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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子关注如何救世不同，庄子思考问题的重心，并不是如何救世，而是如何救人。 他更多地考虑的是个人，是个人生命的价值，是个人精神的家园，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寓所。 因为在庄子看来，'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
庄子生活于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祸频仍的年代，各国间的战事连年不断。面对频繁的社会政治危机，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孔子以兴仁扬义为救世之方，孟子以仁政爱民为治国之道，墨子以兼爱非攻为平乱之术。然而这一切，实际上只有远益而无近利，并不能解决在位君王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所以孔子周游列国而到处碰壁，孟子之言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墨子之言，虽然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但却未曾见用于世。当时所看重并所见用者，唯兵家、法家与纵横家之术，即司马迁所谓'以攻伐为贤'。然而兵家、法家与纵横家只可争得一时之利，并不能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怎样才能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庄子认为：'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在宥》）'在'，即自在；'宥'，即自得。自在而自得，'不淫其性，不迁其德'，哪里还需要圣王君子费尽心神地治理天下呢？
何以知其然也？庄子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回答了这个问题。庄子认为：'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天地》）'人虽有知，无所用之'（《缮性》）'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悬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事，归于利不可止也。'（《马蹄》）'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庚桑楚》）儒家以兴仁扬义为治世平乱之道，岂不知好知、尚贤正是天下祸乱之根。以兴仁扬义为治世平乱之道，不仅于事无补，且犹'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人间世》）因为'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之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胠箧》）故此，'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同上）'绝圣弃知，大盗乃止。'（同上）'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同上）
绝圣弃知，攘弃仁义，恢复素朴，是谓'在宥'。'在宥'的要义在于民性归朴，民德归素。此乃庄子之救世之方。
然而，当是之时，诸侯争雄，大国称霸，各国唯恐求强求霸于不及，又何以谈得上'在宥'？加之天下大乱，民多死于危难之中。'今世殊死者相枕也， 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世间》）因此，和老子一样，庄子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他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治世方略也只能像儒、墨一样，只是一种理论，只是一种空想，根本不可能为某一当权者所接受，更不可能被推广运用。所以，与老子关注如何救世不同，庄子思考问题的重心，并不是如何救世，而是如何救人。他更多地考虑的是个人，是个人生命的价值，是个人精神的家园，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寓所。因为在庄子看来，'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人间世》）
在庄子之前，无论是儒家之孔、孟，还是道家之老子，抑或是墨家、法家，都只是从整体的意义上来探讨人、说明人、把握人，而从没有真正关心人的个体生命、个体意义、个体价值。从个体上关心人、把握人，在中国是由庄子开其始的。
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虽有济世之志，但任何救世之方都无由得施的时代，生灵亟遭涂炭，精神飘零而无处安顿，人的生命价值究竟安在？人的精神家园又在何处？这是一个时代课题，这一时代课题也正是庄子哲学的基本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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