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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悲情鲁隐
提起鲁国来头大
鲁国君主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的后代，在今山东省南部。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武王克殷后，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传说中的古帝少昊故地，今山东曲阜一带）为鲁公。但周公旦没有就封，由儿子伯禽前去治理鲁国。伯禽到鲁地之后，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施政情况。周公问：“怎么这么晚？”伯禽说：
“变更当地的风俗，改革当地的礼制；死了父母的人，要等服孝三年脱去孝服之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才报告晚了。”
而姜太公受封于齐国（今山东北部），五个月之后就向周公报告施政的情况。周公问：“为什么这么快？”姜太公说：
“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仪，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来做，所以一切都很顺利。”
后来太公听说伯禽报告施政的情况很晚，叹息着说：
“唉！鲁国的后代将要北面事奉齐国了。为政不能做到简单易行，百姓就不会靠近。只有平易近民，百姓才能归服。”
看来姜太公是很有政治眼光的。鲁国是个礼仪之邦，好搞繁文缛节，倾向于保守，所以发展较慢；而齐国顺从民俗，为政简易，比较开放，所以后来齐国强于鲁国。
伯禽下传考公、炀公、幽公、魏（微）公、厉公、献公、真（慎）公、武公、懿公、伯御（无谥号）、孝公、惠公。惠公（公元前768-723）进入春秋时期。
隐，桓身世考
鲁惠公在位46年，下面是隐公和桓公。关于隐、桓二公的身世，《左传》和《史记?鲁周公世家》有不同的说法。
《左传》的说法是：惠公的嫡夫人孟子没有生儿子。孟子死，惠公又娶声子为继室，生下了息，就是隐公。宋武公有个女儿叫仲子，生下来手上就有文字：“鲁夫人”，所以宋武公就把仲子嫁给了鲁惠公为夫人，生下了允，就是桓公。
《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说法是：惠公的嫡夫人（孟子）没有生儿子。惠公的贱妾（就是声子）生隐公息（一作息姑）。隐公年长，惠公为他娶了宋国的女人（仲子），娶过来之后，惠公看到这个女人生得很美，便夺过来作了自己的妻子，立为夫人。这位仲子夫人生下了儿子允，被立为太子，就是桓公。
对于《史记》的父夺子妻的说法，学者多不相信，如三国、谯周《古史考》、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清?梁玉绳《史记志疑》等。他们质疑的理由是：
第一，与《左传》的记载有矛盾，《左传》并没有“父夺子妻”的内容。
第二，古书上都没有说鲁惠公是个无道的君主，《史记》的说法并没有其它的证据。
但也有人相信《史记》的说法。童书业说：
“此说合乎春秋时家长制婚姻形态，或尚可信。”（《春秋左传研究》）
《左传》和《史记》的说法，哪个应该采信呢？一般认为《左传》的史料更为原始一些，应该采信《左传》的说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左传》叙事有时受《春秋》的影响，有避讳的地方，所谓“为尊者讳”，言不尽意，闪烁其辞，也并非完全可靠；而《史记》的说法，太史公或者另有所本，只是因为古代文献多有佚失，我们已经查不出它的来源了。清末学者于鬯（音畅，1854-1910）把《左传》和《史记》的记载对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而《左传》则多有避讳。
于鬯认为：《左传》说：“仲子生而有文（文字）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但仅仅说“归于我”（归于我国），不说归于什么公，其中就有问题。及至读到《史记?鲁世家》，才知道这件事史官难以措辞。原来惠公为息（隐公）娶了仲子，却夺为已有，写“归于隐公”不合适，“归于惠公”也不合适，只好含糊其辞地说“归于我（我国）”。而《左传》说：“仲子生而有文（文字）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是惠公编造的，是为了掩饰真相，更为了说明惠公“父夺子妻”是天意。“是三传作传者（左、公、谷）皆明知有此事，特皆不明笔耳”。（《香草校书》卷3）（按：于鬯，字醴尊，号香草。）
笔者认为：于鬯的说法是可取的。童书业认为《史记》的说法“合乎春秋时家长制婚姻形态”，有一定的道理，但应该加以修正。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后期父家长制度下，父家长在大家庭中具有绝对的权威。从别的部落娶来或通过战争抢来的漂亮女人，父家长可以遂心所欲地优先占有。但到了春秋时期，这种婚姻形态已经改变了，仅有其残留而已。所以不应该说这是“春秋时家长制婚姻形态”，而应该说是“原始社会后期父家长制婚姻形态的残留”。
总之，《左传》和《史记》的说法并不矛盾，不过一个是隐讳之辞，一个是明说罢了。这是太史公“不虚美、不隐恶”的具体表现。
现在把隐、桓二公身世问题的结论概括一下：
鲁惠公的元妃（夫人）是孟子，没有生下儿子就死了。继室（《史记》称“贱妾”）声子生息（一作息姑），就是隐公。隐公长大以后，惠公为他娶了宋国的女人仲子，被惠公夺过来据为已有，生了儿子叫允（一作轨），就是桓公。《左传》为了避讳，隐去了这件“父夺子妻”的事，又记载了大约是惠公根据仲子的手纹牵强附会的“有文在手”神话，以宣扬惠公娶仲子的合理性。
至于隐、桓二公身分的尊卑，根据“子以母贵”的原则，那就要看二者的母亲哪一位身分高了。《左传》说：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
杨伯峻认为：继室，是续娶的意思，并不能代表身分，但应该不是夫人，如果是夫人，就要说明了。《史记》说是“贱妾”，表明她的身分是不高的。
而仲子，《史记》说：
“登宋女（仲子）为夫人，以允为太子。”
但关于仲子的夫人身分，许多学者表示怀疑，从而允（桓公）的身分也就成问题了。苏轼说：
“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耳。”（《苏轼集》卷一百五，《志林?论古?鲁隐公不幸》）
他认为隐公不是嫡子，惠公也不是嫡子，二人的身分是一样的。
童书业经过考证，认为仲子不算是嫡夫人（正夫人），但其地位是比较高的。
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笔者还是认为《史记》的说法是对的，仲子就是夫人，允就是太子。这与《左传》的记载也不矛盾，《左传》说仲子有文（字）在手：“鲁夫人”，尽管具有神话性，但现实就应该是“鲁夫人”，不然预言就不灵验了，而《左传》上的预言基本是“灵验的”。
隐公低调摄政
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23），鲁惠公死。太子允（桓公）年少，不能管理国家大事，众臣就推举息姑摄政。第二年（公元前722），就是鲁隐公元年。
隐公元年是《春秋》、《左传》开始记事的一年，在年代学上是具有标志性的。而《春秋》的第一笔记事，却只有这么几个字：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时期，并没有统一的历法，主要有夏历，殷历和周厉3种，各诸侯国使用不同的历法。这里标明“王正月”，表示是天子的标准历法。那么，为什么只有年月而没有标明隐公即位呢？《左传》解释说：
“不书即位，摄也。”
因为不是正式登上君位，而是摄政，是个代理国君，史官没有办法写，只好写完年月，下面什么也不记了。所谓“春秋书法”，在这里就开始了。
隐公摄政后，一直保持低调。《左传》说：
“……仲子……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古人为文语急，“生桓公而惠公薨”，并不是说仲子生下了桓公（允），惠公马上或时隔不久便死了，而是说：仲子嫁过来之后，生下了桓公，若干年后桓公才死去（见杜注与孔疏）。
“ 隐公立而奉之”，学者们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隐公立允为太子，加以事奉（郑众、贾逵、杜预）。有人说：隐公奉桓公为君（杨伯峻）。而于鬯认为：“立而奉之”，是说隐公摄政之后，把仲子当作母亲来事奉，提高了仲子的地位。（《香草校书》，卷三十七）
综观前后文势，说的是仲子，而不是桓公，所以于鬯的说法是对的。根据《史记》，惠公未死时已经立允（桓公）为太子，而这也和《左传》的说法相符合。《左传?隐公元年》：
“惠公之薨也，……太子少……。”
这位年少的太子，当然是桓公（允）。既然惠公已经立了太子，在惠公死后，当然不需要由隐公再立允为太子；而且兄立弟为太子也不合适。至于说把桓公（允）当作是君主来事奉，更是说不通的，允（桓公）还没有即君主之位，哪里有什么君主？事实应该是：惠公死后，按照允（桓公）的太子身分和惠公的遗愿，应该由允来继位为君，只因为允（桓公）年少，隐公才在群臣的推举之下，作了个代理君主；而隐公非常低调，既承认原来的太子允的地位，又把允（隐公）的母亲以国母的规格来事奉。
隐公的低调，表现在许多方面：
《左传?隐公元年》：
“冬，十月庚申（14日），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
改葬惠公这样的大事，隐公没有亲临现场作丧主，是因为他不敢以继承人和君主的身分自居。《春秋》也因此没有把这件事记下来。
《左传?隐公元年》：
“十二月，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公子益师，字众父，鲁国大夫，是鲁孝公之子，隐公的叔父。小敛，是古代丧礼的一个程序。人死去次日的早晨，以衣衾（被子）加于尸首的礼仪。要穿十九套衣服，然后套上布囊，盖上被子。卿大夫的小敛之礼，君主应该亲自到场，只是因为隐公不以君主自居，所以没有参加，《春秋》也没有写死亡的日子。
《左传?隐公三年》：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庙，不袝（音付）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春秋》记载了“君氏卒“，这是《左传》的解释：君氏，就是隐公的母亲声子。因为没有按照夫人之礼办丧事，所以没给诸侯发讣告，安葬后没有回到祖庙去哭，没有把神主（死者的灵牌）放在婆婆神主的旁边。因为不是夫人，所以《春秋》称之为”卒“，而不称为”薨“；也不记载下葬的情况，没有记载她的姓氏。只是因为他是隐公的生母，所以称之为”君氏“。
这也是隐公低调的表现。因为自己不以君主自居，所以也没有抬高生母的身分。
《左传?隐公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焉。”
九月，祭祀仲子之庙，打算在庙里献演万舞（舞蹈名）。这是鲁国第一次用六佾（音义）之舞。佾，舞蹈的行列，一佾有执羽的舞者8人，六佾为48人，是诸侯的规格。
隐公用低调对待自己的生母，用高调对待桓公（允）的母亲，就是因为他时刻不忘自己是摄位之君，是暂时代理，准备以后要把君位还给允（桓公），所以他不张扬，不以君主自居。他真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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