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问答】 4月20日网友肇基王绩先生提出问题: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里的直跟上面的一样吗?
儒家有两个极其鲜明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内重仁,而外重礼。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非但越来越不理解孔老夫子的这种理想的实际意义,而且还逐渐的开始因为对礼的推崇,而怀疑儒家思想的价值。
因为,“礼”给绝大多数人的直观感受,就是一套名曰规范,实为束缚人们行为的规则。因此,儒家也就自古即被许多“爱好自由”的人,扣上了迂腐的,保守的,拘谨的,乃至由不近人情,到蔑视人性,再到最后干脆是摧残人性的帽子。
然而,这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因为儒家推崇礼,宣扬礼在对社会管理中的意义与价值,其目的非但不是为了摧残人性,而恰恰是为了阻止人性堕入到世俗的泥沼之中,陷入到统治者设计的法律陷阱之中。因此非但全无对人性的蔑视,相反恰恰是基于对人性自身的伟大的信仰。
对此,《论语》中记录的一则故事,是最具说服力的——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个故事是说,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作为儿子亲自去告发。”孔子说:“我们那里的正直者,与此不同。父亲设法为儿子隐瞒,儿子设法父亲隐瞒,而正直就在这其中。”
乍一看,孔子在这个故事中所传达出来的观点,不仅是令人费解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 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以维护社会的基本公平与正义,进而给社会成员,带来最基本的安全感。 难道一向推崇礼,重视仁的孔子,会连这个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明白?如果偷了人家的东西,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能够称得上仁吗?
当然不是。因为孔子在这里所要阐述的,根本就不是偷了羊应不应当受到惩罚的问题,而是要阐述什么“直”的问题,是要阐述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来管理社会的问题。
因为,“直”是一个相对概念,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参照物,才能够确定。在这里,孔子和叶(读shè射)公各自所代表的,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参照物。
叶(读shè射)公,是由楚王任命的,楚国叶县的行政长官。所以,叶公无论其自身是不是贵族,其当前所有的地位,都是法律的产物。所以,他代表的是世俗的法律,他所秉持的判是断非的标准,所用来确定曲直的依据,也都是世俗的法律。 孔子,是重建礼制的旗手,就是礼代表。所以,他所秉持的标准与依据,一定是礼的精神。反过来说,孔子在这段对话中,所持的那个依据,也就是礼的精神之所在。
孔子在这里所持的依据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从哪个角度看过去,能够认为孔子的观点是正确的呢? 显然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人性——人的天性。“父为子隐”是因为父亲爱儿子,“子为父隐”是因为儿子爱父亲。父子之间的这种爱,是人类最基本的天性。
这就是说,叶公的“直”是基于法律的“直”;孔子所说的“直”,是基于人性的“直”。叶公的“直”,至少建立在对人性的忽视之上的;孔子的“直”,则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维护之上的。 而这恰恰就是礼与法的根本区别: 礼源于天道的,法是出自人心的; 礼是对客观规律的落实,因此从本质上说由天制定的。法则是由人为制定的; 礼是为所有人服务的,法是为个人,至多也是为一部分人服务的; 礼的目的使人的行为,不违背天道,也就客观规律。法的目的是让人能够顺从制定者的意愿; 对人性而言,法是束缚,礼则是保护; 与法相对应的,是现实的名与利。与礼相对应,则是人性的自由。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非常清晰的明白,孔子在这段对话中,所要传达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以及在其对礼崩乐坏的感叹背后,所隐藏的那种忧患又是什么。 因为,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恰恰是随着礼制的崩坏,礼对社会的影响,和管理能力日渐衰退。而出于对社会管理手段的客观需求,法正在逐渐走向台前,其地位变得日益重要,其影响变得日益普遍。 然而与之并行的则是: 第一, 社会上开始出现两种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是源于人类的天性,或曰天道;另一种则是由人为制造出来的所谓法律,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世俗观念。 第二, 随着第二种标准的出现,在人们几乎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乃至人性本身,都开始发生了扭曲。在人们因为获得了法律的认同与赞赏,而拥有了世俗的光鲜的同时,人性的光辉却开始日渐黯淡。
事实上,这种忧患并不仅仅是为孔子所独有,相反,这几乎是包括法家在内的先秦诸子们,所共有的忧患。所以,庄子无限痛楚的感慨到: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简而言之,就是每个人都在以牺牲自我的天性为代价,去换取世俗中的名与利。
而更加让人感到遗憾的则是,以此为代价,以牺牲人性的本真为代价,换来的法的世界,却非但不是,而且不可能是一个平衡而稳定的世界。因为,以区区人为制定的法律,是不可能有效而全面的应对现实中,几近无限的纷繁复杂的。 事实上,对此当时的人们就早有所见了。 因此,《论语》中的这则完全可能是真实的故事,又被后来的许多反复演绎,变成一道法律与人情的二难选择命题。而其演绎出来的结果,则是那些显非人情,逆人性政令:
所以,孔子感叹礼崩乐坏,周游于列国之间,以求重建礼治。其目的, 就是要阻止人性向世俗的泥沼中,向法律的陷阱中的滑落。 就是要以礼为通道,保持人与天地,人性与天道的通达。 就是要以礼为屏障为天下保住人性的光辉,要为天下人保住人性的自由。
所以,当有人问他,是不是应当以德报怨的时候。他直接反问到:如果以德报怨,那么你拿什么去回报人家给你的恩德?所以,应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里的“直”与上面所说的那个“直”从内涵上说,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出于人性的,以人的天性为参照物的“直”。
只不过,如果说在与叶公的对话中,孔子所要阐述的是,与所谓的法律相比,人性更加重要,更加值得尊重的话。那么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则把这个对比的范畴,扩大到了一切存在于世俗的之中的,与天道向北的观念之上。而这些观念之所能够被世俗所接收,无外乎就是因为其背后或者隐藏着名誉,或者隐藏着利益。所以,孔子的意思是说,任何名与利,都没有人性的自由,更值得尊重和追求。
所以,孔子真正要告诉人们的,大概是两句话: 第一句,是任何法律都不应当建立在对人性的蔑视与束缚之上,或者说,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来束缚和摧残人性。因为人性,以及对人性的尊重,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第二句,则是任何人,都没有必要为了屈从于所谓的法律,或者所谓的世俗的观念,而扭曲自己的人性。
因为,人不是为了肉体的存在而活着,更不是为了获得名利的勋章而活着,而是为了真实的拥有自己,为了能够真实的存在而活着。 按照自己的天性,真实的活着,是每一个都应当拥有的,同时也应当被每个君王尊重的自由与权利。 所以,那句著名的“不自由毋宁死”,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不真实毋宁死”。如果失去了这份真实,无论是被人夺取了,还是被自己丢弃了,其实生命就已经因为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而已经相当于终结了。
只有站在这个高度上,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我们才能看到属于自己的生命的光辉。 能够活成这样,能够这样的活着,也就活出了自己的神性,就可以与天地比肩,如神灵般直行在天地之间。
否则,当人们回望自己的人生的时候,看到就只能是一具因为被世俗的绳索捆绑而扭曲,却又挂着大大小小的名利的勋章的躯体。
至于那些连这一回望都未曾,就已经回归物质的人,则真可谓无以为有,无以为无了。
而儒家的,孔子的思想,恰恰给了我们个视角,让我们能够站到那个必要的高度上。所以,如果孔子当初是希望通过重筑礼制,是为了挽救正在人性向世俗的陷落的话。 那么儒家思想在后世,乃至在现代,当礼的意义与价值被人们之间遗忘,当人们的思想几乎完全被所谓的法律,乃至世俗的观念所占据的时候的作用,就是通过让我们重新看到天道之所在,而用天道将人性从世俗中解放出来。
当然这种解放,并不意味着教人去蔑视法律,去与世俗相对抗。它只是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保有我们的天性更重要,所以虽然那里有一只老虎,我们只要避开它就好,而没有必要为了讨好它,而四肢并用的在地上爬行。 推荐热读《原易》,《周易》解读力作,读易必备工具书 推荐朱东老师国学微课堂《三字经精读深解100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