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红楼梦》美学密码解读的漫长曲折历程

第一篇《红楼梦》美学密码解读的漫长曲折历程

一.缘由：何谓“红学”之争

“莎学”、“红学”、“浮学”，按其产生、发展与规模来说，是世界文学史上具有人文主义品味的三大美学密码思想的理论。

文艺复兴高潮时期英国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一生写了38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诗及其他诗歌。他参与创作的戏剧则更多。他的作品，无不体现 了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和审美追求，特别深刻地描绘了英国在16至17世纪时代的真实。同时，他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学中被人们评 论得最多的作家之一。从十七世纪一直到今天，三百多年没有间断。莎士比亚的评论已经变成一门很有趣味的学问。历代的莎评，反映了各时代、各阶级、各个流派 的审美标准、审美趣味。“莎学”成了世界文化人关注的热点之一，也是西方美学思想的一种特别的表达形式。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最杰出的小说家曹雪芹（1715－1764）为我们留下一部珍贵的《红楼梦》，它是中国人最值得骄傲自豪的精神财富。从它诞生二百多年 来，研究它的思想、文本、版本、审美价值，到考证作者的身世，思想，甚至有的红学家还在“红学”里，又分别划出它的分支，如曹学、版本学、探佚学等，建立 专门的研究机构，如《红楼梦》研究所，出版《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红楼》等刊物，创办中国红楼梦学会，举行国内外学术交流，研究它的论 著，多得无法统计。“红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红学的著作，虽然与美学的论述有区别，一个注重历史真实的考证，一个注重抽象理论的 探讨，但是，前后两者都是离不开时代的审美感受、审美观念、美学思想、美学密码的研究。“红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人和世界具备研究基本条件的学者关注的热 点之一，也是中国美学家表达其美学思想的特殊形式。

德国大文豪歌德（JohannWolfgangvonGoethe，1749-1832）的诗剧《浮士德》，从1774年他二十五岁开始着手，直至 1831年八十二岁完成，花了近六十年的时间。问世以来的将近两个世纪里，研究它的著作和论文，成千累万，汗牛充栋。人们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 中，以不同的美学眼光，观察《浮士德》、评价《浮士德》、解读《浮士德》，而这部杰作呢，就如同一块硕大的水晶体，随角度、背景和审美眼光的差异而变化， 永远闪烁着美丽迷人的异彩。它被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字，中文译本就有五种之多（郭沫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钱春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版；董问樵译，1982年版；樊修章译，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杨武能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在世界范围内研究《浮士德》，已形成文 学领域里的一个独立学科，被称为“浮学”。歌德是德国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他的一生与席勒等著名文学家合作，领导着一个又一 个的世界性文学运动。他的天才美学思想，已使他成为世界美学史上的巨擘。

比较“莎学”、“红学”和“浮学”这三种学问，可以看到，“红学”的历史，就其时间性而论，虽居第二位，但它已具有系统考察的素质，其复杂性、丰富性，深 刻性，堪称第一。它诞生于我国，我们研究它，尤其具有优越性。“红学”的产生虽有两个多世纪，但是，真正形成规模和业绩，应该是在二十世纪以后。“莎 学”、“红学”和“浮学”，现在已经开始联系起来了。人们发现，曹雪芹听过莎士比亚的故事，而《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追求的人生哲学，与《浮士德》里的浮士 德博士的人格精神，也有某些相通之处。本文的重点，正是考察二十世纪“红学”，在世界“莎学”和“浮学”的文化背景中的地位，它的成就和得失，并展望二十 一世纪“红学”的走向，略陈己见，以就正于诸位“红学”专家。

“红学”的称呼，十八世纪末就在北京士大夫中流传了。当时，“红学”还只是一种戏称，并未形成一门具有丰富内涵的学问。可能还是属于小说鉴赏与本事探究的范畴。

清末民初的美学思想家李放（近现代学者，原名充国，字无放，号墨幢道人，又有朗逸等诸别号，义州，即今辽宁义县人。官度支员外郎。幼嗜金石书画，所著《中 国艺术家徵略》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书画、天文、轮捩、装潢、雕刻、髹漆、杂技诸类。1914年刊行。《八旗画录》于1919年刊印） 云：

 

“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八旗画录》后编，卷中。《红楼梦卷》第1册第26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李放将高鹗作为《红楼梦》的爱好者和续作者，但未视为“红学”创始者。他将光绪年间士大夫喜读《红楼梦》，并戏称“红学”，作为京朝“红学”的发源地北京，这一记载，是说明当时《红楼梦》已成士大夫研究对象的较早文献。

晚清民初徐珂（1869～1928）编撰的《清稗类钞》（1916年完成）“诙谐类·经学少一画三曲”记载：“曹雪芹所撰《红楼梦》一书，风行久矣，士大 夫有习之者，称为‘红学’。而嘉、道两朝，则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朱子美曾讪笑之，谓其穿凿附会，曲学阿世也。独嗜说部书，曾寓目者凡九百种，尤精读《红楼 梦》，与朋辈闲话，辄及之。一日，有友过访，语之曰：‘君何不治经？’朱曰：‘予也攻经学，第与世人所治之经不同耳。’友大诧。朱曰：‘予之经学，所少于 人者，一画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红学’耳，盖‘經’字少一画三曲，即为‘红’也。”

朱子美即清道光、光绪年间松江府华亭（松江府，清属江苏省，治华亭、娄县，民国废府，并二县为松江县，1950年才划归上海）名士朱昌鼎 （1849～1898）。从这一文献资料所反映的事实来看，“红学”在士大夫之间的流行，或者应该向前推进至嘉庆、道光年间，松江和北京开始戏称“红 学”。这两座士大夫集中的城市均为“红学”的发源地。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些，实际上，在这之前，程伟元、高鹗整理出版《红楼梦》，以及该书的一再出版印行来判断，乾隆（1736-1795）、嘉庆 （1796-1820）、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就已经有种种《红楼梦》本事的猜 测。乾隆时期关于《红楼梦》“本事”的猜测，应该视为《红楼梦》密码和主题思想解读起始阶段的“红学”范畴。

蒋瑞藻(1891—1929)《小说考证拾遗》引《能静居笔记》一则云：

 

“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引《能静居笔记》。《红楼梦卷》第2册第378页。）

 

《能静居笔记》是清代学者、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1832——1894）的著作。它里面记录时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在1867年的一次闲谈。赵 烈文曾经预言，不出五十年，清王朝便要垮台，接着将是分裂割据的局面。赵烈文死后的十七年，1911年，清王朝终于灭亡，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 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在另一次谈话中，它记录清中叶大学者、掌故家于翁即宋于庭（一名宋翔凤）上述关于《红楼梦》本事猜测 的谈话。

宋翔凤（1779——1860），字虞廷，一字于庭，江苏长洲人。官至湖南新寜县知县。宋翔凤是清代今文学家，常州学派的著名学者。

高庙，即乾隆。乾隆(1711－1799)末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官僚和珅（1750－1799）将《红楼梦》呈送给乾隆皇帝。传说中，乾隆以为《红楼 梦》的故事，写的是康熙朝的大学士明珠家族的故事。宋于庭叙述乾隆末年这一见解，是红学史上对《红楼梦》密码的最早解读。时间应在1791-1795年 间，也就是《红楼梦》出版后至乾隆逝世前的这段时间。

但是，实际上，乾隆皇帝对于《红楼梦》的注意，早在明义那里已经听到有关《红楼梦》的信息。明义是乾隆皇帝孝庄皇后的侄儿。庚辰本第二十一回眉批：“壬午 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庚辰本透露的这个信息，表明乾隆二十七年（1762）之前，乾隆皇帝就已经派人来向曹雪芹索书了。

王梦阮在《红楼梦索隐提要》中说：“《红楼》一书，内廷索阅，将为禁本，雪芹先生势不得已，乃为一再修订，俾愈隐而愈不失其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红楼梦卷》第1册第297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曹雪芹深怕他在《红楼梦》里的密码被揭破，早在甲戌年（1754）完成《红楼梦》一百二十回之时， 便开始腰斩自己的作品了。甲戌本制作成功之后，被不停传抄和批评，故有后于甲戌年的各种批语。同时，又制作己卯本、庚辰本等。为了避免惹来杀身灭族之祸， 就在壬午这一年的除夕，假装病死，并立了一座假墓。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墓石如此粗糙的缘由。到了甲申年，他那病弱之躯，终于抵御不住各种压力而病逝。这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见到敦诚有两首《挽曹雪芹》的诗（一首作于壬午年，该诗保存于《鹪鹩庵杂记》抄本中，一首作于甲申年，该诗保留在《四松堂集》抄本里） 同时存在于世的原因。由于曹雪芹的假死和早死，使乾隆未能及时读到《红楼梦》的全稿。然而实际上，明义所看到的正是一百二十回的手稿（关于明义所见一百二 十回的《红楼梦》手稿与其再见《红楼梦》摆字本显示的密码，笔者将在第二篇第一章中加以解读）

乾隆末年读到《红楼梦》全本，对于它的本事密码的解读，应该是靠谱的。因为全本《红楼梦》写的正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兴衰的历史。明珠家族与贾氏家族的确有某种相似之处。这种解读方法，已有后人加以证实。

清末陈康祺也曾在《郎潜纪闻二笔》（《燕下乡脞录》）卷5说：

 

“嗣闻先师徐柳泉先生（引者按：徐为道光时人）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 即影西溟先生(姜宸英)……”徐先生言之甚详，惜余不尽记忆。”（《<红楼梦>与个人家事及宫闱秘事》第57页。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 版）

 

陳康祺（1840——1890），字均堂，清鄞縣人。同治十年（1871）進士，累官刑部員外郎。後任江蘇昭文知縣。辭官後家居蘇州，有別墅“洀園”，藏 書頗豐。《郎潜纪闻》，是陈康祺写的一本记载清代掌故的笔记，书内纪录和珅脱颖而出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的过程。他也证实徐柳泉先生解读《红楼梦》以贾府为 代表的四大家族，写的是明珠家族的故事。

康熙朝权臣明珠（1635─1708）精通满汉蒙文，曾任内务府郎中、内务府总管、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因力主削藩，明珠深受 康熙帝的赏识，权倾朝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因结党营私，招权纳贿，被革去大学士。后仍被康熙任命为内大臣。康熙亲征噶尔丹，明珠随征运饷，凯 旋还京，叙功时，官复原级。

明珠家族的故事，其中包含着颇有贾宝玉气质的，应该就是明珠的儿子、著名的诗人纳兰性德。明珠富有文史才干，大清国的许多重要典籍就是他主持修订的。这也得以使纳兰性德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学熏陶和培育。可以说，纳兰性德是出身于官宦诗书之家。

如果说，乾隆从《红楼梦》的贾氏家族的兴衰中，从贾政官复原职的故事中，看到明珠家族的影子，这些猜测还有些道理的话，那么，人们也完全有理由猜测到，传说中以《红楼梦》影射和珅家族，从其兴衰败落中，也可以捕捉到四大家族的影子。

无名氏《谭瀛室笔记》认为：

 

“《红楼梦》一书，考之清乾、嘉时人记载，均言刺某相国家事。但所谓某相国者，他书均指明珠；护梅氏独以为刺和珅之家庭，言之凿凿，似亦颇有佐证者，录之 亦足以广异闻也。”（颠公《小说丛谭》引，载1914年《文艺杂志》第5期。《红楼梦卷》第2册第413-414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谭瀛室笔记》所据为护梅氏《有清逸史》。认为“和珅秉政时，内宠甚多，自妻以下，内嬖如夫人者二十四人，即《红楼梦》所指正副十二钗是也。”又说有一名 龚姬与和珅少子玉宝私通，而婢女倩霞，“幼侍玉宝，玉宝嬖之。龚姬嫉其宠，谗於和妻，出倩霞。玉宝私往瞰之，倩霞断甲赠玉宝，誓不更事他人，郁郁而死。” 和珅曾将《红楼梦》呈上乾隆，但他当政走红与家族兴衰，则是《红楼梦》产生以后的事。和珅（1750─1800），为乾隆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他执政二十 多年，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直至嘉庆四年（1800年），宣布其揽权纳贿，结党营私，贪污搜刮等罪状二十款。被弹劾褫职下狱，责令自杀，并抄没家产。据统 计，乾隆时，清朝廷岁收入为七万两，而和珅家产却有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国库总收入。故当时有谚语说：“和珅家倒，嘉庆吃饱。”《红楼梦》写抄家， 在小说史上是第一次，可是，离和珅家族被抄，尚有几十年。说《红楼梦》影和珅的故事，不足为凭。但是，由此可见，一部好的小说，它可以成为未来社会生活典 型形象的预言。这却是文艺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

此外，周春在《阅红楼梦笔记》中又提出“张侯家事说”。周春的这一随笔，写于乾隆五十九年（1795年）。前三年，即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程伟元、高鹗整理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出版。周春说：

 

“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帙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上元县人。癸亥、甲子间，余读书家 塾，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书相符，然又不敢臆断。再证以《嚗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诸书，遂 决其无疑义矣。……嗟呼！贾假甄真，镜花水月，本不必求其人以实之，但此书以双玉为关键，若不溯二姓之源流，又焉知作者之命意乎？”（《红楼梦卷》第1册 第66－67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周春(1729—1815)，浙江嘉兴藏书家。字芚兮，号松霭，晚号黍谷居士，又号内乐村叟，海宁盐官人。家富藏书，不下万馀卷。少与其兄同塾，皆勤读， 朝经暮史，自为师友。清乾隆庚午（1750年）举于乡，十九年甲戌(1754年)进士，在家候选十余年，潜研经史，刊刻自著书6种。后授广西岑溪知县，任 内革除陋规，统一斗秤，清理田户，兴修水利，有政绩。父死丁忧离任时，百姓尚欠公家借谷百余石，周春捐俸禄偿付，以致路费无着，后受聘修《梧郡志》，书成 乃得归。当地百姓深受感动，建生祠以纪念。归家后，绝意仕途，专心著述。所居书斋，终岁不扫除，插架环列，起卧其中三十余年如一日。年过七十，还开始学习 天文、数学。一年后居然能推算出日月蚀，喜极，作《放歌行》。学识渊博，有著作数十种，范围广泛。音韵学方面有《十三经音略》、《杜诗双声叠韵谱话》、 《小学余论》，合称《音学三书》。经学有《古文尚书》、《尔雅补注》、《续经籍题跋》等。史学有《西夏书》、《代北姓谱》、《辽金元姓谱》、《辽诗话》 等。地方掌故有《海昌胜览》、《海昌拾遗》、《海潮说》、《海神庙志》。其他还有《松霭吟稿》、《昙花馆小稿》、《松霭诗话》、《选材录》、《类说》、 《恶昙奥论》、《佛尔雅》等。尚有《尔雅广疏》、《西夏书》等二十余种未梓行。

周春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写出《阅红楼梦笔记》。他在红学史上是第一个强调《红楼梦》的特殊性的学者。认为《红楼梦》与一般小说创作的不同，在于 双玉的象征，具有特殊的命意。周春第一次发现《红楼梦》有两种文本，即一百二十回和八十回。在一百二十回的文本中，隐含着反清悼明的密码。周春的随笔，是 早期索隐派中最为详尽的一篇记载。他对于《红楼梦》本事传说中是写纳兰成德的家事这一观点，表示异议。他认为，写的是张侯家事。我们有必要加以重新的估 价。

张侯，指清初顺治间降清的明代副将张勇（1616－1684）。《清史稿》卷二百五十五记载：张勇，字非熊，陕西咸宁人。根据周春的研究，张勇的父亲张 通，流寓汉中洋县，故史书一说张勇也是陕西洋县人。张勇“善骑射，仕明为副将。顺治二年（1645年），英亲王阿济格师次九江，勇来降，檄令招抚，得总兵 以下七百余人。授游击，隶陕西总督孟乔芳标下。”这说明，张勇投降清兵后，清初宗室将领、努尔哈赤的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1605－1651）对他有一 个考验的举动，让他去招降明代军队。以后，张勇又与李自成的军队作战，与投降清兵又反之叛变的将领马宁作战，后屡建功勋，升任甘肃总兵、甘肃提督。康熙十 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乱，陕西提督王辅臣等起兵响应。张勇率军力战，立下新功，迁云南总督，又被皇上授予靖逆将军，封靖逆侯、太子太保、一等侯加 少傅兼太子太师。长子张云翼（1636—1709），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官至江南提督，谥恪定侯。幼子张云翰，为宁国府知府。周春认为，这宁国 府，即是“宁国、荣国之名所由起也。”张勇父亲张通，“既贵，迁于长安”，“复移家金陵，遂占籍焉”。“其曰代善者，即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袭 侯十年，结客好施，废家资百万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即宗仁妻高氏也，”（《红楼梦卷》第一册第66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周春的索隐值得注意的是，他发现了《红楼梦》里面反清的民族意识。张云翼是靖逆侯张勇之子，与比他小二十岁的曹寅相友善。张勇的家族原来也是汉族。张勇于 康熙年间曾派他的儿子张云翼劝说反清名士顾炎武出仕清廷，遭到顾炎武的拒绝。张云翼还捐赀顾炎武刻书。张云翼官至江南提督，从京师移居金陵，驻军在云间 （松江府别称）。自此，与曹寅关系更为密切。

在云间江南提督府，张云翼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阳春三月，邀请洪昇和曹寅，观看《长生殿..》的演出，比曹寅还要大胆。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三月、四十六年（1707年）三月，他与曹寅两次接驾康熙南巡。所不同的是，历史上康熙六次南巡，惟有曹家在江宁织造府接驾四次，而张云翼则只有这两次接 驾。曹寅与张云翼是通家之交，受到张云翼的影响，他与李煦也邀请洪昇到江南织造府、苏州织造府演出《长生殿》。清人金埴《巾箱说》记载：康熙四十三年 （1704年）春末，“昉思之游云间、白门也，提帅张侯云翼降阶延入，开宴于九峰三泖间，选吴优数十人，搬演《长生殿》。军士执殳者，亦许列观堂下。而所 部诸将，并得纳交昉思。时督造曹公子清寅，亦即迎致于白门。曹公素有诗才，明声律，乃集江南北名士为高会。独让昉思居上座，置《长生殿》本于其席，又自置 一本于席。每优人演出一折，公与昉思雠对其本，以合节奏。凡三昼夜始阕。两公并极尽其兴赏之豪华，以互相引重，且出上币兼金赆行。长安传为盛事，士林荣 之。”（《丛书集成丛编》第9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云间、白门，分别是南京和松江的别名。从这段文献的记载，可知曹寅对于洪昇创作《长生殿》的审美共鸣，是受到张云翼的影响的。洪昇就是接受曹寅的邀请，到 南京观赏《长生殿》之后，在归途乌镇落水的。因为悼念洪昇，曹寅特设曹实司诗馆，赵执信也特意赶来参加。在这层关系上，也使南京金陵、云间松江、水西天 津，连在一起，云间、水西成了以后曹雪芹避难隐居的地方。九峰三泖是云间的重要风景，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境内。九峰三泖山明水秀，文物众多。九峰指佘山、天 马山、横山、小昆山、凤凰山、厍公山、辰山、薛山和机山等九座山峰；三泖是指松江、青浦、金山至浙江平湖间相连的大湖荡。由此可以想象，“红学”之产生于 云间松江，与张云翼家族的潜在悼明的意识，密不可分。张勇、张云翼家族同曹寅家族一样，都是北京和金陵南京的望族。张云翼，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授福建陆路提督，以大理卿驻泉州六载，统属队伍，井井有条。暇则酌酒论文，弈棋赋诗。曾为民祈雨，民颂其功。著有《式古堂集》。张云翼之子张宗仁妻高景芳 有诗集《红雪轩稿》，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精刊。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请安折子之中，又附奏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讯息。这 些均说明曹氏家族与张氏家族有密切的关系。在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中，还特别提到邓汉仪《题息夫人庙》的诗句，周春却故意把它说成是是“杜牧之题桃花夫 人庙诗。”可见周春有难言之隐。索隐派的贡献是率先发现《红楼梦》的政治主题。而周春可以说是开了索隐派的先河。

舒敦《批本随园诗话》记载，有人认为，《红楼梦》写的是“傅恒家事”。那么，那时的《红楼梦》主题，应是一个家族没落的故事。

裕瑞云：

 

“闻旧有《风月宝鑑》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 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潤色之，借以抒其寄托。曾见抄本卷額，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其书中所假托诸人， 皆隐寓其家某某，凡性情遭际，一一默写之，唯非真姓名耳。闻其所谓宝玉者，尚係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红楼梦卷》第1册第113-114页）

 

裕瑞尚未提出“本事”的概念，但他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根据《风月宝鑑》一书所传述的内容，融进他的家族的事迹，加以发挥的作品。而且，它的故事，虽 然渊源于《风月宝鑑》，或名《石头记》，经过曹雪芹的再发挥和创造，“借以抒其寄托”，以后，故事变得愈出愈奇。这样一来，曹雪芹就是借着原来的故事，敷 衍出了新的故事来，它表达了一种全新的主题思想。这一新的主题，不是别的家族的没落，而是曹雪芹家族的败落的故事。贾宝玉的人物形象的原型，不是曹雪芹自 己，而是他的叔辈某人。“隐寓”美学范畴的提出，恰是中国美学史上文艺心理学的“原型”说的滥觞。

裕瑞开始注意到曹雪芹的演绎作品《红楼梦》，是根据原作《风月宝鑑》或《石头记》再创造出来的新作品。他明确地意识到《红楼梦》的演绎作品的著作权的归属 是曹雪芹。同时，他也注意到，曹雪芹已经融进了新的元素，将原来的家族故事，演绎成为新的故事。其中，主人公贾宝玉的原型，脂砚斋应该是他的叔辈。

话石主人提出“本旨”的总主题概念，强调“本旨”的主观主题和“大纲”的创作方法，以解读《红楼梦》。他力图用全新的主题思想分析，来解释《红楼梦》中的梦境。他的主张，实际是当时的、也是最早的解梦派。在《红楼梦本义约编》中，他说：

 

“《石头记》开卷言无才补天，作者自恨缺陷难补也。开首借英莲失散说起，‘英莲’读作‘姻联’，言真姻联而复失也。归薛氏曰‘香菱’，‘香菱’读作‘相 憐’，后改名‘秋菱’，谓始如并蒂相憐，终似深秋零落也。全部之节目，以英莲起，以英莲结，英莲为群芳中薄命之尤者也，此书之始末也。缘始还泪，故先出黛 玉；缘成金玉，故继出宝钗。二美继集，寄情梦幻，参以袭人，见梦境不是虚花；悟以真如，见实事有如梦境。此作书之本旨也。”（《红楼梦卷》第1册第 179－180页）

 

他强调，梦境并不是虚幻的，而是寓真理于其中，而现实的实事，却如同梦境般，很快就烟消云散。这的确超乎平常人的眼光。“作书之本旨”，就是笔者之所谓“主观主题”。另一方面，话石主人以“大纲”来说明曹雪芹表达主题思想的创作方法。他说：

 

“开场演说，笼起全部大纲，以下逐段出题，至游幻起一波，总攝全书，筋节了如指掌。”（《红楼梦卷》第1册第182页）

 

主题思想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就是“本旨”与“大纲”的关系。也就是说，曹雪芹用“悟以真如”的佛教宇宙观和“寄情梦幻”的创作方法来描写薄命女子。

研究《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本是“红学”应有之义。然而，周汝昌先生并不把它作为“红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这应该属于文艺学探讨的范围。“红学”是史 学。“红学”里有史学，和“红学”是史学，这两个不同的命题。“红学”里不仅有史学，还有美学、文学、文化学等等。“红学”不等于史学。况且，什么是史 学，是否只有政治斗争，才属于史学的范围，如果那样，这种史学未勉太狭窄了。

如果按照周先生的划定，研究《红楼梦》的文学批评方法，包括主题思想，就只是属于文艺学的范畴了。但笔者不敢苟同的是，我们研究美学思想史，或者，从更大 的范围来说，一切思想观念的历史，包括宗教思想史，哲学思想史，政治思想史，伦理思想史，科学思想史，文学思想史，艺术思想史，文化思想史，经济思想史， 等等，几乎没有一门学科，不会没有它的诞生和成长的历史。

就拿“红学”来说，一部“红学”史，就是一部关于《红楼梦》的文化观念的衍变史，就是研究《红楼梦》究竟是什么书，它的作者是什么人，它有些什么版本，人 们怎样解读《红楼梦》等等围绕《红楼梦》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主题思想密码的解读历史。从它开始流传的时代，便有关于它的本事和它的作者的种种猜测。所 以，研究“红学”史的学者，现在，就我手里的三部箸作（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和《红楼研究小史续稿》、韩进廉《红学史稿》、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这三位作者的红学史稿，分别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和198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看来，也都是从解读《红 楼梦》以及《红楼梦》的影响开始的。而从最早的记载传说史料，也可以知道，它们的核心问题，乃是《红楼梦》“流传的是什么稿本”，“描写的是什么”，“作 者是谁”开始的。这三个问题，分别就是版本学、主题学、作者学。周先生将主题学排除于“红学”之外，似乎是不恰当的。最近，他又专门写了关于《红楼梦》主 题思想的文章，不知道他的这些文章算不算“红学”？

例如，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中写道：

 

“人人熟诵的，雪芹在开篇所题的那首五言仄韵绝句说道：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是总冒全书、櫽括大旨的一篇纲领题辞。”（《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122页。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

 

这样说明《红楼梦》“大旨”的著作，算不算“红学”？

我这样说，周先生可能会不同意，说我的那些文章都没有把研究《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排除在“红学”之外，你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原来，周先生在《红学·史学·文化学》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我把它摘录如下：

 

“没有史学与考征，当然也没有所谓‘新红学’。试看，很出名的王国维先生的以西方哲学解释雪芹的《红楼梦评论》，比胡适先生的红学要早二十年，可是，‘新 红学’为什么不是从王先生开始而建立、而发展，却单单要等胡先生才出了这个‘新红学’呢？这一问题，是值得治学的人深思的。

即此可悟，近代通称的‘红学’，实质是指以史学为基础为骨干的新红学；没有史学成分的‘谈红’‘评红’之类，那是文艺角度的事，与严格名实相符的真红学， 关系不大。‘形象鲜明’，‘性格突出’，‘语言生动’……等等，在我看来，是不必争位也无资格闯入于红学的藩篱之内的。为什么这样‘小器’‘不容’呢？原 因不是红学不肯包容一般小说文艺评论，正相反，‘评红界’曾强烈反对‘红学’中以史学为主干的这一文化现象，认为它是错的和反动的，不值一文的。”（《东 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第247页。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

 

周先生判定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不是“新红学”的创始之作，那么，它是不是属于周先生所“藩篱之内”的“红学”呢？周先生没有说。因为他提出，从文艺学 的角度来谈红、评红的文章不算是真红学，那么，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谈红、评红，应也属于相似的系列，而这些都不属于以史学为主干的文化现象，自然，也不 是真红学了。可是，新红学的创始人胡适却徧徧从考证论述《红楼梦》的主题“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 当日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按照周先生的概括，胡适考证的结果，认为《红楼梦》的宗旨精神是写他的家丗家庭的“坐吃 山空”的“自然趋势”。（见《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第247-248页）虽然，以后《胡适口述自传》不再提这一看法了，但这不妨碍周先生仍然 肯定胡适还是“新红学”的创建人。

这样看来，周先生所规定的“红学”范围，并不完全排除主题思想的探讨，关键还是看它是不是以史学为骨干。如果周先生把史学的范围也扩大到思想史的范畴，那 么，我们也可以把《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研究的历史，揽括其中了。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周先生似乎不应该把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排除在新红学之外，而应该 把它看作是新红学的奠基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