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鄧石如解決了碑學書風的技法問題

鄧石如解決了碑學書風的技法問題

——清代中期書法綜論：近古書法的第二個轉折點（之五）

刘正成

鄧石如生於乾隆七年(一七四三)，歿於嘉慶八年(一八0五），是活躍於整個乾隆時代碑派書法的里程碑式人物。安徽懷寧人，初名琰，字石如，避嘉慶帝諱，遂以字行，後更字頑伯，因居皖公山下，又號完白山人。少好篆刻，客居金陵梅镠家八年，盡摹所藏秦漢以來金石善本。遂工四體書，尤長於篆書，以秦李斯、唐李陽冰為宗，稍參隸意，稱為神品。性廉介，遍遊名山水，以書刻自給。但初上北京時雖得到劉墉、包世臣等追捧，但擬拜會學苑和書苑泰斗級人物翁方綱遭拒，據稱翁氏認為其書法不合六書。這件事有兩個解釋，一是翁方綱嫉妒其篆書勝於己，另一是翁方綱認為其科舉無成學術無根底。包世臣《完白山人傳》說得較為準確。云：“時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內閣學士翁方綱。閣學以山人不入其門，乃力詆山人” (57)，“力詆其書法不合六書”(58)。我認為“合於六書”是乾嘉文字學引領書法的宗旨，這是翁方綱的合理說法。於是，京城附合翁方綱的人多，鄧石如不得誌憤而出都，經戶部尚書曹文植推薦入了畢沅湖北幕府。在得到畢沅的支持下，鄧石如發憤著《說文字原》，但仍然難以改變當時人對他不識字的看法。包世臣《完白山人傳》記載了一個故事(59)：他與錢坫、錢伯埛同遊鎮江焦山，見壁間有篆書《心經》，“摩挲逾時”，嘆為“此非少溫(李陽冰)不能作”！後來錢坫見到鄧石如後提起這事，鄧石如告訴他這是自己二十年前的舊作，錢坫竟惱羞成怒當面強詞奪理稱某些字不合六書，可知成見之深！但是，識者如曹文埴曾向人推介云：“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為國朝第一。” (60)這種超越的審美判斷不僅得到劉墉、陸錫熊、包世臣等同時代重要人物所同，其後又得到趙之謙、吳昌碩等書法家所取法，以及康有為、沙孟海等書法理論家著書所認證。

 

1、鄧石如隸筆作篆為碑派書法技法的一大變革

 

包世臣認為，鄧石如篆書是李斯和李陽冰的繼承者，其隸書“不減梁鵠”，其楷書是魏碑《靈廟碑陰》的“嗣音”，其行書“正復峭逸蘊藉，於顏《草稿》(《祭侄稿》)外別樹一幟”。(61)但對鄧石如在書法發展史上的貢獻的總結，則以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最為清晰準確。云：

 

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篆為不可作之書。自非古之士，鮮或能之。完白山人既出之後，三尺豎童，僅能操筆，皆能為篆。(62)

 

這是後來公認的鄧石如解密篆法的結論。可以推論，唐以後人所見李斯、李陽冰所傳二千年的篆書，皆是他們書丹後鐫刻成碑捶拓為帖的拓本，難以窺見其筆跡起止之痕，學者模之實難。因之所見唐以後篆書如元之趙孟頫及清初之鄭簠等名家及其孫星衍、洪亮吉、程春海等大批追隨者，其篆書都是對漢、唐石刻拓本亦步亦趨的模擬，許多人因怕露出用筆起止的痕跡而不肖其經典，甚至還燒掉筆尖使其無鋒而作書。而鄧石如“解密篆法”的技法核心，即是打破舊規而以隸筆作篆，恢復了篆書“從容自在”書寫的本來面目。

完白山人之得處在以隸筆為篆，或者疑其破壞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簡，故籀法多尖，後用漆書，故頭尾皆圓，漢後用毫，便成方筆，多方矯揉，佐從燒毫，而為瘦健之少溫書，何若從容自在，以隸筆為漢篆乎？(63)

 

所謂“隸筆”，即不用裹毫中鋒的唐楷之法，而是鋪毫側鋒的漢隸之法，用鋪毫側鋒不僅可以理解篆書之法，而且才能“從容自在”地寫出方頭方腦的北碑，即後世所演繹的方筆。在鄧石如時代，凡寫北碑者，皆以描繪之法寫出方頭轉折，這種描繪方筆甚至可以從趙之謙前期的楹聯作品中找到痕跡，這也是趙之謙、吳讓之輩皆以鄧石如為師的緣由。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鄧石如之前的清代初期、中期書法與道光以後書法不同的的斷代史特征。

2、鄧石如計白當黑論為掛軸書法創造了章法理論

 

鄧石如解密篆法不僅在筆法，而且在結構，他的“計白當黑”之說是自東晉書法成為自覺藝術以來最為重要的關於章法的視覺審美理論。包世臣《藝舟雙輯-述書上》將這一理論作了明確的實錄：

 

是年又受法於懷寧鄧石如完白，曰：“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64)

 

如果說在趙孟頫以前的時代，因為大幅掛軸書法尚未出現和流行，書法的技法以筆法為核心理所當然，故趙孟頫“書法以用筆為上, 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 用筆千古不易”之說成為定理。明代中、晚期以後，掛軸書法創作成為主流創作形態後，大幅面掛軸作品平面空間的視覺關系處理成為書法創作技法的第壹難關。鄧石如的“計白當黑”的章法理論，是對徐渭、王鐸等前人在章法創新實踐的理論總結，這一點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換一句話說，這是當年人人心中所想，獨鄧石如一人口中所言！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評價鄧石如：

 

清代書人，公推為卓然大家的，不是東閣學士劉墉，也不是內閣學士的翁方綱，偏是那位藤杖芒鞋的鄧石如。(65)

 

鄧石如是清代中期書法變化的集大成者，其書法的影響不在清代中期，而在碑學書風成為書壇主流之後的清代晚期，並及至當今，這就是觀察藝術史變化的關節處。《中國書法全集-鄧石如》卷主編穆孝天在梳理鄧石如書法、篆刻在當世和後世所影響的人物時列出一個名單：鄧傳密、釋雲杉悟本、釋蘭臺、程衡杉、張惠言、李兆洛、包世臣、吳育、吳讓之、趙之謙、莫友芝、方履篯、吳大澂、王爾度、徐三庚、胡良銓、顧復初、包子莊、施士龍、孫雲卿、孫雲錦、朱鋐、趙之琛、楊沂孫、楊子掞、楊蓮卿、康有為、吳昌碩、黃牧甫等，其中大多數均生活在乾、嘉以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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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石如书法作品四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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