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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早期瓷器及相关问题

 芝润斋 2014-08-17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第二年便在景德镇珠山——即元官窑(浮梁磁局)所在地,恢复官窑制度,置厂烧造宫廷瓷。明官窑设置,标志着景德镇已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就当时该镇整个瓷业来看,有官窑与民窑生产,尽管民窑生产规范宏大,是构成这个瓷镇地位的重要支住,但代表当时制瓷水平的则仍属官窑,这是因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官窑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工匠,垄断了最优质的制瓷原料。

据《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年便恢复了故元的“匠籍制度”,毫无疑问,此时明廷设置的官窑必然将元官窑中执役的工匠编人“匠籍”,以使这类有特殊技艺的工匠继续为朝廷服务。明清有关文献记载了明御厂以内“上班匠”和“雇役”的形式,常年维持着数以百计的工匠为朝廷烧造瓷器。这些工匠或世代相传,或是从民间临时召募来的所谓“高匠”。由他们制作的官窑产品,其时的民窑产品自然难于与之相比。

而烧制瓷器的最重要的原料之一——高岭土,则为朝廷宣布为“官土”。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谓:“陶土出新正都麻仓山,曰千户坑、龙坑坞、高路陂、低路陂为官土”,明代所称“官土”者与元代所谓“御土”一样为朝廷所垄断,民间不得开采。据载,当时民窑只能开采所谓“假土”(即假官土——麻仓附近所产的次等高岭土)制作瓷器。而烧制青花瓷所需的青料,官窑则是“奏发工部,行江西布政司贮库时给之”。这类昂贵的上等青料,官方严格控制着,民窑难于得到。因此,官窑器无论是胎釉,还是采饰方面均比同期民窑产品精良。

2、官窑由地方官吏或朝廷直接派员督造,其产品烧造时往往“费不赀”。

有关明早中期的官窑督造情况,我们可以根据以下有关资料与文献获得一些信息:(1)1990年景德镇明御厂故址珠山东麓洪武地层出土一批白瓷板瓦,据考,该瓦是为洪武十年南京故宫建社稷坛而烧造的。其中一瓦的凹面上端用黑褐色铁料书有如下题记:“寿字三号、人匠王士名、浇釉凡道名、风火方南、作头潘成、甲首吴昌秀、监工浮梁县丞赵万初、监造提举周成、下连都”该题记详细记载了参予制瓦的工匠和监造瓷瓦的官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窑生产内部分工形式及管理方式,从其所谓“监工浮梁县丞”与“监造提举”(按:洪武时有作提举司与营造提举司,隶工部,设有提举一职)来看,其时的官窑当由地方官吏与朝廷派遣的工部宫员共同督造。(2)《明史·食货志》载:“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造奉先殿几筵”,同书《职官志·宦官十二监》内官监条载:“掌……营造室陵墓并铜锡桩奁器用暨冰官诸事。”《江西大志·陶书》:“宣德中,以营膳所丞专督工匠。”我们知道,洪武二十五年已改将作司为营缮所,所丞一职曾有著名画家担任(如明初著名青绿山水画家郭纯曾任此职)。那么,根据以上文献可知:宣德时首开中官督造之先例,此时官窑已由工部官员和内官监太监共同督造。当时的著名画家似也参予了督造活动。

从《明实录》、《明史》等权威文献及方志等有关记载来看,洪武至成化间,历朝均遣有工部官员或太监(中官)“之浮梁县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而浮梁、饶州府等地方官吏也时奉命佐理。

官窑烧制的瓷器绝非一般商品,它或御用,或为朝廷对外之赏赍品,因而要求极为严格,烧造时不惜成本。如《明史·食货志》记载成化官窑时谓:“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其费用为“饶州、广信、抚州三府三十县的钱量,每岁耗银数万两”,从近年景德镇珠山出土的大量永乐、宣德、成化官窑遗址来看,其中许多瓷器是微有瑕疵便被淘汰而摧毁,从一侧面证实了当年烧造瓷器“费不赀”的情况。

综上所述,这种享有种种封建特权制作的并染有浓厚皇家气习的所谓“官窑器”,显然冠绝当代,代表了当时制瓷最高水平。而其时为数众多、条件相对简陋的民窑所烧制的瓷器自然无法与之媲美。我国古陶瓷学界一般将洪武至天顺朝视为明早期,而成化则为明中期的开端。那么,本文将主要以官窑瓷器为对象,结合相关的考古与文献资料,对该期瓷器作一扼要介绍,并对有关问题作一探索。

一、洪武瓷器

1、《大明会典·工部》陶器条载: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引移饶,处等处烧造。

2、《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八年十一月已末朔甲子条载:

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

从上引文献来看,洪武时代有官窑瓷器生产,既有官窑器生产,必须有官窑。于是有关洪武官窑设置之年,学界便根据有关文献持有洪武二年和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两说,从近年珠山出土洪武官窑纪年遗物及相关考证来看,洪武二年建厂说似较为可靠;朱元璋既然规定“宫室用器一从朴素”,那么其时的官窑瓷器自然亦不能例外。而这种所谓“朴素”的时代要求和元代制瓷技艺与风格在洪武官窑中的延续,似乎构成了洪武瓷器的时代特征。

人们对洪武瓷器的认识和研究,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1956年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根据伦敦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有“至正十一年铭”的青花象耳长颈瓶,在伊朗阿德卑尔回教寺院与土尔其伊斯坦布尔托甫卡甫·沙赖博物馆确定了一批“至正型”元末成熟期的青花瓷,同时又指出了一组既有元青花又有永、宣青花特点的所谓洪武瓷器。1964年南京明故宫玉带河发现一批洪武瓷片,1984年北京第四中学基建工地也出土了数千片洪武瓷片,随着为数不少的洪武纪年墓瓷器出土和日本学者对传世172件洪武瓷器的统计研究,尤其是1995年珠山明御厂故址洪武官窑瓷器的大量出土,人们对洪武器的认识便日愈清晰了。

(一)品种与器型

1、关于品种。

珠山明御厂故址曾出土底心印十字杵纹卵白釉大足盘和白釉菊瓣形靶盏、黑釉侈口小盘以及梅瓶残底;近年从调查景德镇市郊瑶里20余处的明代民窑遗址情况来看,其时民窑产品多为素白釉和青花碗盘小盏之类,纹饰多为简笔花卉等,制品较为精劣。又,市区民窑遗址出土一些有元末明初风格青花人物纹靶杯。江西省博物馆藏有一刻“洪武七年”铭青白釉直口小罐;1962年南京明故宫玉带河出一件白釉矾红云龙纹盘残片;美国堪萨斯城阿脱肯斯艺术馆与大英博物馆分别藏有一外酱釉里霁青印云龙纹高足碗等。综合传世与出土瓷器来看,可知其时官民两窑瓷器品种有:卵白釉瓷、白釉瓷、青白釉瓷、黑釉瓷、白釉矾红彩瓷、酱釉印花瓷、外酱釉里霁青印花瓷、红釉瓷、釉里红瓷及青花瓷等,其中以釉里红与青花瓷最常见。

2、关于器型

碗,常见有大小两种:一为深腹大足,口径约20公分,直口或侈口二式,胎壁较厚,挖足较浅,足墙方直,圈足内底有较薄刷釉和较厚触釉两种。一为直壁大碗,口径约40厘米左右,圈足大而浅,砂底,此类大碗为洪武时特有。另1995年珠山明御厂故址出土两式极为罕见洪武碗:一种窝形小足青花碗,浅斜壁,足底刷白釉,内绘摘枝花纹,外饰缠枝四季花卉,有口径28和22厘米两种,其造型源于元代,永乐继续烧造,但器壁较薄;一种敞口釉里红大碗,深腹小足,涩底洁白,胎壁较厚,有口径38和32厘米两种。

盘有两式:一为菱口折沿大盘,浅弧壁作成化瓣状起棱;一为板沿圆口,此类盘比元代大盘底厚,足底无釉呈“火石红”。

盏与盏托。盏为直口卧足小杯。盏托为花口,大浅圈足,砂底。此类器物永乐亦有烧造,差异是永乐盏有圈足,盏托圈足,盏托圈足较小,底有釉。

执壶。壶身为玉壶春瓶形,弯流细长与壶口平高,足底有釉,流与颈部有一云板饰件相连,有趣的是壶柄下端接头有三个仿金属器皿的铆钉,此为洪武执壶所独有的装饰。该器造型显然仿自金属器。

玉壶春瓶,短颈颐腹,造型不如元代秀丽。带珠顶盖玉壶春瓶为洪武罕见之造型。

梅瓶,有两式,一为圆肩,器身修长,与元代梅瓶相似;一为直口,丰肩束腰,底部呈八字外撇,其型制不见于元,似为洪武时独创。

珠顶荷叶形大盖罐,器型与元代的相比,腹厚、罐身长(高66厘米),但由于器身作成瓜棱和采用坚向条形花纹装饰,因此虽然基形体巨大,却也有几分挺拔秀丽之感。

(二)产品主要特征

1、关于青花料,洪武青花色泽总体上看不如元青花浓艳凝重,传世与出土的洪武青花有二种明显的色泽:一种近似元青花,色泽深蓝,有晕散感,但比元青花偏灰;一种呈暗灰色,显一点淡蓝色。以往学者根据洪武青花色泽灰暗的特点和元末明初中西交通不畅的历史原因,认为从伊斯兰进口的青花钴料中断,所以洪武时代青花使用的是国产料。近据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洪武青花作的测试结果证实;洪武青花与元青化使用的是同一种钴土矿——即高铁低锰的进口料。其青花色调偏灰,可能是烧成制度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2、洪武红釉一般呈色均匀,釉层较薄,透明度较好,但红中微微泛黄,不如永、宣时代祭红器鲜艳纯正,红中偏黄是洪武红釉器的时代特征。其偏黄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洪武红釉的铁含量较高所致。

3、洪武釉里红的呈色常见有两种:一有晕散,色泽浓艳带黑色;一为偏淡灰,无晕散。洪武釉里红总体来看均偏灰,既不如元代的红色纯正,也没有永乐后期色釉鲜艳,红中偏灰是洪武釉里红的时代特征。

4、关于纹饰特征

洪武青花与釉里红纹饰大体相同,从总体上看,其纹饰有元青花意味,但比元青花构图简单,层次亦显疏朗。纹饰题裁亦大量减少,如元代流行的人物故事、鱼藻、瑞兽、鸳鸯莲池等均不见,而主要以花卉为主,常见主体纹饰有:菊、牡丹、灵芝、石榴、宝相、荷花、少见的有湖石栏杆、芭蕉、竹石、竹叶灵芝、湖石竹、松竹梅等;边饰有卷草纹、回纹、潮水纹、蕉叶纹、缠枝灵芝及莲瓣纹等。根据对洪武时代纹饰排比观察可见:第一,莲瓣纹每瓣的边框相互借用连接,大莲瓣内绘小朵宝相团花或旭意纹为洪武首创;第二,回纹多数已成正反二回一组的结构,与元人同向回纹相异;第三,器壁起棱并在每瓣上饰小朵折枝花为洪武特有;第四,单独采用多方连续工整缠枝花作主体装饰纹样为洪武常见;第五,白釉及红釉器底心刻一朵折带云与器字三朵折带云或五朵(二大三小)是首见于洪武瓷器上的纹样,并为永乐青花继承;第六,松竹梅纹有元末文人画意蕴,其常见的松树虬枝苍劲,松叶绘扇形,与永乐松树干挺枝季和球形松叶相比则迥然大异。

二、永乐瓷器

    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从其侄儿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得皇权而继大统,是为永乐朝(公元1403-1424年)。由于建文朝仅存四年,四年中几乎时刻处于与诸藩的尖锐政治矛盾与军事对抗中,其时官窑可能因此而辍烧,而有关建文官窑既不见诸文献记载,亦无可靠实物传世与出土,因此,学术界一般将永乐瓷器视为继洪武后绪者。有关永乐官窑始烧之年,根据《江西大志·陶书》:“洪武三十五年开始烧造”(永乐执政尚未改元的特定年代)与珠山发现的一块书“永乐元年”铭釉里红残片来看,永乐元年已有这民窑烧造了。明成祖朱棣在位二十二年,曾派遣郑和率领宏大舰队六下西洋,这一活动,无疑对官窑生产有重大影响,因为现今传存在伊朗与土尔其的许多精美永乐瓷器,便是这一时期烧造并由郑和的宝船带往中东一带。综观传世与出土遗物可知;永乐瓷器比它前朝,品种更为丰富,制品更为粮良,取得的成绩与影响更大,以下从几方面略作介绍。

(一)主要产品及其特征

1、青花瓷

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曹昭《格古要论》谓:“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谷甚”可见洪武时人们视青花之类为俗物,到永乐时这一观念似乎彻底改变了,因为这一时期青花瓷产量巨增,其制品无论是胎釉还是彩饰均无以伦比,称之为“一人名品”。

第一,青花料。永乐青花之色调深蓝县有晕散,与元青花相信而与洪武青花大异,洪武青色色庙大多非暗即淡,但经测度洪武与永乐青化所含钴锰铁比则是相近的,使用的当是同一种青料。从外观来看,典型元青花的“铁斑”比永乐青花斑块略大且醒目,而永乐青花色泽则比元青花浓丽鲜艳,晕散更明显。

第二,器型。大致有如下几类:a、碗盘靶盏类,碗以墩子式最常见,次为浅壁小足窝形式,另一尖底莲子碗为永乐独创。盘多折沿,或菱形口或圆口,一种敛口(又称罄口)式似为永乐特创。靶盏一反前代旧式,足柄变矮,口径增大,下腹收敛,内足薄釉;b、壶瓶缸类,壶有执壶,早期为盘口有盖,柄下端有三铆钉,形制承洪武遗遗制,后期多喇叭口无盖,柄端亦无系和铆钉,没有早期那种金属意味。另有梨形壶、扁壶和双耳扁壶,除梨形壶外均为创新之作;瓶有玉壶春瓶,从珠山出土官窑遗物看,早期制品圈足略高,腹较瘦长,造型接按元代瓶。后期颈细长、硕腹、胎较薄。小直颈双耳扁瓶,过去以为上下合模,现发现亦有采用前后模纵向贴结的。梅瓶,有两式,一为矮腹式,一为撇足式。罐有大小各式珠顶盖罐及所谓“将军罐”,将军罐型制特异,是一种介于盖罐与梅瓶之间的新颖造型。另有双耳三足大香炉、八棱烛台、梵文大杓、笔盒、带盖瓷豆、深腹平底洗、花浇和筒形器座(又称无档尊)等,均为永乐罕见的创新之作。

第三,纹饰。永乐青花纹饰一改洪武那种繁缛茂密的元青花遗风而更趋疏朗清丽。器物的主题想方设法样多以花卉和瑞果纹为主,花卉纹除继续沿用洪武纹样外,另增了剪秋罗、秋葵、月季、桂花和牵牛之类。瑞果纹始于葡萄、荔枝、寿桃、柿子、甜瓜、樱桃、枇杷、银杏等。同时流行一种用六种或八种折枝花果纹为一助,等距离地分布于器物内壁的所谓“散点式”装饰。这种装饰形式洪武不曾使用,元代与宋代瓷器上未见,但唐代金银器和铜镜上则较为常见。因此,永乐时采用的“散点式”装饰,可能是受唐代工艺品影响,而将其装饰形式移植到瓷器上的。永乐首开青花装饰碗底先例,纹饰有龙、凤、菊和龟锦纹(实为唐金银器上的忍冬花结纹)。富有画意的花鸟纹、仙女纹、婴戏纹、胡人乐舞纹等均首见于永乐官窑。奇特的海兽纹亦为永乐时始用,宣德时才流行。作辅助纹及边饰的纹饰有:蕉叶、如意云、回纹、卷叶纹、海涛纹和莲瓣纹等;蕉叶纹叶片中茎多不渲染;回纹多环绕连续;海潮纹潮头与水波疏密对比鲜明,线条富于变化,显得极为酣畅和谐。

2、高温颜色釉器

常见有红釉、翠青釉、影青釉、仿龙泉釉瓷等,其中以工釉瓷成就最高,永乐红釉一改洪武器微泛黄的特点,红色调较为纯正,尤其是口足一圈白而肥润的“灯草边”使红釉更显深厚夺目。翠青釉为永乐时新创,其淡淡的湖绿色给人一种宁静恬淡之感,四系盖罐是这一品种代表之作。而永乐影青釉与仿龙泉釉瓷在继承传统技艺基础上,把这一品种的艺术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

3、釉里红、青花斗釉里红和酱彩器

从传世品来看,兴武釉里红比青花多,而永乐时则釉里红比青花少得多,这似乎说明:永乐时釉里红器烧造量比青花少。从出土资料看,永乐釉里红似有早、晚期之分。如早期据“永乐元年”与“永乐肆年”铭釉里红标本来看,色调还保留洪武时代红里泛灰的特点;而后期则色调纯正,如珠山出土的红釉地白龙纹靶盏,釉里红三鱼靶杯等色调均纯正艳丽。青化斗釉里红属永乐时代成功的名品,代表作有青花海水红兽或红海兽青花龙纹高足杯等。高温酱彩始见于永乐,同时还有罕见的酱彩龙纹填低温绿彩地装饰新品种。

4、低温釉及釉上彩器

无论是低温釉彩,还是釉上彩瓷,过去均不见有传世品,近年珠山明御厂永乐地层有发现。出土低温釉器有:锥花黄地绿龙纹梨形壶和锥花典地绿龙小盘等,其黄、绿釉均为低温铅釉,从现有资料看,它应属明官窑最早的低温釉彩瓷。其工艺过程:在涩胎上按锥花纹样分别填以低温黄、绿铅釉,再经800℃左右温度烤烧而成。出土釉上彩器有:绿彩灵芝竹叶纹器托、白釉矾红凤纹直口碗、孔雀绿龙纹碗、金彩花卉纹碗、盘钵及矾红地绿龙锥化小盘。前四者均为单色釉上彩,其中金彩可能是用黄金箔贴出,余皆为白釉上用彩料填绘纹样,再以700℃低温烤烧而成。后者矾红地填绿龙锥花装饰,是在一器上按刻花纹同时填绘两色,属创新工艺,它对宣德斗彩在锥刻纹样上填诸色方法有直接启示。

5、甜白器

永乐甜白器胎质细腻洁白,瓷釉温润柔和,显示出一种特殊的“玉”质感。它付予瓷器一种深幽含蓄、宁静优雅的美感。被认为是明代白瓷中的“一代绝品”。另据证实,永乐甜白似与当时“尚白”遣风和永乐帝本人心态有关。常见装饰有刻花或印花,纹饰为花果、花卉纹和龙、凤纹及藏文,亦有素面无花纹者。器型有靶盏碗盘类,僧帽壶、铺首长颈瓶、梨形壶、扁肚方流大执壶、长腹大壶、四系矮壶、荷叶盖罐、爵、军持、三壶连通器等,另有一种仿伊斯兰金属器皿的八方烛台、环底双耳扁壶、三足雕花器座、直颈短流把壶、单把水罐、豆形盖杯、环底钵、筒状盘座等充满异国风情的瓷器。

(二)主要成就与影响

1、从永乐官窑烧造的厚薄知当、器型规整的圆、琢器,尤其是其中型制特异的仿伊斯兰金属器皿造型的瓷器来看,其时的官窑工匠具有高超的成型能力。这种能力几乎给人留下这样印象;永乐时代轻彩饰而重造型,它展示出的造型美,以后的历代官窑似乎均未能重视。

2、永乐瓷器首先采用的在盏心刻印篆文“永乐制制”和在碗足底绘青花纹饰的装饰,开启了宣德官窑器底书写年款的先诃,并被明、清两代官窑继承。

3、从永乐时代烧制的大量伊斯兰造型和花纹的瓷器以及取唐代工艺品上纹样而彩饰的青花瓷器来看,永乐官窑擅于吸收优秀外来文化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并给宣德官窑产生深刻影响。

4、永乐时代创烧的一种呈色鲜艳、质感浑厚,有一道所谓“灯草边”的祭红器,一直成为历代官窑追仿的样板。

5、永乐官窑始用铅作溶剂而烧制的低温黄、绿釉瓷及各种各样的釉上彩瓷,开创了彩瓷新天地,标志着中国低温釉彩和釉上彩技术已日趋成熟,为宣德官窑创烧成功成熟釉彩(斗彩)瓷奠定了工艺基础。

三、宣德瓷器
   公元1424年永乐帝病逝于北征归途,同年八月太子朱高炽继位,改年号为洪熙。朱高炽登基仅十个月,便罹病猝殁于北京钦安殿。洪熙朝短暂的一瞬,在中国历史上无法留下多少痕迹,而其子宣朱瞻基入继大统之后,则能蒙业守成,在他统治的十年期间,“吏称其职,政得其平,钢纪修期,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有灾,堪称明代之太平盛世。这段时期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宣德官窑以其产品量多与质优而被称耿历代官窑这这冠。

据《大明会典》载,宣德八年,一次“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其产量十分惊人,若根据现令传世与出土资料来看,这一记载似乎可信。宣德官窑不仅产量大,其品种之多也是空前的。如果按其使用功能划分,似有如下五类:

第一、饮食及日常生活器皿类:各式碗盘杯碟靶盏,各式壶、盆、洗、罐、漏斗、渣斗及钵等。

第二、文房及实用陈设器类:各式瓶、炉、缸、笔盒、砚滴、水盂、灯和镂空香薰等。

第三、花园用器类:各式花盆、盆托、水仙盆、花插和型制各异的鸟食罐等。

第四、仿伊斯兰金属器造型类:八方烛台、方流执壶、双耳扁壶、网格纹盖皿和单把罐(花浇)。

第五、祭祀及御用特殊器皿类:坛盏、豆、三足香炉、蟋蟀罐、军持及僧帽壶等。

而如果按瓷器釉、彩方面分类则有:

(一)釉类:

1、高油釉:甜白、影青、天青、宝石蓝、鲜(祭)红、紫金釉及仿宋名窑的仿建窑天目、仿紫定、仿汝、仿龙泉、仿哥及茶叶未釉等;

2、低温釉:浇黄、洒蓝(雪花蓝)、孔雀绿、瓜皮绿等。

(二)彩类:

1、高温彩:青花、釉里红、酱彩、铁红彩、青花斗彩釉里红、宝石蓝地白花彩。

2、高低曙结合彩:青花斗彩、青花填黄、青花填矾红及青花孔雀绿彩等。

3、低温彩:单纯矾红彩、釉上绿彩及黄地填绿釉彩等。

以上各类除少数的几种为宣德独创外,都和永乐官窑一脉相承。如果说洪武与元代瓷器的风格由于“近关关系”而有些形似的话,那么,宣德与永乐瓷器则因为这种“关系”而显得更为形神相似。譬如,一些无款宣德青花瓷与永乐青花瓷便难于区分开来。出现这种情形似乎不难理解,因为:第一,宣德一朝仅有九零七个月,根据《明实录》、《大明会典》有关记载来看,宣德官窑的烧造活动只集中在元年—五年,八年—十年的首尾两期,在这短暂的烧造时期里,要全盘抛弃前代,重建官窑形象客观上不太可能;第二,我们知道,宣宗少年时深得其祖父永乐帝宠爱,永乐帝曾多次带着年少的皇太孙朱瞻基离开京城去狩猎和进行军事视察,朱瞻基对其祖父也特别敬仰。那么,宣宗登大宝后,宫中器物一应从前,亲要求官窑继续按永乐式样烧造一些宫中用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尽管如此,宣德官窑却也有如下之特征与影响:

a、关于宣德青花。明朝人就以为:“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现代人一般也以为宣德青花品质最优。那么,人们为什么青睐宣德青花呢?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宣德青花量大,品种多且彩饰精美;另一方面可能还与其青花的色调有关。假如我们把典型的永乐和成化青花与宣德青花作一比较,便可观察到,宣德青花色泽既有永乐青花的深厚浓丽,又带有成化青花的清新淡雅,二者相映成趣,形成一种别有韵味的色调。历来有两种传说,宣德青花使用的青料是郑和出使西洋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所谓“苏麻离青”或“苏离麻青”和国产料掺合使用的产物。但所据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根据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提供的8块典型宣德青花瓷片测试结果,宣德青花所用的青花料是一种低铁高锰的国产料。这一结论与近年在珠山明御厂宣德地层出土的一块青花书“乐一号”、“乐三号”铭青花试料盘可相印证。该盘青花色调淡雅,所谓“乐一号”、“乐三号”很可能就是乐平青料(即文献记载的所谓陂塘青或平等青)。据测试分析,由于宣德青料中减少了钴铁着色而增加了钴锰着色,故形成纯正蓝色中“略带紫色调”,这就是宣德青花既不同于、而又胜于前朝的真正原因。

b、器型与纹饰:宣德与永乐官窑瓷器,其胎、釉制作和纹饰没有多少区别,宣德器型也多沿用永乐形制,但也存在差异;宣德官窑器上的龙纹比永乐的画得更为精彩,有竖发、披发及前披发式,均显得较为凶猛。如螭龙纹,其形象就显得特别雄伟。龙的五爪多画成带勾状圆圈形。应龙、莲龙、衔花龙均首见于宣德。花果纹也有特殊处:譬如永乐花果纹一般有花无果或有果无花,而宣德的则始见有花果并存(即把非生长在一季节的花果绘于同一器物上)如双桃纹,便既有花,又有果。永乐青花中少见的细描人物故事图,宣德器中已屡见不鲜,且多配以庭院台阁,构成一幅完整画面。辅助纹饰中最常见的仰、覆莲瓣纹,瓣心多填色,与前代式样有较大不同。尤其有趣的是,相同的纹饰却采用不同装修来表现,如相同的萱草纹盘则有蓝(祭蓝釉)地白花、白地蓝花和青花填黄三种;机同的牡丹纹盘亦见有铁绘、青花与青花填黄三种。机同的器型永乐有秀、巧、薄的特点,宣德的则有大、厚、拙的特点。

c、关于款识

从出土与传世的宣德瓷器来看,其时的制品绝大数都有年款,并有固定的形式。书体有楷书和篆书二种,从工艺与装饰形式上看有:刻款、青花款、铁绘款与釉上矾红款;字数有四字、六字;排列形式有单行(横排、竖排)、双行、三行排列;有加双圈、单圈或长方单框之类。宣德碗盘底多施盘,款识流行书于器底,大盘则书于外壁口沿处,瓶罐类则多书于器物之肩部,还有在同一器物上书写二个年款的(如蟋蟀罐和笔盒)故前人有“宣德款识满器身”之说。据考证永宣德器上的年款,均出自明初著名书法家沈度之手(即由沈度书写粉本后,由御厂工匠临摹于瓷器上)。

d、宣德官窑有如下品种与造型的瓷器特别引人注目。如洒蓝(或称雪花蓝)、天青釉、青花填黄、青花填红及斗彩等,均为宣德官窑创新品种,天青釉是以钴为作色剂的高温色釉,过去一直以为天青釉创烧于清初官窑,1993年珠山明御厂宣德地层出土一盏心书“宣德年制”篆款天青釉靶盏,证实早在宣德时天青釉已经发明,并成功地用于装饰瓷器。又如彩饰精美的蟋蟀罐与形制各异的鸟食罐。1993年珠山出土一批青花蟋蟀罐,纹饰有行龙、凤穿花、花卉、瓜果、天马、莲池珍禽、樱桃画眉、白鹭黄鹂、猎犬飞鹰、洲渚水禽及芦洲鸳鸯纹等10余种,其中有些纹样是过去从未闻见的,尤其是其后三种纹样在构图状物方面极富会画趣味,宣德青花有“殿中画院人遣画也”的记载,故其“粉本”可能出自宣德时供职于仁智殿的宫廷画家。这批遗物不仅证实宣德宫中尚蟋蟀之戏,且宣宗本人也有斗虫之好。鸟食罐有鸳鸯形、蟾形、双石榴形、竹节形、鼓腹形、瓜形和双联形等,这些实物说明宣德宫宛中饲养观赏鸟已蔚然成风。再如仿宋名窑单色釉瓷,传世品有仿龙泉青釉和哥釉盘碗之类,近年珠山又出土仿紫定釉、建阳黑釉和汝(淡青)釉碗及一批仿龙泉青釉碟、钵、花盘和带座梅瓶等,这批实物充分说明,宋代名窑的工艺技术与艺术风格已在官窑中得到运用及对官窑产生影响。宋瓷那种精巧秀美的艺术风格已在宣德官窑中初露端倪,且其风格的定型一直在继续,似乎到成化官窑才明显地固定下来。

e、从传世与出土资料来看,宣德时代釉上彩瓷产量比前代空前增多,品种也较前代丰富。有矾红彩、青花填矾红彩、青花填黄彩与斗彩等。其矾红彩显然是洪武、永乐矾红技术的继承,但矾红色彩比前代更为纯正鲜艳;青花填红与填黄则是在永乐官窑高温酱彩填低温绿技术上发展;斗彩是宣德官窑创新品种,是将釉下青花(蓝)与釉上红、黄、绿、紫诸色巧妙组合的装饰新工艺。它的烧造成功,为中国釉上彩瓷的发展开辟了一新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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