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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共同体 平中要
追溯人类道德的起源是一件无比神秘之事，并非这样的探寻有着超验的意味，而是所寻找的事物本身就隐藏在人类理性甚至经验之外的迷雾中，让探索者无法目睹其真身。 道德使人类区别于世界上的动物，在动物的世界中只有自然的法则，而没有出于自身意志建立起的道德规范。人类的进化在不同文明中有着最大的相似，从血缘共同体的族群，发展成为具有社会性质的部落，这个过程缓慢且罕有记录，而道德的产生就发生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无疑，共同体是道德产生的载体，也是宗教、风俗、文化等文明成果的载体，但是，这依然没有回答为什么人类产生了道德，而没有在其他动物群体中出现。 比较不同文明的差异，会发现人类在道德标准上的不同，很难说道德有着普遍性。这不仅仅在道德层面上，也囊括一切形上领域。就这一点而言，共同体决定了自身的价值标准——道德只是其中之一。若此，那些形塑共同体的条件，也就间接决定了共同体的价值准则，虽然，这种联系在有些人看来不足为凭。但是，如果对人类的理性保持足够的怀疑，以及对未知事物永远保有谦卑的好奇，人类道德，以及人类自身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永无答案的问题。 道德，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内部规则，本身就有着维持共同体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只能是向内而非向外，换句话说，道德在不同共同体中有着“家族相似”，但是，却不能说道德有着什么普遍性。除非将共同体视作流水线上的产品——而这并不符合人类历史的事实——否则，道德的差异正是共同体差异的表现，这种差异就像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一样，只有相似性，而没有普遍性。 可以假设，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族群共同体在形上各领域之间的分界并不明显，就像宗教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超验之物成为宗教权威的起源，而在这一点上，道德分有了超验之物的权威。在一些宗教中，超验之物本身就是道德、法律与制度的创立者。这种道德权威的来源，是由共同体作为基础的。共同体为宗教以及道德提供了权威的理由，也就使得任何一种人为的道德规则，具有了与超验之物一样的权威。换句话说，共同体成员对道德的遵守，并非因为道德是人造之物——那是道德被引入到共同体的过程，而是道德首先是超验之物所造，道德的权威本身就是超验的。这一从超验到人间的过程，塑造了道德的一些本质面貌，在大多时刻，面对理性的追问，道德的答案更多是“不证自明”的，这往往难以让理性满意，但是，这恰恰出示了理性的局限——并非所有事物都是可以问“为什么”的，因为真理不以理性的问答形式被揭示。需要指出的是，伴随共同体出现的道德，其自身的时间属性，以及不强调人为在道德权威中的决定因素，使之区别于后世诸种人为的道德的本质区别。 在共同体繁荣的时代，可以想象，人们对道德的宽容态度远远超过今天，那是因为，人们非常清楚道德的特殊性源于共同体的差异性，而只要共同体存在，这种宽容就会一直存在。由部落城邦到帝国的社会演进，同样见于人类的不同文明中。这是一个传统共同体向新共同体，或者说从小共同体向大共同体过渡的阶段。这一过程塑造了人类文明方向的重要转变，也奠定了过去五千年人类历史的整体趋势。 在这一趋势中，共同体面临着巨变，仅以道德为例，对于普世道德的要求，来源于帝国或者说大共同体对自身塑造的要求，诸神的战争开始，过程无比惨烈，旧神逝去，新神诞生。曾经各个城邦（小共同体）的道德，成为帝国（大共同体）的异端和邪神。道德，从相似走向普遍。而道德的权威，已经不完全来自超验之物——罗马人有何理由与机会信仰希腊人或以色列人的神祇？于是，人为的道德创制，变得越发平常，而这个过程，由于缺乏超验之物的权威授予，也就更多地诉求法律与强力的保证。而这还是以罗马帝国为例，它依旧保持了城邦时代的一些特征与传统，使得诸多小共同体还保有了一些自身的传统与尊严；而在东方文明中，从城邦到帝国的演进，充斥着毁灭与死亡，诸多小共同体彻底湮灭，其古老的道德永远沉没在历史中。 帝国时代是一个人造道德兴起的时代，较之城邦时代的漫长和积淀，人造道德的稳定性始终面临挑战，更无论其权威来源的薄弱，在宗教传统深厚的文明中永远无法比拟超验之物的地位。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定为国教，这也使得基督教的道德准则成为了帝国道德的基调；在中世纪，教会控制的地域宗教与道德几乎是一回事，而在宗教冲突的地区，道德的碰撞被信仰的冲突掩盖。大体而言，在启蒙时代之前，道德隶属于宗教，与之一起塑造着一干未来的国家。 而此时在典型的东方帝国中，道德既然已经是人为之物，自然不具备规训权力的作用，这也使得帝国的道德，充当了统治与驯化的工具，其成功的标志是与民间的日常生活所融合，并在时间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传统，并塑造着帝国之下的小共同体。 启蒙运动的贡献之一，就是使宗教与之前其子系统间的联系脱节，这其中就包括道德。这一结果面临两种选择：一、回到城邦时代，复制古老道德的发生过程；二、在人造道德的向度上与时俱进。历史的选择甚是吊诡：在那些传统遗迹保存较多的地方，选择倾向前者；反之，倾向后者。这也几乎成为了英国经验主义与欧陆唯理主义的分野。前者成为了英国宪制的一部分；而后者在卢梭手中集大成，并拉开了革命时代的大幕。 法国大革命的母题之一就是道德问题。在大革命之前，一干无神论者的工作，摧毁了超验的权威。既然如此，道德不仅可以人造，而且必须人造。这种愿望付诸实践，伴随着断头台的发明与应用。大革命遭到以伯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的批判，人能不能代神立法，这就是保守与革命的本质区别之一。 旧大陆的革命时代如火如荼地展开，同时，英帝国的世界秩序已经稳如磐石，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道德，一如自身的文明一样，等待世界秩序的裁决。 民族国家的诞生，使欧洲从君主国向现代国家转变，道德以及其他形上建筑在这一转变中命途分殊。对于转型成功的国家来说，道德从属于国家的上层建筑，其被新的权力与制度形式认可，继续其自身的惯性；而相较于那些转型艰难的国家来说，道德以及其他一切可供利用的形上资源，都有可能成为国家建构的材料，而这种不分审视的挪用，必将在未来付出成倍的代价。 在新世纪的黎明前，一位欧洲的哲学家发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声，并凭此横渡“道德的彼岸”。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旧大陆的剧变已经迫在眉睫。一战使主宰世界数百年的欧洲文明遭到重创，思潮蜂起只是共同体瓦解的并发症，思想本身倒是无足轻重。但是，思想在地球的另一端产生的影响却超过了始作俑者的意料。 古老的汉语帝国在缓慢的解体中，自身的形上建筑同样在迅速凋零，当“民族国家”的概念被舶来中土，“发明”国家的雄心，也在改变汉语文明的走向。早于帝制的终结，帝国的道德已经被西洋的器物、组织与观念蚕食，在这个意义上，是新共同体诞生的时刻，它注定以旧共同体为营养自身的原料。一轮共同体的竞赛开始，理想主义者最先出局。道德，绝不是竞赛的主项目，顶多具有宣传的功能。而在不被注意的草根民间，帝国道德仍旧在奄奄一息。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板荡之后，中国，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这不过是历史选择的惯性终点。新政府对于旧世界的革命，也包括对帝国道德寄生环境的犁庭扫穴，党的组织结构彻底改变了持续了数千年的帝制时代的乡村秩序，而城市与农村的区别仅在于资源分配意义上的，新的国家就这样出现了，而新国家的道德，则延续了其欧洲祖先的思路，道德不仅可以人造，而且还要人为地执行。 曾经，城邦时代的道德维系，在于对于共同体成员来说，违背道德即意味着失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对于共同体成员来说，这是最高的惩罚，远远超过个体生命的终结。而在民族国家中，尤其是民族独立后建设的民族国家中，国家的人造性质更为明显，甚至新国家的诞生就建立在对原共同体的否定与摧毁之上，而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这一上层建筑，更与共同体的形塑毫无关系，同国家一样，新道德肩负着革命旧道德的任务。道德曾经隶属与宗教，如今隶属于国家，挑战道德与挑衅国家等罪，道德的敌人就是国家的敌人。违德者不再被驱逐出共同体，而是永远无法离开这一共同体，这也使得古老的惩罚，对于现代人来说，都像是一种恩典。 旧大陆文明的衰落，助产了新大陆的兴起，在其诞生之前，旧大陆的遗产就已经成为了新国家的根茎，相较于母邦的道德优越感，一直是美利坚的自豪，这甚至也成为了美国自身宪制，以及由此而成的世界秩序的底色。 对于汉语文明来说，从城邦时代开始，汉语的道德与宗教若即若离，而由周入秦后，两者更是分道扬镳。儒家道德在组织民间社会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而这份传统遗产在帝制结束后的百多年时间中，几乎被挥霍殆尽。儒家道德作为民间自治共同体的价值标准，在共同体毁灭后皮毛焉附，而在无视共同体基础的前提下，坚持儒家道德的教化作用，在我看来是因果倒置。是共同体产生道德，而不是相反；在共同体之前和之后，道德无法论及，就像无法问及“宇宙大爆炸之前如何？”一样，大爆炸之前没有时间，因此，“之前”没有意义。 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道德乌托邦的失败，计划经济与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末历史性的终结，对于汉语文明来说，搁置共同体而空谈道德问题，是一个漫长且没有结果的争论，而新的共同体的发明，必将是一个剧烈且残酷的过程，使得今天种种道德衰败的景象简直不值一提，在审判到来之前，道德如同我们一样，还在沉睡……
写于2015年1月3日下午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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