精神世界寻求庇护，例如晚年的大诗人白居易（3），而与之诗文齐名的元稹（4）走的则是“应帝王”的道路，投靠宦官，生前固有荣耀，死后则难逃诟病。 唐代佛、道虽然因附会政治而声名狼藉，就其本质而言拥抱的则是道德。宋理学的出现，否定的是政客型的佛、道，承续的却是更加纯粹的道德。由于宋代是中国史上能够与东汉刘秀时代相媲美的政治宽松的时代，又有前期近千年的思想解放的先声，宋理学的产生、发展和形成也具备了精神与物质的条件。虽然这一过程终究因为宋后政治的改变而终结。直到冯友兰先生所处的时代，冯友兰先生类的学者仍然不得不屈就于“应帝王”，而如同梁潄溟先生类的学者则因品节自持而多厄，但是现代社会道德的衰落，终究迫使社会产生拥抱道德的强烈愿望，于是今人论古人而近宋人也就有了合理的根据。 就道德而言，宋理学家中的程颢是最值得关注的，虽然后世的王阳明辈以“心”为名，却循“知行”之路以朝廷鹰犬自任，“心学”不免沦落，但是，既然任何一个学说都有起伏波折的演变，又何必因王阳明而废程颢 呢？更何况在“心学“的探索上，我们同样能够看出种种形同而实异。 （1）程颢在传统文化链中的位置： 这个问题涉及两个系统，其一是程颢在道统中的位置；其二是程颢在心学系统的位置。 所谓道统，是为了与佛、道分割而由韩愈提出的关于中华文化的传统说。道统说和近代为了划清与西学的界线，而由章太炎提出的国学说，具有相似的意义。 程颢在道统中的位置还是比较巩固的，甚至优于其弟的程颐。《宋史》认为，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直到至宋中叶，出了周敦颐、张载、程颢及弟颐，迄宋南渡，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5）。因为出自正史，这个说法还是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另一个评价来自其弟程颐。程颢去世时，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其时的执政者文彦博采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程颐则作序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喘，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程颐算是内举不避亲了，不过以程颐的名望，话说出来，想反对的人大约不多； 朱熹道统说之原点在伏羲和太极观念。朱熹认为，在孟子之后传续儒家道统的是二程兄弟，是通过“神会而心得”之心传续先秦道统的。朱熹在《四书集注》篇把二程定于一尊，他说：“异端之说，日新月盛。。。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6）他把二程与孔孟相提并论，赋予二程以圣贤地位。 以笔者之见，朱子之论是合理的，事实上二程学说在方法论上已经越过孔孟之道，这个前提并不只是以一句社会的进步而论，而是承认对佛、道理论对中国文化的促进。正是佛、道理论在千年间否定了孔孟之道或与之抗衡，促使中华文化步入深化，这一点即便在现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朱熹学派把理学家周敦颐、张载也都纳入了儒家道统，而朱熹则是这个道统的集大成者。 还一个评价来自后世的心学家们，但是只承认程颢在道统中，而把程颐一脉列为旁支了，多少有点认祖宗的味道，这也是程颢成了心学之源的原故。明人黄绾(7)在理学各派系间颠沛游离数度后写到：“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则由于上乘；伊川、晦庵则由于下乘。” （8） 至于今，黄绾此说还是具有代表性，当然也就了冯友兰先生的“二程分歧”一说。笔者只是怀疑黄绾是否把横渠看错了，横渠不至于禅应该还是确证的。 心学之宗师陆九渊另有说法，他认为自己的学说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9）他的继承人王阳明也说：“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10）陆九渊论述心学的渊源时说：以濂溪言无极，谓出于老氏，又谓出于禅宗，其说皆有据。“无名天地之始”，此老氏之言也。“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此禅宗之诗也（11）。他也认同程颢与孟子学说的关系，他说：“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隙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 （12）于是陆九渊在传承问题上有了两个看法，其一在学术上他并不承认有所师承，其二也不认同朱熹的道统说。 关于师承，陆九渊认为自己融合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良知”、“良能”说以及禅宗“心生”、“心灭”论，独自建立了所谓“心学”。陆九渊说：“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13）陆九渊之所以以继承孟子之学为能，与其对儒学本质的理解有关，他主张“先立乎其大者”，注重“发明本心”，而孟子是“义”理的提出者者，因此有着丰富的关于“心”的思想。王阳明在这一点上看得明白，他在为陆九渊的文集作序的时候开章明义“圣人之学，心学也”（14），续之曰：“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谓也。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 其实，所谓的理论，常常不在理论本身，而决定于解释者自身。心学派对于孟子的学说，甚至“大舜十六字箴言”都有自己的解释，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了。因此全祖望说：陆九渊“以不传之学为己任，以舍我其谁自居”（15），很点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妄不忌的心学特性。其实后人对于孔子的学说常常只是各取所需，也就是从孔子弟子中去寻找一个合意的对象，然后在他的身上找出自己合意的理论，于是都能够为自己的族谱添几个王亲国戚来，例如陆九渊就写明：“孔门惟颜、曾得道，他未有闻。。。曾子所传，至孟子不复传矣。（16）陆九渊标榜孟子之学为儒学正统，表明本人所继承的是正统之学，即便伊洛诸公，也近于旁门左道了。 关于道统说，陆九渊并不承认朱熹的说法。他声称：“由孟子而来，千有五百余年之间，以儒名者众，而荀、杨、王、韩独著，专场盖代，天下归之，非止朋游党与之私也。”（17）笔者注意到，陆九渊并不否定荀况辈，与韩愈的说法有一定的距离。他虽然声言承孟子之说，其实只得其表，正如其言：“谁实为真知其道者？口诵孔、孟之言，身蹈杨、墨之行者。盖其高者也。其下则往往为杨、墨之罪人，尚何言哉？”（18）也就是说，陆九渊更看重的是孟子对杨、墨的批判，而不是孟、荀间关于性善、恶的对立，这一点在后来的王阳明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是陆王心学的根本点；因此陆九渊也就很难认同伊洛学派了，他说：“至于近时伊、洛诸贤，研道益深，讲道益详。。。未见其如子思之能达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未见其如孟子之长于知言，而有以承三圣也。”陆九渊否定的是伊洛学派，他说：“某旧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见其间多有不是。”（19） 综合论之，陆九渊反映的是封建地主的意识，而否定的是道统之根本即仕子的良知和道义。心学派后来走上王阳明的路径，起点即在陆九渊处。因此在程颢与陆九渊之间建立联系，即便从心传的角度说，也勉为其难。 后世的哲学史学家却也没有采取陆、王的观点。例如明末清初的大哲学家黄宗羲在他的《宋元学案》就写明“只心便是天”是程颢的言论，而他的继承者另一个哲学史名家全祖望（20）在补辑《宋元学案》时更直截了当地说明陆九渊之学是从程颢、谢良佐、张九成、王频那里传过来的。需要说明的是，黄宗羲师从刘宗周（21），属于陈（白沙）、湛（若水）学派，这个学派有追濂洛关闽之轨，以入孔孟禹汤文武尧舜大道之称，刘宗周虽然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但是对王阳明后学批评甚烈。 黄宗羲和全祖望的说法当然有合乎逻辑的解释，在五千多年的思想演变中，传承固然有师承的因素，更多的却是“心传”。陆、王虽然都是天才论者――少有异相，但是整个文化环境的影响又怎么能够否定？例如陆氏家学之中，其兄陆九龄对程学就是独尊其说（22）。而王阳明有一段时间还极崇拜朱子学，如果不是误解朱子“格物致知”之理，把竹子“格”出渣渣来，搞不好还成了朱子的隔世高徒了。 笔者是思想连续论者，对于宋理学过度地否定佛、道，而不承认对其传续，甚不以为然，当然也不会承认陆、王的天才论――或者只是视其为心学者的特点。以全祖望的观点求证于史，谢良佐等在心学体系确实有其地位。《宋史》载：“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人。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在程门，号‘四先生’”（ 23）。谢良佐又与杨时一样深得程颢心传而同誉“程门二杰”。 或曰，谢良佐，上蔡学派创始人，著名弟子有朱震、曾恬、詹勉、郑毂、朱巽等。黄宗羲誉为“程门高弟，予窃以上蔡第一。”“论穷理以求是，皆其所独得，以发明师说者也”（24）。谢良佐治学“以禅证儒”，他在辨儒禅之说时写到：“佛之论性如儒之论心；佛之论心如儒之论意。”。谢良佐的“格物穷理”论，上承二程思想，下启朱熹“穷理”学说，又开陆九渊的“心即理”论。早年的朱熹也近于佛，他评论谢良佐“分明是禅”或“如今人说道，爱从高妙处说，便入禅去，自上蔡以来已然。”“上蔡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谢良佐对禅学的研究在理学向心学转化的过程中，其作用不可忽视的。不仅仅是谢良佐，如游酢、杨时等也是终身以禅证儒。 佛道对唐宋间各种学说的影响是这一个时代的特点，对于笔者而言即无师门之争论，又有登高望远之优势，不能不有所辩析。对于心学认证，无论是在中华道统上，还是对佛道的继承上，都是一个歧途。必须说明的是，人类的思维之路是以寻求人类自身的解放为主流的，任何与之相逆者，都是旁门左道，这是笔者讨论文史哲的基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