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熙朝单色釉暨豇豆红瓷器

         香港暂得楼组织的一次中国香港、上海、北京“暂得楼清代康雍乾单色釉官窑瓷器展”于2006年4月30日到达首都博物馆进行最后一站展览。此次展览展品来自于纽约暂得楼和上海博物馆暂得楼陶瓷陈列专室,展品包括康雍乾三朝的豇豆红釉、天蓝釉、孔雀绿釉、仿汝釉、仿官釉、仿哥釉、青釉、白釉、炉钧釉、祭蓝釉、黄釉、茶叶末釉等藏品。众多精品“暂得”首博,实属难得。  

       在“暂得楼清代官窑单色釉瓷器展”大厅正中，摆放一对珍稀的苹果绿印盒。在灯光下，这对通体苹果绿小印盒盖上散现些微豇豆红晕，如美人醉后的粉脸，又似春水上方的朝霞，十分优雅美丽。　　
       关于这对印盒，展示牌这么写道：以绿色为主体的豇豆红釉作品，传世极为少见，清代洪吉亮形容此釉色为“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此对印盒盖外，器外通体施苹果绿釉。底书青花“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堪称康熙豇豆红釉瓷中的佳品。　　
       豇豆红是清康熙时创烧的单色釉，由含铜离子的釉料高温还原生成。因颜色淡雅，酷似成熟的豇豆红色而得名。由于生成难度极高，所以豇豆红釉瓷无大器，仅七、八种小巧的文房摆饰，如柳叶瓶、太白尊、苹果尊、水盂、印盒，螭龙菊瓣瓶和莱菔瓶。其中莱菔瓶体形最大。　　
       喜爱单色釉的康熙皇帝据传特别钟爱豇豆红釉，但以三百年前的科技水平，他当然不知道在豇豆红釉生成过程中出现的苹果绿釉是由于二价铜离子未被还原成一价铜离子，也即个别变异，是“无心插柳”的偶然现象，不过，这对印盒据“ 雅”的作者陈浏猜测：“御窑只尚朱红，其化为绿者，窑官以为变成他色即挑出斥去，不得入贡箱”。

    暂得楼的历史

    提起单色釉瓷器的研究和收藏,就不得不提起香港暂得楼主人胡惠春先生。胡惠春先生系上海著名金融家胡笔江之子,后继承父业,成为一个银行家。由于其对中国陶瓷的喜爱,同时更为了易于商业竞争,胡惠春先生决定集中收藏明清官窑瓷器,作为他藏品的核心。暂得楼是胡惠春先生为自己的收藏所起的堂号,“暂得”一词取自王羲之《兰亭集序》:“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表达了欣然而遇的内心喜悦。胡惠春先生相信这就是如他鉴赏一件器物时的感受。
      胡惠春在1949年曾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移居香港,在随后的30余年里,其先后以不同形式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350余件藏品。上海博物馆后来专门为暂得楼的藏品开设暂得楼陶瓷陈列专室,使其多年收藏终获归宿。
      此次首都博物馆所陈列展览的54组/件是由胡先生的女婿、著名美籍华裔收藏家范季融教授倡议,把目前珍藏于纽约暂得楼的清代单色釉瓷器与已捐赠于上博的单色釉瓷器合在一起,在中国香港、上海、北京三地举办一个“暂得楼清代康雍乾单色釉官窑瓷器展”。

暂得楼与单色釉收藏

     暂得楼所收藏颇丰,不仅仅局限于陶瓷,其中包括一些清初的紫檀、明代的缂丝花鸟树石画等。对于陶瓷的收藏也不单单只局限于单色釉瓷器的收藏,包括了不少晋、唐、宋、元、明的名品,单是清代官窑精品就达90余件,可以说代表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瓷器生产高峰时期的作品。过去一般藏家收集清瓷,多以乾隆为限,个别亦兼及嘉庆,胡惠春先生兼及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甚至宣统瓷的收藏,其中很多都是成对器物,并多数有官窑款,极难能可贵。在陶瓷收藏品中,胡惠春先生却对单色釉瓷器情有独钟,其认为单色釉瓷器可以真正表达出文人的那种喜欢的“雅”。
     胡惠春先生在收藏中是一个十分“挑剔”的人,其执著地追求藏品的完美。任何一件清代官窑器若有丝毫瑕疵,他都不会接受。藏品成双配对,以达到陈列时的美观,在这次首博的展览中有许多件收藏品都是成双成对的。展厅中有一对清康熙豇豆红釉的印盒,极为珍贵。豇豆红釉瓷器在康熙时创烧成功,豇豆红釉是以铜为着色剂,在氧化和还原的气氛下烧制出红绿相间的釉色,因色似豇豆色而得名。豇豆红釉瓷传世品极少,而且作品以红色色调为多,而此件展品则不同,主色调主要以绿色色调为主,稍带红色,而且还是成对出现,十分少见。据范季融先生所说,此件藏品原为乾隆皇帝心爱之物,后传至宣统皇帝,将其私自赏赐于溥杰带出宫外,后在天津被太监偷走卖于北京一古玩店,后转手传入胡先生手中。
     此外,此展厅中成对出现的展品还有雍正仿汝釉碗一对、雍正仿汝釉花盆一对、雍正胭脂红釉杯一对、雍正黄釉碗一对、雍正珊瑚红釉碗一对、雍正蓝釉水盂一对、乾隆仿汝釉觚一对、乾隆仿官釉觚一对、乾隆仿汝釉瓶一对、乾隆仿官釉瓶一对、乾隆青釉贴花龙纹瓶一对,等等。这些展品都是全品相的,胎釉皆无损伤。

暂得楼与单色釉鉴赏

      此次展出的暂得楼单色釉瓷器在质量上是非常精的,其中有一件清乾隆青釉古铜器纹瓶,此件展品是当年暂得楼捐赠给上博的藏品。此瓶造型硕大,是目前传世器中青釉器型中最大的单色釉瓷器,胎体厚重,通体纹饰皆为浅刻浮雕,浑然天成,釉色晶莹,可以说是乾隆官窑器的巅峰之作。而另外的一件清乾隆青釉贴花龙纹瓶(一对),此对藏品是一对典型的观赏瓶,通体施淡淡的青灰釉,釉色莹润,口沿堆塑一条龙,首尾相连,为清中期龙纹形象,此展品是官窑制品中的一对上乘之作。更难能可贵的是此件藏品通体没有一点瑕疵,一水的青釉,这符合胡先生所追求的完美。
     此次暂得楼所展出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单色釉瓷器,有不少珍品如豇豆红、康熙天蓝釉、茶叶末釉、炉均釉瓷等的烧造水平堪称一流。
     首都博物馆保管部主任武俊玲女士称赞暂得楼所藏瓷器为“精、雅、美”,单色釉分祭品和陈设器两种,而此次展出的藏品都属于陈设器。有许多展品是当年在皇帝的授意下烧制成功的。康雍乾三朝所烧制的单色釉瓷一种是本朝创烧的,另一种则是仿官釉、仿汝釉的。前者在此次展览中都有代表器,而仿官汝釉的瓷器在此展厅中也有十多件,而且还被分为两组,以供参观者鉴赏。其中展品中有一对清雍正仿汝釉碗,所仿釉色与汝釉十分相似,而且更为不易的是,此展品是目前所发现的清三代仿汝釉碗中器型最大的瓷器,而且是成对出现,更显珍贵。在陶瓷界,仿汝釉与仿官釉瓷是难以分清楚的,而此次展厅中的仿官汝釉瓷分成两组,这为参观者分清仿官还是仿汝釉瓷相对提供了依据。因此,武俊玲女士认为这批暂得楼的展品有助于爱好陶瓷的收藏家对单色釉的了解。

       二十世纪初，清廷覆灭，豇豆红瓷部分外流，苹果绿也混杂其中，倒是精明的西洋古董商“贵重变化者若此其甚哉”。在他们追捧上，苹果绿身价陡然倍增。
　　
    “ 雅”作者自述：余家草帽胡同，得一苹果绿之印合，盛以檀盒，袭以锦囊，已而发异香，非兰非麝，盖瓷香也。
　　
       著名陶瓷专家汪庆正先生在见过“暂得楼”藏品后这么写道：“其中特别使我惊奇的是竟能看到一对康熙豇豆红印盒，由于特殊的窑变，豇豆红色竟变成了翠绿色。这对印盒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胡惠春先生斥巨资在上海购得，久已闻名于世。”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专家陆明华先生估计，日前存世的康熙豇豆红器仅数百件。而目前公之于众的康熙苹果绿更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陈浏曾称“苹果绿一合值千金”。陆明华感叹：千金之价，在当时可以买到十分高档的宋代五大名窑或明代景德镇官窑瓷。
　
      豇豆红是铜红高温釉中的一种，为清代康熙晚期出现的铜红釉品种。景德镇御窑厂仿造明代永乐、宣德红釉衍生出来的一种名贵的高温铜红釉新品种。因其色调淡雅宜人,以不均匀的粉红色、犹如红豇豆一般、造型灵秀美而得名。又因其浅红娇艳似小孩脸蛋、如三月桃花，又被人称为“娃娃脸”、“桃花片”、“美人醉”。豇豆红釉质都很匀净细腻，含有粉质。红釉中往往散缀有因烧制时氧化还原不同形成的天然绿色苔点。釉色有上下高低之分。上乘者，名为“大红袍”或“正红”，釉色明快鲜艳，通体一色，洁净无瑕。居中者，釉如豇豆皮，含有深浅不一的斑点，甚是柔和悦目。有的器身或口沿露出“缺陷美”的绿斑苔点，今称作“美人醉”或“美人霁”。色调再浅些被称为“娃娃面”或“桃花片”，虽不如深者美艳但却有幽雅娇嫩之态。下品者，或色调更浅，或晦暗浑浊，名为“乳鼠皮”或“榆树皮”。至于器身呈灰黑不匀的“驴肝、马肺”色，与器下部呈黑釉焦泡的一类，则为最次品。豇豆红无大器，常见为文房用具。

　　  豇豆红也是清朝最有代表性的红釉品种之一。与郎窑红齐名。红釉中有一种与豇豆红釉酷似的—“郎窑红”。郎窑红釉色宝光鲜艳夺目，而豇豆红釉则幽雅清淡，柔和悦目，予人以意境深远的美感，郎窑红釉犹如美艳贵妇，而豇豆红釉则如清雅高士。
      郎窑红以浓艳著称，豇豆红则以淡雅见长。豇豆红，酷似豇豆红色，并带有绿色苔点，看上去，其色幽静清淡，柔和悦目，给人以意境深远的美感。因此，人们誉为“满身苔点泛于桃花春浪间”可谓恰倒好处。各种形制的豇豆红釉瓷器，颜色深浅不一，从较深的玫瑰灰，到苹果红色，至浅淡的粉红色都有，而在上述颜色中又常常出现绿色斑点。
　　　豇豆红的烧成难度大，制作时间短，较郎窑红更难。因此只由官窑少量生产，以供皇室内廷使用。其器物内白外红。外壁用吹红法吹釉，再高温烧成，在用还原焰烧制过程中，巧妙地放入一点空气，使得红色既出，又形成了红釉层次不同的水渍现象，部分氧化铜，变成绿斑点，釉色美感特别。
       烧制时先在坯胎上施一层底，釉然后吹上一层颜色釉料，再盖上一层面釉，入窑高温还原焰烧成，呈色变化较多，粉红色中略带灰色的称“豇豆红釉”。所以传世数量极少，历来是收藏家搜猎的目标。天津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康熙豇豆红釉太白尊，其釉色红绿相间，呈现出桃花春浓般的奇趣。

       豇豆红难烧。苹果绿釉面的难度则更甚，清末《淘雅》中说.“瓷之苹果绿最为神妙，官窑只有朱红一种，一变为苹果绿，再变为豇豆红，皆朱红之化身，古无此名称也，苹果绿一盒值千金，余犹屡见之”。一年也烧制不超过两件的类似的玩意.谓可遇不可求。

      “豇豆红”釉是康熙官窑创烧于康熙末期。当时，作为官窑垄断生产的新的制瓷工艺，民窑获得其生产技术的可能性不大。退一步说，民窑及后代官窑即使有了生产技术，也未必能生产出相同质量的产品。如清末、民初生产的“豇豆红”器，仅从瓷釉的温润度或胎质、釉色等某一方面就能与康熙产品区别开来。

       由于豇豆红釉比郎窑红烧成难度更大，烧制成本巨大，使得当时官窑都不能生产大器。最高不过20厘米左右，器型也不过七·八种，大多是文房用具，亦有少数柳叶瓶、菊瓣瓶之颣。由于豇豆红烧制极不容易，只能是官窑少量生产供皇室内廷使用，雍正时虽有少量烧制，但釉色灰暗。雍正后已很难见到了。

        民国出版的《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中所列出的三种“为世所宝”的康熙单彩釉作品中，就有所谓的“美人霁”，当时对它的评论标准是：“美人霁佳处在于淡红中显鲜红色与茶褐色之点背光则显绿色。”《饮流斋说瓷》中亦将其“可贵”之处定义为：“莹润无比居若鲜右暗之间妙在难以形容也”。实际上美人霁（或称豇豆红）与其他霁红作品一样也是以含铜釉料作呈色剂，它的那些“可贵”的效果来源于烧造时对氧气的控制不力，正如开片瓷器来源于烧造过程的缺陷，由于氧气的过量造成的绿斑反而成为一种偶然的美丽釉色。豇豆红，系由祭红变化而来者，以其似豇豆，故以名之。釉中多有绿苔点，或大片绿斑，亦有纯红者，以康熙款者为最多，若雍正款者，则其釉与豇豆红无异，人亦辄以雍正祭红呼之矣。豇豆之黯败者，俗称乳鼠皮，价值殊贬，稍深入云豆色，近紫又入茄皮色。豇豆红之所以可贵者，在莹润无比，居若鲜若黯之间，妙在难以形容也。豇豆红一色，旧者之釉厚而润，仿者薄而粗，旧者釉内多有白珠，犹水珠滴于釉中，而与釉中之色仍不相混。仿者，绝无是据也。旧者之绿斑，润而且细，其色系由釉中返出。仿者之绿斑，或大绿或发黑。

      因此可以推断，当时的民窑即使有生产“豇豆红”的技术，也不会甘心冒赔本钱的危险进行损毁量过大的实用器生产。器底足内施白釉青花“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郎窑红则不见有书写年款。       

        2004年4月25日，苏富比拍卖行在香港一次古瓷拍卖会上，一件高12.5cm的清康熙豇豆红釉太白尊成交价为360000港元；同年12月8日，一件高8.8cm的清康熙豇豆红龙纹水盂在上海信仁拍卖成交308000元。到了2005年5月30日，在香港佳士得一次拍卖会上，一件高16cm的清康熙豇豆红柳叶瓶成交1017600港元；2005年11月28日在香港佳士得另一次拍卖会上，一件直径12.6cm的清康熙豇豆红釉太白尊成交1144800港元。清代豇豆红釉器物拍卖价连续走高的可喜现象，吸引了多少陶瓷收藏投资者的眼球。

　　  豇豆红釉所具有的柔和色调，是由于釉中的铜胶体错综复杂的分布而形成的，烧成时倘若氧化焰超过需要量，就会出现绿斑，其烧成技术很难掌握。由于其烧成困难，从创烧到停烧时间短，且又是康熙宫廷御用品，故而流传下来的器物很少，成为高温铜红釉瓷器中最为名贵的一种。其中大部分传世品已于上世纪初流散国外，收藏于各国著名的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据说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陈列所有全套豇豆红正红釉文具，有100多件比国内各博物馆收藏品的总和还多。上海博览馆陈列柳叶瓶、螭龙瓶、印盒、太白尊和水盂五件正红豇豆红；新开放的首都博物馆仅有太白尊一件。

　　   光绪至民国时仿制的康熙豇豆红釉瓷器传世较多，有柳叶尊、太白尊、水洗、印盒等，但仿品或胎体过重，或胎体过轻，或造型比例失调，或釉色失真，尤其是豇豆红釉中的绿色苔点是极难仿制的。要判别一件器物是不是豇豆红，主要观其器状、颜彩。豇豆红无大器，大件的器物，绝对不是豇豆红。豇豆红故名豇豆的颜色，色彩独到，为其他瓷器所无，即使不是行家，过目也不难辨别。其次，要辨别豇豆红的年代，究竟是康熙“本朝”制，还是光绪、民国时期制，抑或是现代仿制品，其中讲究颇多，伪造者也挖空心思在此装设‘地雷’。一要从底釉的氧化程度等细节判断其年代；二看瓷器胎骨的年代特征；三看落款；最后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一点，看重量。官窑豇豆红，重量对应体积大小很有讲究，行家上手一掂量，心中自然就有几分底。鉴定时还要记住康熙豇豆红的特征，仿品中的有些器形，是当时康熙朝豇豆红瓷器中所没有的。接下来是如何辨别一件豇豆红是否上品，也是一窥中国瓷器文化的集大成所在。

     中国第一件豇豆红其实是意外的失败作品，因为窑的温度没有控制好，作品才出现了红豇豆的颜色，但是这一意外之作竟然有一种无可比拟的缺陷美，红得可爱，实在超过了言语所能表达的美丽，结果反而成为了中国瓷器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康熙以后，烧制的配方失传，光绪年间重新烧制的豇豆红已经不复康熙年作品的风采。光绪以后，配方又再失传，所以传世之品非常稀少。极品的豇豆红是康熙‘本朝’的作品，有灯芯边、缩脚釉、红衣绿里、苔点绿、米糠底釉和‘大清康熙年制’双行钴蓝字的特征。

     豇豆红的烧制效果是由于施釉工艺、烧造环境等等不同而出现的一种特殊釉色,至于"绿如春水初升日"的绿苔斑点,更是特殊烧造环境下的产物,也就是说不是每器必有豇豆红釉的。“莹润无比居若鲜右暗之间妙在难以形容也”是晚清仿品达不到的,只能望瓷兴叹了。

     据文献记载豇豆红釉，是在康熙晚期江西巡抚郎廷极奉诏担任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时，在仿烧明代永乐、宣德的红釉瓷器时，无意中烧制成的瓷釉新品种。不过在雍正之后就没有烧制成功，笔者有一点疑惑：据考证，郎廷极始任督陶官是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五十一年（1712）离任，前后共七年。离任后的第三年，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郎廷极辞世。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于1723年驾崩。继位的雍正帝在位仅仅十三年，接着是乾隆登基理政。在雍正、乾隆时担任督陶官的是唐英，据史料记载：唐英幼年时就供役于养心殿，历时二十余年。雍正元年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六年被派往景德镇御窑厂协理窑务，前后达二十七年之久，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卓著的督陶官。由他督陶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

      众所周知唐窑瓷器非常精美，其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写道：“中国瓷器到了唐窑，确实集过去所有制作之大成。这表现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以及制瓷技术方面”。瓷器装饰，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意”，无所不有，而且“规抚名家，各有原本”；造型设计上，则以“古礼器尊鼎卣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像生之作”，应有尽有。唐窑被公认是瓷中珍品，无论在品种的仿古创新方面，还是在器物的制作技艺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对中外陶瓷生产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由此，我们不难推断，跨越雍正、乾隆二帝的督陶官唐英，在近三十年的督陶生涯中，对清代以前历朝历代的名窑名瓷是无所不仿，而且技艺超群，水平空前。而由本朝创烧的豇豆红釉，对于唐英来说不是仿烧，而是续烧、是传承，难道作为康熙帝最珍爱的瓷釉品种，乾隆皇帝也极其喜欢的豇豆红釉，在六年之后的唐英手里能够失传吗？但据有限的史料记载唐英在担任督陶官期间没有烧制这个品种，而且这些年的遗址挖掘出土文物的也尚未发现遗留的瓷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么唐英究竟有没有烧制这一品种？还是由唐英督烧的雍正、乾隆时期的豇豆红釉，只不过由于烧制难度极大，产品数量极少，加之战乱和各种原因，流失国外，散落民间，尚未现世而已？这个都是无法有定论的中国考古界的历史难题。

   





   郎窑瓷是郎廷极（字紫蘅）督造的成功产品，他在康熙年间曾任江西巡抚，由于他酷爱古陶瓷，对陶瓷很有研究，于是康熙皇帝发挥了他的特长，在康熙44年——51年的7年中，肩负景德镇督瓷官之职，所以在这期间景德镇御窑厂产品，当时都称为郎窑。清代官窑器必定会有本朝款，唯独郎窑绿、郎窑红没有留下官窑款，但收藏界认可它是一种独特无款官窑器。

　　郎窑绿是用含氧化铜石灰釉，在氧化气氛中呈现绿色，属于铜绿釉。通常挂釉后经1300度左右高温烧制而成，但由于工艺复杂，烧制温度极难控制，要烧出理想翠绿色釉面瓷器，成品率极低，所以存世量非常少，而且产品往往以小件为主。从现存瓷片、实物来看，郎窑绿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郎窑绿釉层均匀较薄，釉色稳定，呈翠绿色，鲜明艳丽，釉面上有较强玻璃般光泽，似有一种翡翠玉般的感觉。在同类郎窑绿釉中是一件上乘之作。

　　二、在釉下紧贴胎体处布满细纹片，俗称“苍蝇翅”。用10倍放大镜细看，在釉面上可见密集细小的小点点，我想这也许是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由釉内小气泡所形成。

　　三、在器底近足处有一圈不过足垂釉，俗称“郎不流”，但垂釉非常自然整齐，似有一种釉流至底足前曳然而止的感觉，厚釉处釉色加深，呈现深绿色。

　　四、圈足呈泥鳅背，内墙为内弓，底足内施白中闪青釉，低款青花双圈足见。

　　  五、器内施青白釉，釉层较厚，无开片，其釉色与底足内白色闪青釉有较明显区别。口沿处有一圈明显粉白釉俗称“灯边草”。（大中华　 何荣兴）

郎窑红与祭红的区别特征

   1 郎红釉面玻璃光泽强烈，釉子清澈透明，光亮夺目；祭红的釉面凝厚莹润，釉子浓郁呈失透状。

    2 郎红釉流动性大，口沿下因此显露出白色胎体，此“脱口”为郎红典型特征，再则，底足有一环深褐色的积釉，称“垂足”，但流釉一般不过足，故所以郎红瓷独具“脱口垂足郎不流”之风貌；祭红基本是色不脱口、釉不垂足，即使底足略微有积釉现象，由于积釉较薄、规整，亦明显有别于郎红。祭红的另一特征是器口与足根处，均有醒目而地道的“灯草边”；而郎红器要么没有“灯草边”，要么系“人为涂施的一层厚而含有粉质的白釉或浆白釉”（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P64、P221页、紫金城出版社、1993年版）；

     3 郎红的釉色鲜红艳丽，由于流动性大，通体上下、甚至前后，釉色的变化显得活泼、灵动、多姿：器物口沿下露白，器身越往下色泽越浓重，釉色浓处好似牛血初凝，而红釉稍薄便会出现如鸡血一般鲜红，非常美妙。这艳丽的釉色，被看成一代绝品，是郎窑瓷的代表作。其近底足处又常因积釉过厚呈暗红色或黑褐色，且会出现一环呈羽翅状的黑色纹理（俗称野鸡翅），又非常奇特；祭红则釉色通体匀净、少见变化，相对而言，典型永宣祭红釉呈鲜红色，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宽，在3 5毫米之间，清代红釉大多色泽凝厚深沉，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窄，约1 2毫米左右。

    4 用放大镜可见到，郎红的釉内气泡既细小又稀疏；清代祭红的釉泡相对较大、较稠密，而永宣祭红釉的气泡分布，则介于两者之间，不太稠密，然而，气泡却个子大，大得凭肉眼就能一目了然。

    5 郎红的釉层内开有大小纹片，祭红无纹。

    6 郎红的釉面光爽，釉面上的桔皮纹现象偶尔有之；祭红大部分有桔釉现象，对比之下可见，明代的桔皮纹较清代大，而清雍正桔皮纹则较乾隆朝大。

    7 郎红的底足与器内，或呈米黄色或呈浅绿色，俗称米汤釉与苹果青釉，也有少数底为本色的红釉底；而祭红的器内器外，均无此特征（指米汤釉或苹果青釉或红釉底特征）。

    8 康熙的官窑器自康熙十九年起大多带上款识，但郎红器均无款；而祭红器通常署有官款。

　　另外，郎红釉的器型以瓶与尊为主，祭红釉习见壶、碗、盘、洗、缽和瓶，瓶多为梅瓶与玉壶春瓶。器型上的这一差异，在甄别时亦不能不察。（高阿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