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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年间，大型从书《四库全书》的编者在评定《文忠公张太岳先生文集》时留下一句：“毁誉不定，迄无定论”这样模棱两可的论断，大抵由于权臣的存在，愈发衬托出皇帝的软弱无能，故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并不真心期望权臣的出现。自视甚高的乾隆帝甚至不允许其朝代内部有名臣（《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清代文字狱档》有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因政治因素作祟之故，时论对于前代著名辅臣张居正的评议，自然难以避免地染上鲜明的时代色彩。不过“毁誉不定，迄无定论”足以反映出明末清初士大夫对张居正的基本态度。 追溯张居正的生平，他少年时期聪慧早达，为人所艳慕；入仕之后勤学好问，亦富盛名，不过这些都无关社会的毁誉，在翰林院的十六年中，张居正所学到的治国之道和结交的朋友，对于他以后的当政，是一股强大的助推力。到他归田养病，与世悬隔，家庭的殷切期望、师友的怜爱惜才，自然是在所难免。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复出回到京师，而后为裕王侍读，为入阁奠定基础，穆宗即位，经过徐阶等老辈人的推荐援引，以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政治声望逐步提高，然而随着他政治地位的发达，他所受到的诽谤、怨恨也与日俱增，而后他的功业愈进愈隆，他承受的攻击也愈演愈烈。实际上，人性总有攻击权威的倾向，尤其是明代的言官更是为了反抗强权，博得名誉可以牺牲一切。 姑且不说张居正显赫之时，士大夫们阿谀奉承的谄媚之词，也忽略他死败之后，仇家穷追猛打地诽谤诬陷，本章将以时间为序，总结从张门冤案昭雪至今，近四百年的历史评价与毁誉。 明末清初的稗官野史 当张文忠公四十余年沉冤昭雪以后，时有诗人王启茂在拜谒张文忠公祠堂之毕，心中万分感慨，挥笔写下一首被后世史学家看做至论的、堪称史诗的《谒江陵张文忠公祠》，诗云： 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素衣冠。 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 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 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 （叶琯《欧波渔话》） 《谒江陵张文忠公祠》是对杰出政治家张居正身后事的一个生动写照。 “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肃衣冠。”是说张居正冤案被平反昭雪后，其后人将发还的故居，改建成家祠，供奉着这位一度出任当朝元辅先人的遗像，令谒祠者一进门便肃然起敬。 “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祠堂正中供奉着的张居正遗像依然还是那副忧国忧民的情态，他在天之灵可曾知道，当平反昭雪的御旨下来时，早已是在被抄家籍没以后四十多年的事了。 “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这位当朝首辅生前的一切恩恩怨怨都随着所有当事人都死去以后，才得以盖棺论定，然而已到了边关危急、国是日非之际。 “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眼下山川破败，强敌入侵的危局，元辅大人您可知道吗？诗人叩拜在张居正的灵前，情感愤激，泪眼模糊，心中一阵苍凉……由此可见，王启茂写的这首诗，首先寄托了他对这位贤臣良相的一片缅怀之情。他将一腔忧愤之情倾注于诗中，至今都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心灵震撼力。 这位石首县的王启茂，是明朝万历、天启、崇祯年间的人，他字天根，又号天庚。明末清初时，撰《江陵志余》的邑人孔自来在其《郢书》中，曾记有王启茂的小传：“石首王天庚（王启茂的字），闲雅淹博，有古名士风。饮不一蕉叶，而能竟夜快谈。”可见这位王启茂，在当时文坛上还是个颇有才名、甚至是声望卓著的诗人。据考证，此人不仅是明朝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的门下弟子，而且还与“公安三袁”中的袁中道颇有交谊。 由于张居正主政十年，大明王朝边境宁谧，国势强盛，雄踞天下，西北方的蒙古残余势力在顺义王俺答的率领下，纳贡来朝，国内各地的内乱也被一一平定……明末则是边事日急，相形之下，益使人追念他善于筹边的才干。崇祯年间的礼部尚书钱谦益也有令人深思的感慨：张江陵所用的人，犹如良马；江陵死后朝廷所用的人，狡猾如狐狸，胆小如老鼠。江陵是善于驾驭良马的伯乐，他如果还在政府，哪里还容得了内奴、外寇来侵扰君上？极高地评价了张居正善于筹划军务和知人善用、知将而久用之。（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十：夫江陵所用之人，良马也；江陵以后所用之人，雄狐也，黠鼠也。江陵能御良马者也，江陵以后，能豢狐鼠而已耳。国家之事，与狐鼠谋之，则良马必将迁延负辕，长鸣而不食。以梁公之才，宁以江陵故屏退，岂能与狐鼠争路乎？） 明末的林潞也曾撰写《江陵救时之相论》一文，论述张居正挽救时局之功，称许他熟知兵事，以相将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居正死后，明朝享其余威赢得二十多年的安定：“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厄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江陵非直相也，而直以相将将。改南北守御，百粤、滇、蜀，必托付得人。将帅能效力者，量其才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二十年也，此江陵所为举相职也。” 林潞对张居正的兵略及其对将才的重用、勤教、严核等等，都有简要地述说，最终肯定他安固明室的功勋。林潞这段文字仅仅从军事角度，评论居正的边功，颇为简明扼要，但却是明清之际少数以单项讨论张居正功过的作品，极为难得。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天启、崇祯年间做过顺天府知府、浙江按察使的胡维霖，在他的《胡维霖集》中有一篇《张文忠公居正传》，这篇传记被大多数史家所忽略，笔者也是在搜集史料时意外注意到的，他在张传的结尾做出如下评论，可谓是见解深刻而中肯：“张居正辅佐年幼的皇帝，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任劳任怨，而朝廷纪纲法度肃然，周官祖宗德泽、仁政盎溢，中外汤火不恤，安顾身家？他作为大臣，缺乏温良恭俭让的气度，雅量不够，然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居正毫无愧疚？君臣相得，千古无两，但王篆诸小人乘风献媚，没有遇到兵马战乱却夺情，返哺父亲的养育之恩薄，而且过于溺爱儿子，热衷儿子们的功名。邹忠介（邹元标，谥号忠介）所谓“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即起居正在九原之上（九原指坟墓）听到这样的评价也会心服。虽然他有过失，但我读文忠公与督抚的书信，他谈论边事情形与民间疾苦，如何处置，如何消弭，全无瞻前顾后的推委之词。盖兼房杜之谋断兼而有之，神宗皇帝垂拱四十八载的太平。是谁的功劳？张文忠公也。我深深佩服他的智慧和胆略，然后记录下他的事迹而作文忠公的传记。” 上述人物都是和张居正本人没有任何恩怨纠纷，从客观实际称颂他的功绩，惋惜他的过失，哀叹他的不幸。有趣的是张居正的仇家，辽王后裔孔自来竟然也极为敬仰这位家乡的名臣。他题写的《拜江陵相国祠》诗，也表达了他对杰出政治家张居正身后悲剧的痛惜之情： 维楚多材近帝宸，文章勋业见斯人。 两朝定策安危系，十载阿衡肺腑亲。 积毁可怜终烁骨，先忧谁信未谋身。 只今圣主图功日，麟阁将无忆老臣。（《张太岳集，附录》） “维楚多材近帝宸，文章勋业见斯人。”是说张居正作为荆楚一代人杰，他的文采飞扬、功业彪炳。 “两朝定策安危系，十载阿衡肺腑亲。”阿衡，意谓商汤王的辅宰伊尹，引申为辅弼帝王。张居正从隆庆年间进入内阁，到万历年间做当朝首辅，实际上是两朝安危系于一生；尤其是明神宗继位时年仅十岁，张居正辅弼其十年，当时的君臣关系，可比肺腑之亲。 “积毁可怜终烁骨，先忧谁信未谋身。”古训中“积毁烁骨”的谶言真是不幸而言中啊，当张居正死后被籍没抄家的事发生之际，人们这才相信海瑞评介他时所说“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话了。在诗人的心目中，张居正仍然是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忠臣，他对这位先朝首辅满怀痛惜之情，强烈的愤激与苍凉，令其感慨万分。 “只今圣主图功日，麟阁将无忆老臣。”眼下边关危急，山川破败，强敌入侵，国是日非……大明王朝的“圣主”一心建功立业，可麒麟阁上也无人可用了，只空余一声嗟叹“忆老臣”。 孔自来这首赞诗，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发出的心声，其捐弃一家一姓的个人恩怨，以天下大计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中华民族历经千年磨难而始终不为外部强敌所摧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真实写照。 孔自来是荆州地方上著名学者，他的代表作有《江陵志余》,是地方史志中一部极有价值的古籍图书。他撰《江陵志余》的初衷，为“存故乡之文献，补旧史之残缺”，由于其史料详备，体例周全，所以清季编修《湖广通志》、《荆州府志》时，皆从中采录了不少重要史料，向来为地方史学界所看重。 尽管孔自来认为被废除国与张居正有一定关系，但作为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始终对这位本地先贤竟毫无门户私见，其《江陵志余》中对张的褒赞之辞，随处可见。如《纯忠堂 附记》便云：“张太岳博学多才，顾东桥识之于髫龄，以顾命元老，匡扶幼主，内安外攘，有社稷功。卒谥文忠，第因信任之专，群疑竟起，坐削籍；后以多难，追念老臣，复其谥荫。”其寥寥近百字，相当中肯地评价了张居正的一生，持论公允，堪称史家直笔。反过来，孔自来对于其从祖、被废辽王朱宪火节却毫不客气，如其《宝训堂》条便云：“明辽邸内堂也，弘治中建，以藏列代所赐宸翰。末王朱宪火节，博学能待，任诞不检，隆庆初国除。有味秘草堂，藏书亦富，朱叔和诗：‘从救身作书中蠹，万卷何曾救国亡。”贬责之意，溢于言表。 明末遗老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 原臣》这一章节中对张居正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万历初，神宗之待张居正，其礼稍优，此于古之师傅未能百一；当时论者骇然居正之受无人臣礼。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师傅自待，听指使於仆妾，而责之反是，何也？是则耳目浸淫于流俗之所谓臣者以为鹄矣！又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在这一段文字里，师傅，是太师和太傅的合称。《尚书•周官》称：“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变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太师、太傅、太保是我国古代朝廷中最为尊显的三个官职，合称“三公”，自隋以后，它们开始变为示以“优崇之位”的虚衔，宋、明之后，则多为勋戚文武大臣的加衔赠官。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具有民主启蒙思想的大学问家，他所谓的“原臣”，本在申明君臣名份的本意，在他眼里，臣子和君主的责任是相同的：名异而实同，都是以天下百姓的安居乐业为职分所在。臣是为民所设的，因此中心点在民而不在君，君臣的关系非但不是主从，更不是君父、臣子，而应该是师友关系。当万历初年张居正辅弼幼年的神宗主政之际，神宗待他在礼仪上虽然十分优渥，但是和上古时期帝王对待师傅的礼仪比起来，只不过为百分之一。可是，当时人们竟指责他不该在皇帝面前倨傲不恭、无人臣之礼；真正说起来，居正的罪过，正是在于他不能以古时师傅的职责与身份自待，有如听命于仆庸一样支持和维护皇权。黄宗羲对张居正的批评可说是独具一格，在当时的确有石破天惊的效果。其批判锋芒，直指中华大地上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在对于张居正的评价上，黄宗羲的得意学生万斯同却始终与老师划清界限，泾渭分明。他认为张居正其人和他的功业，虽然说瑕不掩瑜，但瑕疵实在太大；此人终究是借着李太后的威势，对他的皇上傲慢无礼，失去作为人臣应该恪守的“以敬为上”之道，大节一旦丧失了，其他就没什么好称道的。况且他实施的万历新政所有事项，都伤害到了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被文官集团所厌恶……因此，万斯同一直将张居正视作“奸人之雄”。而且，万斯同还在他另外一本著作《群书辩疑》中列举张居正“二十四大罪”，认定他开启了明末无休止的党争，是明朝亡国的罪魁凶手，其思想偏颇如此。 关于万斯同为何这样仇视张居正，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先生发表过他的见解：“《明史稿》，主要出于万斯同之手。万斯同熟于明代史事，以布衣参予明史的修撰，纂集《明史稿》三百一十卷……《明史》有许多篇目出自《明史稿》。但不同处亦颇多。如关于明末党争问题，明人认为起自隆庆间的张居正勾结宦官冯保，排斥高拱。《明史稿》持此说，对张居正大肆诋毁。这同万斯同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他父亲万泰是党中人，他在写这一部分历史时有个人情绪和偏见。” 清朝顺治年间，由浙江学政佥事谷应泰总纂的《明史纪事本末》刊刻成书。这部书在对待张居正的评价上，确实乏善可陈，比如，在其《江陵柄政》一节中，谷应泰就以痛斥的口吻说：张居正救时似唐代的姚崇，褊激似宋代的赵普，专政则跟汉代的霍光一样，刚愎自用和宋代王安石有一拼。“假令天假之年，长辔获骋，则吏道杂而多端，治术疵而不醇”，他怎能和开创贞观盛世的房玄龄、杜如晦，元祐之治的司马光这等贤臣良相相提并论？更可恶地是，“自居正以钱谷为考成，而神宗中叶大启矿税，居正以名法为科条，而神宗末造，从脞万几。呜呼！手实之祸，萌自催科，申商之后，流为清静，则犹居正之贻患也。”他也把居正视为明朝亡国的罪魁祸首，认为万历后期的大兴矿税、贪财好货、怠慢政务都是居正引起的，其实这些完全是强加因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谷应泰大骂张居正是“倾危峭刻，忘生背死之徒”，甚至说他包藏祸心，谋害同僚，猪狗不如，猪狗见了他都不愿意去碰等等，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情感特征和思想倾向。 清朝乾隆年间，二十四史中的《明史》定稿修成，其中张居正本传中对于他有历史性的综合评价。本传开篇先叙述张居正的个性：“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接着谈到他当政后，“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而在讨论居正为政的主旨时，《明史》云：“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 有关张居正为政的功过问题，《明史》也有重要分析。首先，称赞他采用漕臣建议，将漕粮改在年末时兑运，而在次年初春运抵北京，因为此段时间很少有水患，因此粮船鲜有覆没，时间久了，太仓中的粟米充盈，足足可以供十年之需；又因为与俺答互市，太仆寺中的银两积累到四百余万。两者都指出他在开财源方面的成绩。 对于张居正的“为考成法以责吏治”，《明史》说到其功效是“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就是考成法使得大小官员不敢推诿敷衍。而对于张居正抑制言官，“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抚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诟责随下，又敕其长加考察。由是诸给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换句话说，就是张居正控制言官、责成吏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和隐恨。 至于张居正的善用将才，“ 居正喜建竖，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俺答款塞，久不为害。独小王子部众十余万，东北直辽左，以不获通互市，数入寇。居正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至封伯，而继光守备甚设。居正皆右之，边境晏然。两广督抚殷正茂、凌云翼等亦数破贼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乱，用张佳胤往抚即定，故世称居正知人。” 接着论述他持法严，招人怨恨的原因，“然持法严。核驿递，省冗官，清庠序，多所澄汰。公卿群吏不得乘传，与商旅无别。郎署以缺少，需次者辄不得补。大邑士子额隘，艰于进取。亦多怨之者。” 《明史》对张居正的严办盗贼，有如下记载，“时承平久，群盗蝟起，至入城市劫府库，有司恒讳之，居正严其禁。匿弗举者，虽循吏必黜。得盗即斩决，有司莫敢饰情。盗边海钱米盈数，例皆斩，然往往长系或瘐死。居正独亟斩之，而追捕其家属。盗贼为衰止。而奉行不便者，相率为怨言，居正不恤也。”这段话颂扬了张居正稳定地方治安，但也指出他的厉行法治有其缺点，认为他的办法无法正本清源。 在本传传文中，也提及张居正不与地方豪强势力妥协，言：“居正以江南贵豪怙势及诸奸猾吏民善逋赋，选大吏精悍者严行督责。”此举造成“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却也导致“而豪猾率怨居正”。 最后，《明史》张居正本传给予他这样的历史评价：“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这是个很有意义的论断，尤其是“通识时变，勇于任事”这八个字，颇能凸显传主的器识与个性。总结说来，《明史》对于张居正是肯定多于贬责，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明史稿》、《明史记事本末》的污蔑诋毁，尽言其非有所不同，也比较接近客观历史事实。 明清交替之际，私家修史极为盛行，尤其是很多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精神的史学家，秉承“国亡，史不亡”的信仰，发奋著史。查继佐就是这么一位学者，他字敬修，号兴斋，人称东山先生或朴园先生，浙江海宁人。明亡后更名省，又隐姓名为左尹非人，坚持反清立场，发誓必明室再兴之后，才恢复原姓名。他易稿数十次，毕一生之力成书。原名《明书》，后遭庄氏文字狱牵连，以“获罪惟录书”而署书名，故名《罪惟录》。 查继佐《罪惟录》即将张居正列入《经济诸臣列传》，一再强调他功在社稷，论列其“用人行政”、“樽节理财”之功，及“数年间法纪大张，弊亦尽剔。五千余里，几无烽火”之效，并说明张居正勇于任事，不任姑息。《罪惟录传》中，对其他史书用否定态度记叙的内容,也转变为客观叙述,或是赞扬性的记载,绝无批评的意味。譬如，他书在记叙神宗待其 为师臣时,往往批评张居正亦“自负为帝者师”，而《罪惟录传》则只有“上以师臣待居正,所赐御札皆不名”两句话,表现的是称赞居正深受神宗尊敬;他书几乎无不批评的“夺情”一事,在《罪惟录传》中称:“外艰,居正内念身退政事必纷,更费补救,顾露意冯保,言上固留之。”从而使关于夺情这一违背众议之事的记载，成为对张居正一心为国、高风亮节的歌颂。当记载张居正被削官籍后的政事时,称:“四维遂矫居正,一切务为宽大,收人心,而法度渐废弛矣。”表现出十分惋惜。当叙述张居正在天启、崇祯年间得到平反时,《罪惟录传》称:“越二十余年,论大定,海内思其功,上亦深念之,凡诰赠及谥俱给还如故。”表现出无限的兴奋。 全书末尾评价说，想要造福千秋万代的人是不会顾及一时的艰难险阻而放弃伟业，要管理驾驭世间万物的人是不会姑息一件小事，这些决不是一般的竖儒所能理解的。明代兴盛以来，生享三公者也只有张文忠公一人，功在社稷也，对张居正的治国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原文：论曰：“天下事往往有持其是不足以济，共持其是亦不足以济，各持其是既不足以济，且为祸。事有大小，时有缓急，善百世者不顾一时，制万物者不姑息一事。此岂竖儒所能解？明兴，无大臣实拜三公者，止文忠一人耳，功在社稷也。《罪惟录》) 十七世纪著名史学家谈迁的《国榷》，是当时与《罪惟录》齐名的一部私修史书。全书采用编年体的体裁记载明代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在万历十二年有一句这样的话来总结张居正一生的功过：“江陵终生勤劳于国家，功十而罪一。”尽管此话相当笼统，但态度明确地认为居正有大功于社稷。此外，谈迁的另一本笔记《北游录》收录一则有趣的史料，清朝初年，清世祖顺治皇帝在与僧人释木陈的对话中，曾谈到过古往今来的名臣宿将。释木陈说：“宋明两代享国灵长，多由大臣辅弼之力。如赵普之逢君，张居正之揽权，姑置不论，至若韩琦之调停两宫，梁储之迎立世庙，不可谓非精忠练达也。”顺治皇帝并不同意释木陈的见解，他说：“老和尚许二臣精忠练达，所谓其知可及也。朕许二臣精忠练达，其愚不可及也。即老和尚罪居正揽权，误矣！彼时主少国疑，使居正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矣。”释木陈和尚听罢，急忙称赞顺治皇帝见解深刻，英明独到。可见，连满族的顺治皇帝都认为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的贤相，而且充分理解他当时的苦衷。 清朝中叶后的“张居正热” 在湖北省荆州市历史博物馆里，陈列有明代著名首辅张居正的彩绘画像。画像下面，另有一帧“像赞”墨迹，其落款为：“癸酉三月吴县洪钧敬题。” 洪钧，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同治年间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后出任湖北学政，主持陕西、山东乡试，并视学江西。1881年任内阁学士，官至兵部左侍郎。1889年至1892年任清廷驻俄、德、奥、荷兰四国大臣，是清末著名外交家，在近代外交史上留下了广泛的影响。 清末著名黑幕小说《孽海花》，就是曾朴依其与苏州名妓傅彩云之间所发生的故事为情节主干而展开的。 洪钧题“张居正像赞”的文字比较长，全文约二百四十字余字。题识称：“昔海忠公谓公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呜乎！公之生平，二言尽之矣。夫台谏攻讦，法制陵替，令多废格，下务虚名，财尽民穷，将骄卒惰，明季之政也。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公之谋也。公出其谋以佐成中兴之治，骸骨未朽，门祚己倾，赏罚如此，明之速亡可知矣。国计既益，众情乃拂，公之取祸又可知矣，汉霍子孟受遗诏辅幼主，废吕邑立宣帝，定策之功追伊周，史称光小心谨慎，沉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进出有常处。运其为人，宜善保功名矣，乃为帝骖乘，帝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故俗传霍氏之祸，始于骖乘。夫权重则府怨，功高则震主，索垢指瘢，积毁销骨，有由来也。瞻公遗像，曷胜慨息。” 洪钧熟悉西北舆地，在出使期间看到俄国人贝勒津翻译波斯人拉施特哀丁著的《史集》、伊朗人志费尼写的《世界征服者史》和亚美尼亚人多桑编的《蒙古史》等历史书籍，遂获得西方的资料证补《元史》。在翻译金楷利等的帮助下，译著了有关章节，撰成《元史译文证补》，开了中国史学界利用外国资料研究元史的先例。鉴于张居正身前曾对元朝残余势力采取恩威并重，偏于招抚的政策，从而促成了当时西北边防的安靖稳定。由此，他对于张居正的德政勋业，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 在“像赞”中，洪钧援引明朝清官海瑞的话，称赞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个评价是极为中肯的。事实上，张居正当权之时，海瑞早已被前任首辅高拱免职罢官，赋闲在家，而当海瑞再度复出做官的时候，张居正却也死去三年之久。严格地说，海瑞对张居正的评价，真正可算得上是旁观者清。 “霍氏之祸，始于骖乘”，洪钧以我国汉朝大将军霍光的遭遇为事例，深刻揭示了张居正人生悲剧的本质根源，乃是“权重则府怨，功高则震主，索垢指瘢，积毁销骨”。这恰似我国著名史学家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所说的那一段话：“居正当国，效忠国家，但是居正所揽的大权，是神宗的大权，居正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效忠国家便是蔑视皇上。”对于张居正这种一度独断朝纲的人，皇上断不会始终容忍——不是在他生前，也是在其死后！从这个角度看，洪钧的“像赞”到底是显示出这位状元公的器识才情，写得还是很具独到见解的。 清朝时期，朝廷在开科取士上极重书法，尤其是在“殿试”中，参试的新科进士若是字写得稍微差一点，都不得进入“一甲”。洪钧的字写得圆润丰满，充分展示出“馆阁体”书法的神韵。从落款时间上看，他的这帧“像赞”应当写于其出任湖北学政时期。 在张居正的彩绘画像中，于画面左侧的空白处，还有一长段跋文。经细心释读，得知该文为清道光、咸丰年间的浙江布政使庄受祺所书。跋文曰： 余昔读《明史》，至公传反复衡论，观史目之褒讥，未敢置辨也，而蠡测之见，窃尝韪之。及之楚詧荆南，荆州邓氏赠予以公集，多载疏牍，盖其时四方驰牒，日以百至，几至衡石，程书而必手自答之，言切中利弊勿为苛，细行廓之，论其章奏及序论言事之文，亦率类此，以是知公领政府，秉丝纶抚驭华夷，调变民物，大纲举矣，小节亦弗疏也。公以簪拜侍邸，受之朝廷，赞掖表裘，尤为师保，历二代之盘错，因权制敌，不恤谗诅，确然秉志以其忠，可谓谊形于主者矣。商之阿衡，汉之博陆，皆处疑难者也，处疑难之交不必求，自其疑难之迹，此其贞之既，以令揆古，又岂闻焉？今张氏后虽梢梢夷，而读书循礼，不失先志。丁巳秋日，王子寿比部求公遗像，敬观之，长髯方颐，容色俨肃，虽历年久远，丹青剥蚀，而实质坚峙，神气凛澶，弗可掩也。拜展讫，神系久之，益叹博俗，耳食之谬，垂缅遗编，手泽之珍，明德百世，其人如在，乃京可作谁与归哉！ 庄受祺，常州府阳湖县人，字卫生，道光二十年进士，曾任福宁府知府、湖北布政使、浙江布政使；有《枫南山馆遗集》八卷、《维摩室遗训》四卷传世。虽为清代阳湖学派之中坚，但留心时务，有济世之才，与胡林翼、王子寿等相友善，史称其“喜论兵，于缓急虚实洞中窍要，尤善识别将才”(《清史稿》)。 清道光八年秋，陶澍巡抚江苏，和陈銮共同拿出各自的养廉银，在南京重刻《张太岳先生文集》，并为之作序。 陶澍，字子霖，又字云汀，号髯樵，湖南安化人。他在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年）的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擢升监察御史，先后出任户部、吏部给事中。由于他为官清廉，办事精明，此后一路升迁，相继任山西、四川、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道光元年（１８２０年），陶澍巡抚安徽，此地当水陆要冲，俗兼吴楚，大江以南，人文鼎盛，但民情虽质，刁狡亦多，江北各属，匪患尤剧。陶澍不畏艰辛，到任即雷厉风行地清查钱粮，抑制贪官；救济灾民，治理河堤；兴修水利，保障良田；设置义仓，以备荒年；注重实绩，整饬吏治；筹集经费，倡修省志……经他全力整治，不过五年功夫，安徽局面大有改观，继而迁任江苏巡抚，兼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在任期间，他筹划海运，剔除弊政，设义仓以救荒年，疏浚吴淞江、浏河以渲泄太湖诸水，因而颇得僚属敬重。 陈銮与陶澍入仕后的经历也差不多，先在翰林院任职，再外放出任地方官，深知官场里黑幕；他俩结交不仅气味相投，而且道义相近，所以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平素相处情同手足，胜似友朋。 在序言中，陶澍执论公允地写道：明代到嘉靖年间，上下苟且因循，气象糜烂，江陵张文忠公起而振之，提纲挈领，综核名实，法肃于庙堂之上，而令行于万里之外。当时海内物阜民康，社会安定。迄今读他的奏疏和书信，洞中窥要，言简而意赅，思虑周全，卓然见之实行，难怪他的精神气魄，能够斡旋造化，而学识深厚，真是旷古的奇才，不仅仅是在明朝一代所罕见。自古以来，但凡面对危局而敢于挺身而出的贤人，生前身后都免不了为流言所伤。就像古代的周公，在周武王死后他竭诚辅弼侄子成王，佐理朝政，依然也遭恶人中伤。张居正没有周公那样的王叔身份，“而欲以天下之重，自处于伊尹之任，岂不难哉！”陶澍非常佩服张居正的勇气，但也指出张居正为政的缺点，对于居正的过于强干及刚毅，而造成要求太严与近于专擅，感到可惜，更为其死后，家族的横遭惨祸感到悲叹！ 《张太岳先生文集》也有陈銮的又序。 陈銮更是逐一批驳了前朝人泼在张居正身上的污言秽语，以雄辩的姿态分别予以解说和廓清。他大义凛然而又确凿无误地写道：张居正功业章章，具在方策。然而弹章满公车，谤议腾中外……甚矣！他深切理解张居正在夺情一事中去留的困难，就国家政治而言，实在不能去职，毕竟那时主少国疑，国政依赖其辅弼；而就名教立场而言，又不能留于朝廷，两相取舍，实有难言之苦。其次，在谈到张居正交结冯保倾高拱一事时，他以为高拱得罪冯保，又要把司礼监的大权收归内阁，而且做法激进，所以他注定无法安于位。张居正根本没必要交结冯保谋害高拱，因为冯保本来就想排挤掉高拱，但此一点，高拱被逐是无法避免的。至于居正当政以后交结冯保，那是权宜之计，因为他“计虑至深，斡旋至大，不屑以小节自居也。”他认为居正所处的环境极为艰难，即为君子所不许，且招怨于凶人，还将张居正身处李太后、神宗之间的情势，比诸北宋真宗，仁宗之际，李亢身处太后、皇帝之间的居中调和，以利皇室、国家，这个类比可说极为合适。又将张居正援结冯保，与唐末李德裕的交结仇士良类比，认为是为了施展才华、挽救衰亡不得已的办法。感叹慷慨任事的艰难，而大臣谋国之心不易白！ 由于这次《张太岳先生文集》的重刻再版，致使在清朝晚期人们对于张居正的研究再度形成一个高潮。附带说一句，重刻《张太岳全集》不久，陶澍升任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一职由陈銮接任；后来，陶澍逝世于两江总督任上，陈銮于清道光十六年，升迁为两江总督。他们二人作为清朝中晚期的封疆重臣，在自己的任期内都为东南一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显而易见，从他俩的施政措施和执政理念上，皆可发见其依法行政，整饬风纪，赏罚严明，奖励农耕的雷厉风行手段，乃从《张太岳先生文集》中获益匪浅。 清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又一个湖广人陆建瀛继陶澍、陈銮之后，出任江苏巡抚。 陆建瀛，字立夫，湖北沔阳人，道光二年进士。当他来到六朝古都南京的时候，早有一位同年蔡季瞻来访，并送他一部由陶、陈二人于十多年前刻印的《张太岳先生全集》，作为礼物，郑重相赠。 陆建瀛见是湖广先贤的文集，更是由前代名臣陶澍、陈銮主持刻印，故对《张太岳先生全集》特别珍爱。这时，另外有一位同是道光二年进士的著名文体学家梅曾亮在京城做了２０多年的户部郎中后，又被河道总督杨以增接来参与赞划政务，长住南京，所以三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讲评研读《张太岳先生全集》的体会，相处十分欢洽。 有一天，蔡季瞻喜出望外地抱来一套由张居正主持编撰的《帝鉴图说》，对陆建瀛和梅曾亮说：“当年安化陶公、江夏陈公二人刻印《张太岳先生全集》，未收录此书，今日在书肆谋得一套，堪称璧合。” 梅曾亮看了一通《帝鉴图说》，图文并茂，拍手叫好，便怂恿陆建瀛仿效陶澍、陈銮刻印《张太岳先生全集》的旧例，从江苏巡抚衙门划出一笔银子，将这部书翻印出来。 梅曾亮，字伯言，江苏江宁府上元县人。他自幼在钟山书院就读，极受山长姚鼐的赏识。姚鼐为清代散文名家、桐城派巨擘，由他与刘大魁等所发起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一度影响到清代上百年间文坛的发展趋向。梅曾亮在京任职期间，与曾国藩、朱琦龙、宗稷辰等人日夕讲求古文义理，俨然以大师自处，以至“京师治古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后来，曾国藩等转而讲求“身心克治之学”，他备受冷淡，这才南下归籍。如今，见陆建瀛如此推重自己，他自然当仁不让，于是，关于三人协力刻印《帝鉴图诗》一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不久，蔡季瞻所写１１７首《帝鉴图诗》，已相继完成，梅曾亮打好腹稿，逞自己学富五车的满腹才华，搦管濡墨信笔挥洒起来。 感叹于张居正“势派于身后”的可悲遭遇，梅曾亮大发感慨：“嗟夫！缘百尺之竿而不息，虽甚愚者，知其终一跌而靡也，况智上哉？” 他到底不愧为桐城派散文大师，梅曾亮序文一接触正题，便欲扬先抑，攀缘百尺高竿，已经抵达顶端了仍不歇手，连最愚笨的人都知道，只要稍一失足，便前力尽弃。怎么如张文忠公这样具有大聪明、大智慧的人，居然会如此不在意呢？ 接下来，序文即以高屋建瓴的态势，展开议论：“夫负高世之才者，不惮糜烂其身，而必一出其胸中之奇；宁负跋扈之名，而不使有所牵制者之败吾事。”看来，梅曾亮是真正理解了张居正的良苦用心的，作为一位“高世之才”，他注定不会在享有极高的功名之后，就明哲保身、得过且过，以固恩宠；而一定会“一出其胸中之奇”，大展宏图，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梅曾亮的这篇《帝鉴图诗序》，以一位后世知音者的口吻，酣畅淋漓地抒发了自己的感慨，这对于在事业上矢志不渝、高蹈远举的张居正，不啻是一种极好的心灵抚慰。若张文忠公灵魂有知，一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事实上，当他在生前就已经预测到身后的悲剧了，曾反复多次地在致友人书中流露过自己的心境：“受顾托之重，谊当以死奉国；远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己私与焉耳。”《答张操江》 “草茅孤介，拥十龄幼主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国威未振，人有侮心，仆受恩深重，当以死报国。宋时宰相卑主立名、违道干誉之事，直仆之所薄而不为。”《答李太仆渐庵》 “天下事非一手一足之力。仆不难破家沉族，以殉公家之务；而一时士大夫乃不为分谤任怨，以图共济，将奈何哉？计独有力竭而死已矣！”《答总宪李渐庵论驿递》 “既已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不之畏也。如是，少有建立耳。”《答河道林按院》 “不谷弃家忘躯，以殉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可为者。”《答学院李公》 ……这些语调悲怆，心绪苍凉的言语，流露出一位伟人那极其孤独的内心独白：他如何不顾惜自己的七尺之躯，怎会不眷恋个人的家族儿孙，哪能不瞻念生前威望、身后名位？然而，在国家利益面前，他一切都顾不上了，惟一可选择的是奋力走下去，一直到“力竭而死”！ 张居正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然而，尤其可悲的是，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在朝公卿，以及那个翻脸不认人的皇上，居然也蹈袭了他的预想，真的叫他“破家沉族”、“众镞攒体”了。 梅曾亮确实读通了这部万历时期用血写成的历史。他以一位作家的良知，在《帝鉴图诗序》中表达出了对张文忠公的全部认识、理解和评价：“吾以是知其不随俗为毁誉也。” 晚清时代不仅文人士大夫潜心研究前朝贤臣张居正著作，就连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以集桐城派古文大成，被时人誉为“圣相”的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对于张居正也有正面的肯定，他说：“张公与唐李太尉文饶（李德裕，字文饶）皆以恢瑰负俗谤；而李承强固之后，张当窳败之极，其功尤伟。”在曾国藩的脑海中，李德裕被贬死海南岛，与张居正死后蒙不忠之名，都是由于功勋太大，树大招风而隐生俗谤。曾国藩在比较二者优劣时，认为李德裕的中兴唐朝是承强固之余风，而张居正则当窳敝衰耗之后，因此张居正的功劳远胜过李德裕。 清末，王闿运著《江陵书院记》，在说明江陵地势的重要和人才的鼎盛之余，指出张居正是近代以来的第一名人。他说：“江陵近代名人，未有如张叔大相国者也。”王闿运的看法应该可以代表清代湖广人士的看法，此时太平天国之乱甫定，两湖人才鼎盛，然而王氏追溯源流，仍然推张居正为历来江陵名人之最，可见两湖人士对张居正的钦慕与敬仰。 如果总结张居正在清代的评价，可以发现有愈来愈好的趋向，这或许与清代中叶以后，大清帝国日渐衰落有关。盖当国势强盛之日，时论对于古之名臣多不措意；至国势衰微之时，方对有力挽救危局的历代名臣寄予追思。因此张居正的历史地位便日渐高升。其实，张居正历史地位的定位，自有其超越时代的一面，他是明代名臣，后世评价时盛时差，对他来说并不公允，但正因为如此才可以看出他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近代中国呼唤居正精神 清末民初，历史之巨轮滚滚倾轧，变局交错复杂，亘古之未有，影响波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这个时期对于张居正的看法也有了全新的角度。 梁启超在主编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张居正与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并列于中国古代伟大政治家之林。此外，梁任公在他所修撰的《历代人物百人传》目录中，将张居正列入“实际的政治家”之类，还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做出这么一个经典论断：“明代有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及其推崇张居正。 在梁任公主编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中，传主多是以法治为主要施政方针之人，因而他们眼中的张居正是确认无疑的法家中人。其中，《张江陵传》一书为佘守德所修，成书于民国初年。此书对于生平事迹有综合性的论述。全书一共十九个章节，由少年、入仕、归田谈到柄政，在施政方针上，包括“吏治与用人”、“将略与兵略”、“理财政策”、“教育政策”、“治狱与治盗”五论，最后为各家评论。 当时的有心人把《张文忠公全集》的书牍部分挑选出版，独自印成一部《张江陵书牍》，企求从这位能臣的书牍中寻求治国安邦之道。潘博在该书牍序言中写到，“汉唐以来，以功业炳史册的人很多。至若意量广远，气充识定，志以天下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者，则惟明代张江陵一人而已。方明隆万之际，明之政已驰矣。自世宗西内静摄，君荒于上，臣纵於下，将嬉于边，士嚣于庠。纪纲万事，群堕于冥昧之中之中。而瓦解土崩之祸，将隐中于晏安无事之日。自非有雷霆之力不足以集上下涣散之孰，非有整齐严厉之法不足以纠正其积久疲顽之习。江陵知其然也，慨然出其身以任之。奋乾刚，行独断，宫府内外，一听于己。赏罚予夺，悉决于心。不以逼上为嫌，不以死权为讳，推其意岂不以为大丈夫。亦即乘时遇主，得行其志矣。则天下之责当于我任之，任之而当，虽挟无上之威权而不疑，任之而不当，虽蒙莫大之戮辱而不悔。夫岂特无保爵位顾妻子之心即邀名誉之心而亦无之。所患者，吾志不行，事功不立，而至于众谤于生前，奇祸发于身后，则已于任事之初，逆睹而熟计之矣。呜呼，世之君子，欲立非常之功，则莫务为一切之计，莫徇众人之论，当机而立断，独立而不惧。” 其后，王振先修撰的《中国古代法理学》一书的附录《古来崇法治者之功效》一文中，依然认定张居正是崇法派人物， “身当危局，排众议，出明断，持之以刚健之精神，纳民于公正之轨物，卒能易弱为强，易贫为富，措一国于泰山之安。”又说：“大凡法治之效，在于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举一国之朝野上下，无不受成于法之中，故能立懦廉顽，蒸成郅治。江陵有然。” 降至民国二十三年，鼓吹国家主义的社会活动家陈启天在上海写成《张居正评传》一书，至今仍然享誉学界。不过此书过多地强调传主性格上的优点：任劳任怨、矢志不渝贯彻理想、不计毁誉等等，而少谈他过于固执己见而近乎专擅．．．．．．全书末尾对居正的描述，塑造了一位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文忠在智力上是个天才家，有善于求学说理，知人晓事的聪明；在思想上，表面是个儒家，骨子里却是法家，有力求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理论；在事业上是个政治家，有认清时势，贯彻主张，任劳任怨，不顾一切的魄力；在军事上是个统帅者，有妥定兵略，善用将领，巩固边防，剿平内乱的计谋；在行政上是个主持者，有确定权责，特予信任，勤加指导，综核实效的办法；在志行上是个特操者，有恳辞爵禄，言拒贿赂，不计毁誉，尽瘁以死的精神。汇合文忠独具的天才、思想、精神和事业，遂成功一个大政治家。”由此看来，张居正的历史地位已达顶峰。 与此不同的是，孟森试图给予他公正的评价。孟先生是明清史研究的开山鼻祖，他早年热心政治，曾当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参与了清末宪政运动和民初议会政治，晚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由于他的实际政治经验，使他在评论明清史事时，总有精辟独到之处，在谈到万历初年的历史时，有着相当客观的见解。在事功上，孟森先生给予张居正以正面肯定，称赞他善用将才，边境安宁：“以一身成万历初政，其相业为明一代所仅有，而功罪之不相掩，亦为政局反覆之由。为首辅之后，具见一时相业，即万历初之所以强盛也。”但认为居正在“得志以后，则明于治国而昧于治身”，但也反对某些人攻击他的仗权遭怨之说，“居正综核名实，不避嫌怨，于其为国而不顾身家，只应尊敬，不当以仗权而得怨之说混而为一。”他认为居正最大的错误就是夺情一事，万历初年的国家大政方针都出于居正之手，最被清议者批评、责备的就是夺情这件事，张居正不惜与舆论为敌，身居要位却不知危险，这真是明于治国而昧于治身啊。但是，他也严厉指责万历因为贪财好货，导致籍没居正家产，明确指出神宗天性好货，后来遂以聚敛造成亡国之势，当初构陷居正之罪，最打动他的就是张家的财产，人君之度丧失殆尽。他痛惜居正死后边事的日益废弛，以致满洲坐大，举国震惊，“庙堂如有留心边事如居正其人，何至愦愦若此？故居正没而遂入碎梦期间矣。”最后，他也认为明神宗埋下明亡的种子，还把万历皇帝在位的四十八年分为三个阶段，“明亡之症兆，至万历而定。万历在位四十八年，历时最久，又可分为三期，前十年为冲幼之期。有张居正当国，足衬嘉隆之旧，而又或胜之。至居正卒后，帝亲操大柄，愤于居正之专，其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而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倚奄人四出聚敛，矿使税使，毒遍天下。是为醉梦之期。万历有好财好色好气好酒之弊，自太祖始，两百年民力无损，此朝一夕而坏，后朝承其病，沉疴难返。决裂期，外患东起，内忧不息，亡国定局。” 我国人物传记的巨擘朱东润先生在抗战末期撰写《张居正大传》，此书是明末至今极为难得的佳著。朱东润主修文学，曾到留学英伦，他的史学功底也同样深厚。 朱先生用了八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这部晃晃三十余万字的巨作。他的材料分析、年月安排，以及与传主有关的各色人物、制度之考证，当时社会风气的研讨等荦荦大端，都充分表现出他史学功力的深度，他把纷繁的历史、错综的人物关系、政治改革等，写得要言不烦，鲜活生动，他还借鉴新文学的表现手法，运用对话，写得轻松自如。《张居正大传》在重庆问世后，立即轰动，赞誉之声络绎不绝。朱先生提倡张居正的实干精神，鼓舞人们志气，以寻求解决民族危机的途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当年拿到《张居正大传》，一口气读到天亮，可见它确实生动精彩，使读者有置身其中之感。 朱东润在序言里给予张居正这样的总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象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底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底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底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底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 全书有很多全新见解，而且能够以宽容、平和的心态讲述传主的功过。他虽然大力赞扬张居正的忍辱负重、勇于负责、以身许国等亮点，写出了张氏精神之魂，也论定他成就的伟大，但也毫不避讳张氏的性格弱点：固执、任性等。他认为张居正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生动、活泼的政治人物，给了张居正一个合乎其实的历史地位。 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学家胡适也极为推崇张居正，他给友人的信中尝言：“生平自称‘多神之徒’，在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 现代学人的张学研究 新中国建国之初，蜚声中外的哲学家熊十力自筹付印了《与友人论张江陵》。在众多写张居正的书中，《与友人论张江陵》并不突显，但其角度、深度、厚度，都是绝无仅有的，其学术价值不可估量，也不是其他书可轻易比拟的。其文笔，凝练，简洁，充分呈现了“重逻辑，思辨性强，善用比”（王元化评之）的特点。熊十力则对张居正推崇备至：“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于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于举世昏偷，茍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熊氏眼中的张居正无疑是伟大的。他视张居正为二千余年来第一人，还驳斥了自从明末以来，把张居正当做法家的谬论，他指出“江陵以儒佛道法四家之学融而为一，其间抉择与会通恰到好处”，并多次强调张居正的学术宗本在“儒”。这些观点是相当精到的。 明清史学术研究的泰斗韦庆远先生的巨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问世以来，受到各方好评。韦教授历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英国牛津大学东亚研究系客座教授、圣安东尼学院兼职院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所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香港珠海书院史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访问学者等，可谓是学术界的鸿儒硕耆。 书中对“江陵柄政”条分缕析，就数百年的旧题目作新文章，全面发掘和详尽阐述了当年改革救亡的历史，发往者之潜幽，给来者以启示。尤其要指出的是，该书对张居正主持改革的过程作了动态式的叙述，不但写了张居正如何运筹帷幄、选贤任能、妥为部署，而且写出了他在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冲突中如何坚定指挥、鼓舞士气的实况。 韦老先生臧否人物，力求以人物的全部言行举措为依据，以是否促进社会进步，推动历史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为主要标准，避免片面性和概念化、情绪化的弊病。韦氏在充分研究分析张居正的全部活动及其效果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张居正是中国16世纪后期出现的一位名副其实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毕生致力的改革事业和辉煌成果超乎宋代王安石主持的新政变法之上。 然而作者又不赞成对张居正采取讳恶掩过，一味颂扬的做法。在充分肯定张居正的伟大历史作用的同时，对他的“失误、失律和失德”的一面也给以实事求是的直书。张居正要推行改革，不得不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无所制约，甚至弄到“威权震主”的地步，势必要引来皇权的反动，酿成历史的悲剧。同时，在个人专权独断的体制下，必然是人治的格局。十年改革基本上依靠张居正个人的权力和威望来进行，因而“没有，也不太可能建立起一套坚强的持续贯彻改革方针的体系”，“一旦人亡就必然政息”，改革成果也就为“反动倒退的逆流”所摧毁。 这部书被学术界誉为有史以来为张居正立传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巨著。 港澳台及海外学人的张文忠公情节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他的巅峰之作《国史大纲》中说到明代中叶历史时，明确指出张居正实乃权臣。不过钱穆先生完全是就制度而言，对张氏没有任何成见，“一切症结，实在内阁制度之本身也。首辅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而在体制上，大学士只是私人秘书，不能干朝政，但演变结果，大学士所理者皆朝廷大事。故虽如张居正之循名责实，起衰振敝，为明代有数能臣，而不能逃众议。”总而言之，因为内阁首辅有权无名，地位与名实不相配合，于是首辅都难逃“权臣”的恶名。钱穆先生虽然说张居正是权臣，但对张氏功过还是给予公正的价值定位的：“张居正为相，治河委潘季训，安边委李成梁、戚继光、俞大猷。太仓栗支十年，太仆积贮至四百万。及其籍没，家资不及严嵩二十之一。然能治国，不能服人。法度虽严，非议四起。继之为政者，惩其败，多谦退缄默以苟免。因循积弊，遂至於亡。” 深受大众喜爱的，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在他的《袁崇焕评传》（《碧血剑》附录）也有一段话提及万历初年的政治和张居正：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 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 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彩。万历 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 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明朝 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等于是宰相。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 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 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 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免税三年。官僚的升降制度 执行得很严格，严厉惩办贪污。” 对他的政绩极为肯定。 旅美历史学家,被誉为“现代讲史第一人”的黎东方教授的《细说明朝》是一部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全书深入浅出，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黎教授认为“以施政的成绩而论，张居正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议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明朝自从成祖、宣宗以后，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张居正能以超人的铁腕，把政风上习扭转，做到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边境相当太平，国内家给户足，转贫为富，化弱为强，真令人心向往之。” 黎教授还分析了居正身后悲剧和他被后世一些史书诋毁的原因：“他忠君守法，敢于负责，因此也就免不了得罪很多人。中国的社会，几千年来重人情而不重法律，重私谊而不重公义。于是，张居正一死，他的家属就遭受奇锅。 张居正的治绩，在《明史》本传中仅有寥寥数语，在《明史稿》中更少，而且贬多于褒。写《明史》与《明史稿》的人，囿于书生之见，视儒法为截然不同的二家，他们看不出张居正的难能可贵处，正如有些人之讥诸葛亮为“外儒内法’，讥王安石为“急功近利”，而茫然于孔子当年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即强调“足食足兵”与“富而后教”。孔子诚然以“道之以礼，齐之以乐’为提高社会水准的途径，但是也从来不曾主张过以姑息为政，像汉元帝以后的所谓儒臣。 张居正大权独揽，是事实。他却未包而不办。国家的大小政务，他处理得井井有条，真是所谓纲举目张。他也颇能分权给主持各部的尚书，御寇平乱的将领，通漕治河的文臣。凡是负责办事的人，他都能让他们放手干，虽谤书盈策而他决不轻易换人。”黎先生最后感叹；“倘若在他死后，继起有人，像他一样地综核名实，替国家办事，明朝也不致于在六十二年以后便亡。 ” 美籍华人、明史大师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一书末尾，作出一个很经典的结论：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实际上，我们正可用这段话推想张居正当时的艰难处境，他在一个无法突破的框架内，努力地做出他想做的一切，尽管是非不断，而且他在一些小细节上的所作所为令人有些愤慨，但他仍然值得尊敬。他被攻击为权臣，事实上是体制的缺陷。由于明太祖废除宰相，内阁大学士在体制上仅仅是皇帝的秘书，即使到了明代中叶，它的职权不断扩大，顶多也不过是皇帝的秘书或幕僚，并没有决策和任免的权力。但张居正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以书牍往来指示督抚奉行，并且以票拟的权力左右言官的建言，甚至为了贯彻政策而压制舆论，这些做法实际上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形成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以补救正常行政机构的不足。这种方式，在贯彻政策上带来极大的方便，也造就了国家的昌隆盛运，但在旁人看来就是揽权僭越，就是专断独裁。而张居正为提高行政效率，创立考成法，设置相关簿册，登记公文收到时间，并要求在一定时限内执行完毕，否则就会受到相应处罚。考成法虽为良善之法，却引来整个文官集团的侧目。 美国汉学家Charles O.Hucker在美国远东学社属下的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思想与制度之关系》研讨会上，发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文中也有论及到张居正，“张居正是明代有数的伟大政治家，在他掌权的十年中，明朝政府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好政府。外患消除，边疆安宁无事，防备也甚为坚强，内政上轨道，经济繁荣，国库充盈。但是一五八二年，随着张居正的死，明朝却步入另外一个腐化的时期。”此外，他也谈到内阁制度，他认为张居正是扮演宰相角色最成功的一位大学士，但是，“他虽然有很多重大的贡献，但却终于垮台。其垮台并不是因为权力太大，而是因为他的实权没有一个合法的名义，终于导致官吏大臣的逐渐反对。”由此可见，Charles O.Hucker颇具史实，他对张居正也持正面看法，肯定他的功勋，对于张氏受到制度的制约，以致功败垂成也深表同情。 千秋功罪凭公论 一个张居正，近五百年来，激起多少评论。赞誉肯定者有之，崇拜敬仰者有之，扼腕叹息者有之，猎奇探索者有之，诽谤污蔑者有之，不以为然者有之，无论如何，终究都是“尔曹身与名具废，不复江河万古流”。西方有一位思想家曾经说过，伟人都有两次生命，其一是他在世时的丰功伟绩，其二是始于去世之日，只要他留下的思想观念依然存在，那么他的生命就永世长存，而本书的主人公张居正正是这样一位人物。 纵观张居正一生行事，当仁不让，敢作敢为。为国家行法，如沧海扬万里之帆；为社会除暴，如劲风摧万仞之木。其魄力之雄奇，足以令人震慑，使天下无不奉法之人。他治国坚持法家的严明，应世酌用兵家的权变，报国力守儒家的忠诚，养心服道家的超脱，综合并用各家的学说，遂取得辉煌的成就。当然，他也有过失、错误。在他去世的近四十年内，仇家为恩怨所蔽，多以其罪掩其功；天启、崇祯年间，多追思其功；清代中叶以后则大事推崇，多赞其功而叹息他的过失；清末以迄今日，国人更认清了他的人生价值，汇合他独具的才干、思想、精神和功业，认定他不仅在中国是一位杰出的大政治家，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颇为罕见。 近代的实业家张謇在参加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追悼会时，曾留下这样的经典语录：勿爱其长而护其短，勿恨其过而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张居正身上，张居正存在的错误和过失，在封建官场上是多发性的。排斥异己、专断独行、牵制言路、诸子高中，几乎是绝大多数高官显宦的通病，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不慎有所沾染，实令人扼腕叹息。但这些过失比起张氏功勋卓著的成就而言，实乃大德之玷。如果说对历史人物的丑化和苛求是一种伤害，那么对之溢美拔高也是另一种伤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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