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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地
近期来，以中国知网（CNKI）或某一数据库或某本期刊刊发论文为对象进行文献计量的研究似乎很受硕士博士生们的青睐，刊发不少论文。由单纯的思辨、逻辑推理研究，转向以客观的统计数据进行论证分析，无疑是一大进步，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研究在迈步前进。 但文献毕竟是对现实的记录，不论记录者怎么客观忠实，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研究的本性也是创新、解决问题。因此，即使采用先进统计方法的文献计量研究，如果实质仍是在象牙塔内拿文献大作文章，也不是我们期望的。 特别是对实践性极强的教育研究而言，它需要文献研究，更迫切需要扎根现实，切实改进课堂和学生学习的实效。中国教育学专著据说有400-500部，数量可居国际领先。美国据说很少有教育学专著，却云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等世界顶级教育研究机构。两者比较也许可以看作是文献研究局限的例证。 事实上，中国教育问题成堆，呼唤研究者去发现、指导、解决。几乎每个一线教师、校长都有一箩筐问题。每年教育部、各省市也发布大量研究课题。“搞教育研究的人不太了解现实，很多东西都是书本上的、理论性的”。研究和现实对立的紧张关系过去有现在仍然难以根除。《开放教育研究》一直倡导深入现实一线的实证研究，投稿须知中也明确，“只要选题有现实意义，研究过程规范的实证研究将优先刊发”。即使如此，我们也常常陷入“无米下炊”的窘境。 实践研究也许不够“高大帅”，会有诸多不足。特别是研究者作为外来人要走入课堂，会遭遇很多麻烦，不仅要忍受路途的舟车劳顿之苦，还有联系研究对象和被接纳的麻烦。一个研究项目有时从研究设计到实施完成到成果写作，快的要大半年，慢的要数载，远非端坐电脑前的文献加工难度可比。但它的实践之美，也许只有躬身其中的人才会懂，才能懂。那种真知是研究者一辈子心底的记忆。从“理论”到“理论”的文献研究，也许可以赢得暂时的顺利毕业，或者可以写出更多大部头的专著，却对研究者的成长甚至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不一定有益。 现实的研究还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同是研究人的学习，美国同行今年三月初在华东师大举办的“学习科学与教育创新国际论坛”上展示的对学习科学研究的方式让很多与会者震撼。他们对人类学习机制的探讨，很多以婴幼儿（大概是出于排除文化影响）为对象，从脑科学、脑电图等角度进行研究。我们采用的是课堂观察。两种研究方式中，美方同行的认识方式显得更加根本。中美研究方式的差距很可能预先宣告研究结果的巨大差距。联系历史，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展基于动物的实验，提出行为主义学说。近百年后，美国对学习的研究对象从动物发展到了人，新理论迭出，自问我们的发展呢？ 中国正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教育教学理论体系。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靠的肯定不会是GDP，更不是领导的讲话或红头文件，而是靠大学产生知识和真理的研究实力和能力。如果我们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硕士博士生们（他们是未来的学者专家）缺乏科研求真的精神，满足于文献的总结、梳理，满足于“剪刀+浆糊”的功夫，停留在经验总结式的“因为……，所以……”，“必然…、肯定……”等知识产生逻辑，即使再出版500本专著，和上千种学术期刊，世界知识殿堂中恐怕也难有中国学人立身之地。我们落后先进国家的局面也得不到根本改观。各种教育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仍需要一趟趟地跑国外去搬运进口。这样的研究也许能塑造学术研究繁荣的假象，造就更多著作等身的学者专家，却难逃教育研究在决策者、实践者面前底气不足，难逃教育研究将继续“惨淡经营”的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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