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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还能这么上？ ——兼评余党绪老师的《中学生思辨读本》 ■陕西 狄 马 上海师大附中的余党绪老师，以在语文教学方面推行“思辨性阅读”而享誉沪上。之前我完全不了解他，后来通过微博留言，假以上海出差之际见了一面，大为吃惊。许是打小听惯了程式化的语文课，以至于造成一个印象：语文老师主要就是给我们分析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的。现在突然出现这样一位，在课堂上不但不分析段落大意、不总结中心思想，而且竭力推广“批判性思维”，鼓励学生用独立的眼光质疑、批判经典课文，并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阅读“万字时文”，他称之为“极限式阅读”，来挑战当前课堂上“碎尸万段式”的训练，还真有点不适应。以致好多业内人士听了他的课，也惊异地问：语文课还能这么上？但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余老师认为当下中学生的阅读现状是“量少、质次、结构不合理”，救济之法是从“思辨性”入手，加大阅读量，使学生从简单化、模式化、概念化的“浅阅读”泥淖中拔出来，他名之曰“思辨性阅读”或“批判性思维”。 “思辨性阅读”或“批判性思维”这种东西，在公民教育已经很发达的西方社会或许不算什么，但在功利主义、训练主义，一切以高考指挥棒为转移的应试教育体制里，这种方式即便说不上犯上作乱，至少也是不合时宜的。一个语文老师每周要备课、上课、改大小作文，许多语文老师同时又是班主任，还要管理学生，执行学校的各项行政要求，哪有余闲来阅读经典？“思”和“辨”就更不用提了。但余老师似乎游刃有余，他教的学生也并未因此而高考落败。他引述一位语文前辈的话说：“一个语文老师若不读书、不写作、不旅游、不交友，就是不务正业。”我调侃道：“那是你为自己的游山玩水找借口。在一些正统人士看来，不做题、不抄参考、不划分句子成分、不总结中心思想，才是不务正业。”余老师从当前知识界的“公民教育”“公民写作”中得到启发，顶住世俗的种种非难，坚持将目前学术界最前沿的成果运用到教学中，且一坚持就是十几年，着实不易。 我曾给他算过一笔账：以他在课外推广的“万字时文”为例，一周一篇，除去假期，学生每年的阅读量是35万字，而他自己要在这恒河沙数的时文中挑出上乘佳作，至少要阅读百万字的作品，方配得上“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严格精神。当然，这种新的阅读实践，离不开学校的支持、家长的理解以及学生的积极参与，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教育者本人内心没有比世俗的力量更强大的信念，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好在有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了余党绪以及他所推广的“思辨性阅读”或“批判性思维”的价值。他的探索成果得到了包括于漪、孙绍振在内的一批语文名家的肯定。最近，上海教育出版社又成功推出了由余党绪编著的《中学生思辨读本》，意在通过系列出版的形式集中展示他的研究成果。这套书一辑四本，计有《古典诗歌的生命情怀》《现代杂文的思想批判》《经典名著的人生智慧》《当代时文的文化思辨》，分别展现余老师“思辨性阅读”的不同侧面，但在性质和逻辑上又是自成一体、互为表里。 杂文侧重于现实批判，千言可兴风雨，尺幅能起波澜，对培养学生关注现实的热情、独立思考的习惯，大有裨益。我认识余老师时，他关注杂文已有多年。他喜欢有文化的、有历史纵深感和理性思辨色彩的杂文，这可能与他早年在华东师大读“现当代文学”硕士专业的学术背景有关。他认为“杂文是写作教学的良师益友”，但缺点是太短了，因篇幅限制，多数杂文只能就事论事，一事一议，如果不能生发开去，有可能将学生引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怪圈，不能自拔。因而在编完《现代杂文的思想批判》后，又着手编著了《当代时文的文化思辨》与《经典名著的人生智慧》两书。前者是他带领学生在阅读杂文的基础上展开“万字时文”的阅读体会，后者则是他运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重读经典的心路历程。毫无疑问，“万字时文”的阅读，对拓宽学生的精神视野，建构学生的理性思辨能力，很有好处；而对经典名著的精读、深读，则是学生阅读能力的试金石。你不是提倡“思辨性阅读”和“批判性思维”吗？那么，就拿名著试试吧。在他看来，阅读经典，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让学生运用自己的眼光，怀疑、批判，以至重新认识那些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熏染过无数心灵的巨人和巨著。这一点，在他为每篇“时文”所写的评论，以及多部经典留下的阅读札记中都有所体现。 但不论是理性思辨能力，还是“批判性思维”，都很容易把人引向“理性的自负”。人类的心灵是一座深不见底的海洋，由概念、推理、思辨等组成的“抽象思维能力”，只是这无边浩瀚、深不可测的大海之上的冰山一角。相比于意识、经验、逻辑判断这些明确可察的思维活动，人的潜意识、感觉，甚至莫名其妙的冲动、闲愁、感伤等无意识活动，可能更持久、更本质、更坚不可摧。所以，即使是在那些有着良好科学素养的哲学家看来，“科学”与“理性”也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真理”或“正确”的代名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波普尔与哈耶克在这方面都有精彩的论述。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绝不是“意义”的划界标准。他认为，宗教、神话以及文学艺术等命题虽不是科学陈述，但它们本身有着非凡的意义和价值，甚至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源头。只是这些东西在逻辑上不具有可证伪性，无法对它们进行实验检测。哈耶克更是认为，人类的自发秩序建立在本能与理性之间。人类的绝大多数好东西都是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但行为本身遵守的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传统，而不是能够以理性证明的程序。因而，我非常推崇余党绪的古诗词阅读。他认为，诗歌，尤其是古典诗词，离人的本真最近，由此可以窥见人性深处更复杂、更模糊、更原始的激情和冲动。因而，一个人可以选择不成为诗人，但他在成长过程中如果拒绝接受诗歌语言的浸润，他的生命就仍然是残缺的、荒寒的。 这样一个竭力鼓吹理性思维的人，最终没有走向“唯理性”或“唯科学”，是令人欣慰的。世上本来有许多好东西，只是由于成了“唯”，就变得面目可憎起来。余老师的古典诗词导读写得温润可感、满纸烟霞，说不尽的“同情之理解”。这让我看到了一个提倡理性阅读的老师之另一面。他对古典诗词的解读倾向于从生命本真出发，达到与古人灵魂交汇的目标。本着人情、人道、人性的原则，将横亘在生与死、情与怨、功与名、家与国、物与我、穷与达、进与退、今与昔、离与合、悲与喜之间的春秋大义、纲常伦理移开，呈现给我们的就是一个个有血有肉、能跌倒、会撒谎，要尊严但亦具更多局限的人。今昔之间的梁木没有了，隔就成为不隔，古人就变成了今人。在古诗阅读方面，我欣赏顾随先生的一句话：“学古诗文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现代人。”余老师就是这么做的。■ （原载《教师博览》原创版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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