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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毕飞宇写作的地方不在书房，在餐厅。毕飞宇的习惯是，早上九点多起床，慢悠悠吃早餐，泡茶，开电脑。电脑放在餐桌上，一直写到傍晚，妻子和上高中的儿子回来，一家人坐下吃饭，聊天。 1964-1974：苏北，蚕豆，三七开 11岁之前，毕飞宇住在江苏兴化大营乡陆王村。村子里敞亮通阔，天和地都坦荡荡，所以他到了9岁仍和小朋友一道光屁股打闹也觉得坦荡荡没什么丢脸。毕飞宇在苏北村子里的童年几乎和“文革”同始终，但一来他小，二来乡下地方偏，所以那场席卷全国的震荡对他来说不过是村口广播的信誓旦旦，母亲灯下读《人民日报》上那些“大词”，以及某种“非制度化的自由”。他的首部非虚构类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去年底在内陆出版，用11万字讲述他和月亮赛跑的童年，他那心忧天下的“右派”父亲，以及剥蚕豆的奶奶。这书在台湾出版时改名《造日子》，也听得出泼辣和率直味道。 上世纪80年代初知青文学和伤痕文学盛行时，不少作家对“文革”十年有过或顿足或嘲讽奚落的描述。农村或许是下乡知青梦想的埋葬地，但对于毕飞宇这样在河边和牛群里长大的作家来说，那片土地有“厚实的、宽阔的芬芳”。尽是家长里短，谁家丫头患了相思病，弟弟占了哥哥财产，诸如此类。毕飞宇的乡土书写搁置了“文革”的苦难和悲情叙事，还原了民间的日常生活史。 “文革”结束后，毕飞宇随父母搬到中堡镇，又搬到兴化县城，最后去扬州读大学，“几乎把中国的行政区划由小到大住了一遍”。母亲想他学理科，“毕业后留一个三七开的偏分发型，西装革履，天天夹着皮包”，谁知他竟报了中文系，蓄起长发，口口声声要当诗人。小时候的他常望着莫名被划为“右派”的父亲将《参考消息》放在膝上，“对着天边晚霞忧心忡忡”，那或许是这青年人一切忧郁和敏感的源头。 1983-1993：扬州，libido，先锋 1983年，毕飞宇入读扬州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是马奎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年。彼时国门渐敞，文学青年蓦地置身西方文史哲的新鲜语境中，开始尝试摆脱旧有写实主义成规。当那些标榜出其不意、热衷符号化和叙事圈套的“先锋派”主将渐渐展露头角时，大学生毕飞宇仍然窝在扬州，窝在那个“安静到几乎无法满足一个20岁年轻人libido（本能冲动）”的城市，一边做着诗人梦一边大量阅读，有鲁迅，也有马奎斯、略萨和博尔赫斯。当时大批“文革”下放劳动的学者未回城已被扬州师范学院请去，毕飞宇得以跟在曾华鹏等知名学者身后阅读五四。那时候的他崇拜鲁迅，受了民主和科学的启蒙，“在精神上有一个对接”。 大学读了一半他发现，及物的贴地面的叙事才是自己的强项。那时，母亲已然放弃对于儿子三七开发型和公文包的种种期望。1987年毕业后，毕飞宇被分配到南京特殊教育学院。两年后结婚，妻子是同班同学。 婚后生活简单惬意。学校有个足球场，毕飞宇常约一帮朋友踢球，也开始给刊物投稿。和球场上占尽风光不同，爬格子的他起初并不顺，“退稿退得快发疯”，直到《花城》编辑从一堆待“清仓”的来稿中翻出他的《孤岛》。处女作共12章节，有历史小说的影子，也明显效仿魔幻现实主义笔意。 “你不知道当时我看到自己的文章被印成铅字，有多激动。”那是1991年，毕飞宇27岁，搁现在已属“大龄文艺男青年”。翌年，他转职南京日报社任记者，采访写稿日复一日，下班后仍旧在餐桌上爬格子，《叙事》也好，《楚水》和《祖宗》也罢，迷恋的仍旧是先锋叙事的明艳和魅惑。1993年到1994年的毕飞宇，“过足了先锋瘾”。 但，上世纪80年代盛行一时的先锋美学在当时已悄然转向，余华和苏童等人开始剪除对于文本游戏的迷恋，走入探讨人性的路向。余华在《活着》里感慨“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苏童的中篇《妻妾成群》讲述旧社会女性的压抑，后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毕飞宇意识到了这转变，1994年下半年相继发表《枸杞子》和《雨天的棉花糖》，单从名字看，已不那么端着架子故作深沉了。 1994-2004：青衣，玉米，女人 有人说1994年是中国当代文学“个人性撒欢”的一年：《活着》获选《中国时报》十大好书，苏童在《城北地带》中继续填充他的“香椿树街”文学地图，王安忆写出代表作《长恨歌》，任王琦瑶着旗袍的背影在上海黄昏弄堂里摇曳。作家们，先锋也好新写实也罢，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叙事脉络和风格。也是在那一年，名不见经传的毕飞宇被张艺谋看中，担任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编剧。张艺谋和女主角巩俐后来带着那电影去了戛纳，毕飞宇没去，他甚至谢绝了一切相关的采访邀约。文艺青年骨子里总有那么点高傲，想“靠自己一枝笔写出名”。 “那几年的经历也是好事，让之后的我不敢怠慢任何一部作品。”退稿，抑或大器晚成，都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毕飞宇成为一个沉得住气的人。“运动员的黄金期通常只有10年，可作家能写5、60年呢，急什么？”《上海往事》（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原著）之后，他的两部短篇《是谁在深夜里说话》和《哺乳期的女人》相继面世，后者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获1997年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是他爬格子得来的第一个奖。那时的毕飞宇，大学毕业10年，不再以形式上的先锋苛求自己，不再模仿或人云亦云。 “一个3岁孩子上街要牵妈妈的手，等他10岁了，你想牵他还不让你牵了呢。”作家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 上世纪90年代尾，儿子出世。毕飞宇剪去长发，搬离学校和足球场，在离南京秦淮河不远的龙江小区买了房子，住到现在。搬家翌年，他的中篇小说《青衣》发表，讲述三代青衣演员的情欲纠葛，后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徐帆主演。同时期的短篇《林红的假日》和长篇《玉米》都对女性的爱恋、嫉妒和绝望有细腻描摹，作家本人因此多了个绰号：“最会写女人的男作家”。 “不能说因为我是男人，我就写不好女人。”毕飞宇觉得，与其说他喜欢写女人，不如说他关心社会上的弱者，关心人本身。这种关心，在他看来，是小说家的“基本道德”。“你看我什么时候写过枭雄，商场幸运儿或官场达人？我对那些不感兴趣。”倒是女人，柔弱的却往往承载了巨大压力和不公的女人，是毕飞宇长久注视的对象。“毕飞宇的小说突出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焦虑。”有评论家如是说。 2005-2014：old man，推拿，看生活 2005年，《玉米》获鲁迅文学奖。同年，毕飞宇又一长篇《平原》面世，依旧讲苏北，讲可望不可即的爱情，写了4年，首印6万册，在彼时纯文学作品中已属少见。也是在那一年，青春文学作者郭敬明入选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他的《幻城》出版不到两年，印数已超过百万。新世纪后，随着郭敬明和安妮宝贝等人在“80后”群体中积攒起大批拥趸，文学终进入青春系和网络小说的狂欢时代。 即便在热闹的日子里，毕飞宇仍然慢悠悠的，做早餐，健身，不时约儿子喝咖啡聊天。他依然爱在餐桌上写作，从一个长篇到下一个长篇的跨度，通常要三、四年。“书写在今天已经成为太随意的事情，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小说家对书写本身越是要警惕。”当字纸的神圣性不断消解的当下，毕飞宇说，严肃的写作者应该站出来，“赋予书写神圣性”。坐在记者对面的他，说话一直慢悠悠的，聊到这里忍不住有些激动，引了伏尔泰一句话：“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位上帝”。 悲伤逆流奇幻穿越大行其道的日子里，上世纪80年代的文青已迈入不惑之年，不争，不再抛头露面，有些比如马原，一封笔就整整20年。但苏童、格非和毕飞宇依然在写，隔几年出一部长篇。新书发布会上，被记者问起当年的先锋史，他们大多摇头，一副往事不可追的淡漠表情。苏童现在南京郊区买了个院子养花种树；格非痴迷古典乐，常去好友欧阳江河家里听巴赫和贝多芬；毕飞宇呢，依然保持着多年的运动习惯，健身时不小心受伤去盲人中心推拿，一来二去和盲人师傅熟了，写长篇《推拿》，拿到2011年的茅盾文学奖。 慢悠悠生活的毕飞宇有时也犯急，比如前几年南京梧桐树大量“被消失”的时候。“我觉得砍南京的梧桐树，和杀人无异。”这话说给江苏本地的媒体听，没人敢写，倒是深圳一家报纸登出来了。有时候，他也会沮丧，觉得小说家能做的事情“极其有限”。“我总在写弱者，但有时我觉得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也是弱者。” 年初过了50岁生日的毕飞宇新近配了老花镜，常以“old man（老男人）”自居，开始喜欢周作人胜过鲁迅。他依然不用手机，家里电话常交给妻子听。“对一个作家来说，安静很重要。” 出国，他爱去菜市场，不买，只是逛，看看当地人柴米油盐的日子。“我喜欢看生活。这在大多人看来是特别不浪漫的事情，但对我来讲，是最浪漫的事情。” （摘自香港《大公报》5月12日，记者：李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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