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之美——中国景泰蓝精品鉴赏

RK588 2015-02-01

展开全文

1.珐琅与金属珐琅器　珐琅，又称“佛菻”“佛郎”，亦作“琺瑯”（菻，Lin是唐宋以来我国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称谓）。珐琅与料（玻璃）、陶瓷釉同属于硅酸盐类的物质，它们都是由石英(SiO2)、长石(又称马牙石)和瓷土(亦称高岭土)等几种基本原料组成的。

　　金属胎珐琅器，是将经过粉碎、混和、研磨之后的珐琅粉或珐琅浆，涂施或者是填施于金属(主要是铜，亦兼或金、银)胎的表面，然后经过多次焙烧，以及镀金和磨光等加工制作过程之后，而完成的一种复合性工艺制品。金属胎珐琅器具备了金属的贵重性和坚固性，同时表现出珐琅的晶莹、光滑与装饰性特点。

　　2.金属珐琅器的分类　金属胎珐琅器主要有掐丝珐琅器和画珐琅器两大类。如果依据金属胎珐琅器在制作过程中，于金属加工工艺（掐丝、錾花、锤揲）和珐琅具体处理方法（填饰、涂饰），以及表面效果（透明与不透明）上的不同，还可以在掐丝珐琅器和画珐琅器两个主要品种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划分为錾胎珐琅器、锤胎珐琅器和透明珐琅器等若干个品种。

　　晶莹剔透的元代珐琅器

　　掐丝珐琅器属“舶”来之物，它是在公元13世纪晚期至14世纪初叶，吸收并借鉴了由阿拉伯半岛传入我国的“大食窑”器制作工艺而发展起来的。(见明·曹昭《格古要论》)

　　元代掐丝珐琅器总的特征是：以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为主，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阿拉伯文化的色彩。

　　珐琅特点：元代掐丝珐琅器施用的珐琅，质地细腻洁净，表面异常光亮，具有似水晶般的透明效果。特别是宝石红、宝石蓝、葡萄紫和草绿等几种颜色的珐琅，更显鲜艳醒目，正所谓“晶莹剔透”的时代。这种具有水晶般透明效果的珐琅，在元代以后明清二代确认无误的掐丝珐琅作品之中，均未再现，因此，应该使用的是“舶”来的珐琅原料，可能是由“大食窑”工匠带进来的。正如杨伯达先生在《中国美术全集·金银玻璃珐琅器》卷首前言“中国古代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概述”一文中分析的那样，其“珐琅色调鲜艳、质地细腻、光亮润泽，接近于君士坦丁堡的珐琅成色”。这一时期流行的主要颜色有：浅蓝、深蓝(宝石蓝)、大红(宝石红)、绛黄、白、紫(葡萄紫)、绿(草绿)。

　　图案主题和布局风格：元代掐丝珐琅器的图案主题，主要为缠枝莲花纹。具体装饰手法是：以单线技法勾勒枝蔓花朵的轮廓，并在串联的枝叶间点缀数朵盛开的大莲花头，布局疏朗大方，纹样线条奔放有力，枝蔓伸展自如，器物的颈下和足上常以莲花瓣或垂云开光作为陪衬，起到了一种既稳定而又显富丽的作用。这种装饰手法也常见于同时期的漆器、瓷器和金银器之上。有学者对元代掐丝珐琅器的缠枝莲花纹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珐琅之上的缠枝莲纹，枝叶肥厚，展卷自由流畅，并衬托着小的花苞。这种风格在同时流行的‘纳石失’上更加醒目，近似波斯艺术之特点。”

　　朴实庄重的明代早期珐琅器

　　明代早期的掐丝珐琅器，以宣德款器为代表。同时，宣德款掐丝珐琅器也是目前所见掐丝珐琅实物遗存中，具有时代标志最早的作品。

　　如果说元代的掐丝珐琅器，是借鉴“大食窑”器制作工艺，并在阿拉伯珐琅器制作工匠的指导或者是参与制作的条件下，将中国所固有的传统审美观融入制造之中，因而或多或少并带有一些阿拉伯文化色彩的话，那么，到明宣德时期(1425-1435)，无论在器物造型、图案花纹等方面，则基本上屏弃了阿拉伯文化因素的影响，由当时在宫内设置的制造金属胎珐琅器机构——“御用监”，生产出了“宣德款”御用掐丝珐琅器。

　　观察明宣德年间(1425—1435)的掐丝珐琅器，主要有如下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造型淳厚庄重、朴实无华。宣德时期冶金铸造业相当发达，曾制作了许多精美的金属工艺品并流传至今。这一时期的掐丝珐琅器，胎壁制造一般较为厚重，造型朴实庄重，主要器型品种有炉、瓶、碗、盒、盘、尊、觚等。

　　第二，主要以浅蓝色珐琅为地，亦有少量白色地，并用宝石蓝(深蓝)、红、黄、紫、绿(有墨绿、草绿)、白(砗磲白)等颜色的珐琅作装饰。颜色浓郁沉着，色调纯正，表面具温润光泽，质地较为细腻。但与元代的珐琅相比，表面已不具备那种似水晶般透亮的效果。

　　第三，缠枝莲花纹仍是这一时期珐琅器的主要装饰题材，在具体的手法上也基本上沿袭了元代的风格。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双线勾勒图案花纹的作品，但极为少见。此外，在继续使用缠枝莲纹的同时，还出现了龙戏珠、蟠螭、狮戏球，以及折枝花卉(如菊花、梅花、牡丹)等新的图案纹样，这些图案内容和题材的出现及运用，对后世掐丝珐琅器的图案装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四，款识形式。我们目前所见到宣德款掐丝珐琅器的款识形式有：“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和“宣德年制”“宣德年造”四字款，以及“大明宣德御用监造”八字款等几种。款识的书体有楷体、篆书，其中以楷体款占绝对多数。制款的方法有铸款、錾刻阳文、阴线双勾、阴线刻划和掐丝填釉等几种形式。款识位置多在器物底部，也见有置于口沿部者。

　　錾胎珐琅器，是金属錾刻与珐琅工艺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复合性工艺制品。人们把这一“舶”来的金属珐琅工艺品种，称之为“佛郎嵌”，(《格古要论》)用以区别于金属胎珐琅工艺的另一品种——“大食窑”器，即掐丝珐琅器。

　　从《格古要论》中有关大食窑“与佛郎嵌相似”的记载看，錾胎珐琅工艺当略早于掐丝珐琅工艺传入我国。但时至今日元代的錾胎珐琅实物遗存尚不见蛛丝马迹，明代的实物遗存也极其罕见，这是由于錾胎珐琅器的制作难度大，还是当时人们欣赏角度的关系，原因不详。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我国制造生产的最早錾胎珐琅实物，是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制造的“宣德年造”篆书款，錾胎珐琅缠枝莲纹圆盒。盒高5.5厘米，直径11.3厘米。铜胎镀金。圆形，带盖，胎壁厚重。圆盒以浅蓝色珐琅为地，盒立壁及盒盖表面均錾缠枝莲纹，纹饰间填施红、黄、蓝、白、绿色珐琅。布局疏朗大方，花朵肥硕饱满，枝蔓伸展坚强有力，与同时期掐丝珐琅器特点基本相同。

　　錾胎珐琅缠枝莲纹圆盒，为明宣德年间宫内御用监制造，它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具最早纪年款识的錾胎珐琅实物，反映出明代錾胎珐琅器的风格特点，是我们研究明代錾胎珐琅工艺的珍贵实物材料。

　　日趋繁缛的明代中期珐琅器

　　明代中期掐丝珐琅器的装饰题材较早期更为丰富多彩，除缠枝莲纹外，宣德时期的狮戏球、龙戏珠和各种折枝花卉纹，以及方胜、犀角、珊瑚杂宝纹和花蝶、花果等纹样，则更为流行。与元代及明早期相比，这一时期的装饰风格日趋繁缛，布局繁密，并擅长以双线勾勒技法完成装饰纹样。掐丝线条宛转纤细，但略显零乱。在花纹结构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以缠枝莲花纹为例，其莲花头变小，花瓣尖瘦，花心常呈“圭”字形，叶片也趋于瘦小。

　　这里特别谈一下“景泰年制”款珐琅器。在现存具有年款的明代掐丝珐琅器中，具景泰款的珐琅器数量最多，款识形式也最为丰富。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具景泰款的掐丝珐琅器，许多是用不同时期的作品，经过从新设计拼接而成的，有些器物根本就是仿制的，并在器底加镌“景泰年制”款。因此，对镌刻有“景泰年制”或“大明景泰年制”款的作品，要做仔细分析，不可轻信。

　　刻意求变的明代晚期珐琅器

　　我国金属胎珐琅器的生产，到16世纪中后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以明万历(1573-1619)年间的作品为代表。

　　明万历年间的掐丝珐琅器，珐琅颜色品种丰富多彩，除蓝、红、白、绿、黄、紫等几种基本颜色外，出现了豆青色、松石绿色、茶褐色等新的颜色。在色彩搭配上(指地色)，盛行以白色、暖色或中间色等浅淡颜色的珐琅做地，还出现了在同一件作品之上，同时使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颜色做地色。

　　装饰题材更为广泛，龙凤、灵芝仙鹤、荷鹭鱼藻、松竹梅、山水人物、八宝纹等，成为时尚。此外，将文字与图案相结合，寓意“福寿吉祥”的装饰纹样，如“福寿康宁”“双龙捧寿”“万寿如意”等，也开始盛行起来，并基本上是用双线勾勒技法来完成。

　　这一时期出现的诸如甪端、鸳鸯、狮形香薰，鹅形匙，菱花式炉等“仿生”珐琅器，是我们对明清珐琅器进行鉴定的依据之一。

　　承前启后的康熙朝珐琅器

　　康熙年间的掐丝珐琅器，风格多样，其中以细丝粗釉和匀丝浓釉两种风格的珐琅制品最为重要，基本上反映了康熙朝，在有清一代掐丝珐琅器生产上承前启后的作用。

　　1.细丝粗釉：以单线勾勒图案轮廓的掐丝方法和以缠枝莲纹为主题，大花大叶，花朵硕大的图案装饰特点，均追仿明代早期的风格。纹样线条纤细流畅，掐丝刚劲有力。器物的地色多为不透明的浅蓝色，质地干涩，灰暗无光，反映出珐琅质量尚待提高。这一类型的掐丝珐琅器，多是康熙年间内廷珐琅作建立之初，以遗存于宫内，明御用监制造的掐丝珐琅器为基本原型和样板烧制的。

　　2.匀丝浓釉：习惯以蓝色珐琅为地，用红、黄、绿、白、蓝、紫、赭等颜色的珐琅作装饰，质地细腻，色彩纯正，表面打磨平整光滑。纹样线条均匀规整，主要以双线勾勒技法来完成，技法娴熟，修正了明代晚期掐丝潦草不均匀的缺点，但早期那种苍劲的风格逐渐消失。此后清代掐丝珐琅器基本上是沿着这一风格和路子发展的。

　　康熙(1662—1722)年间，随着造办处珐琅作的建立和海禁令的废弛，清宫造办处和广州的珐琅工匠，吸收并借鉴瓷器、料器和西方的画珐琅制作工艺，试制成功了金属胎珐琅工艺中另一个重要的品种——画珐琅器。

　　康熙早期的画珐琅器，胎壁制造厚重，器体较小，主要为一些炉、瓶、盒、盘之类，比较单调。作品用笔飘逸洒脱，但不甚工整，颜色品种也不够丰富。珐琅施用浓厚，光泽度差，表面欠平整，且砂眼较多。

　　大约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前后，广州和欧洲的画珐琅器制作匠师先后进入内廷，参与指导和制作画珐琅器。这一时期的画珐琅器，充分显示出薄、平、光、艳、雅的画珐琅器特点。珐琅质地细腻洁净，涂施均匀，表面打磨平整光滑，基本无砂眼，色泽艳丽明快，颜色丰富，达10余种。作品除白色地以外，更为盛行以黄色珐琅为地，具有浓重的皇家生活色彩。画面用笔工致，画风写实，有如工笔重彩画，更具图案性效果，内容题材以表现富贵吉祥的写生花卉为主，早期那种飘逸洒脱的用笔方法已销声匿迹。

　　作品胎壁较早期变得轻薄，但器型规整，种类有了一定的增加，出现了一些如花篮、鼻烟壶等新的品种，但仍以小件器物为主。

　　异彩纷呈的乾隆朝珐琅器

　　清乾隆(1736—1795)年间，由于弘历本人对于金光灿烂、富丽堂皇的金属胎珐琅器倍加赏识，因此，在其制造和生产上，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只要宫内需要，即命成套成系列地烧造，生产规模极为庞大，且不惜工本。胎壁厚重，器型规整，金光灿烂，作品风格殊异，异彩纷呈。掐丝珐琅器、錾胎珐琅器、画珐琅器、透明珐琅器均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产品数量繁多，用途广泛，涉及宫内宗教祭祀、陈设生活等各个领域。如用于宫殿陈设的屏风、宝座、甪端、仙鹤、香筒、熏炉；用于佛堂祭祀的五供、七珍、八宝、佛塔；有生活及实用性的碗、盒、盘、壶、文房用具；平日玩赏享用的鼻烟壶、如意；还有仿古器、仿生器、仿西洋和中西合璧作品；以及家具、漆器、瓷器、玉器上的嵌片等等。大有高达2米以上的佛塔，小到仅几厘米的鼻烟壶、轴头，包罗万象。中国古代金属胎珐琅器的生产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繁荣发展阶段。其中分别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烧造的12座掐丝珐琅佛塔，每座平均高达2米，底宽1米，而且每座佛塔在造型、色彩、图案等方面又多有变化，其规模和工艺水平，以及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称我国古代金属胎珐琅器之最。

　　举步维艰的清代晚期珐琅器

　　根据档案记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内廷珐琅作曾因“无活计可做”而一度被裁撤，并将珐琅作坊的工匠派往宫内其他机构中当差，一时中止了内廷珐琅器的生产，金属胎珐琅器的生产，从此开始走向下坡路。

　　然而在清末(光绪、宣统)及民国时期，由于掐丝珐琅器(景泰蓝)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青睐，成为了一种可获得利润的出口商品，因而刺激了宫廷以外商营作坊的生产。这一时期的掐丝珐琅器，由于采用了机械拉丝技法，因此线条粗细均匀。其珐琅施用薄匀，色彩鲜艳，打磨精细。一段时间里先后建立了“老天利”“洋天利”“德兴成”“静远堂”“志远堂”等众多民间作坊。此外，皇室也开设了如“印铸局”“大清工艺局”等宫营作坊，制作金属珐琅器和诸如奖章、奖杯之类的制品。

　　金属胎珐琅器虽为一种“舶”来之物，在中国古代传统手工艺品的生产发展历史中，也可谓是一门最年轻的工艺门类，至今也不过七八百年的历史。但是，当这一制作工艺传入我国之后，很快便为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所融合，并成为了世界金属胎珐琅工艺中的一枝奇芭。

　　金属珐琅器的市场评估

　　由于金属胎珐琅器的制作用材昂贵，工艺复杂，难度大，因此，明清时期一直为皇家垄断生产，其产品也大多供皇宫中使用，民间涉足不多。现今市场上出现的许多清代晚期及民国时期的珐琅制品，胎壁轻薄，颜色飘浮，匠气十足，缺少艺术观赏性，与早期金属珐琅器那种胎壁厚重，器型规整，色泽浓郁沉着的风格无法比拟。因此，与瓷器、玉器等其他工艺品的价格相差甚远。今后，随着人们对金属珐琅器认识的逐步提高和具有艺术品位珐琅制品的不断出现，金属胎珐琅器——这一中国古代年轻的工艺品，在中国艺术品交流市场上，将具有较大的升值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