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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说| 吴非:自由地长成一棵笔直的树

 心上耕田 2016-06-08

         出席这个会,主要是想见见钱老师,感谢会议邀请我讲话。钱老师的语文教育思想和学术贡献,研究的人已经很多,作为后学,我谈一些体会。

         一,是钱梦龙造就了钱梦龙

        钱梦龙自谦是“草根式研究”,但我的理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根”的研究恰恰在于根植大地,不离课堂,以长期的个人实践滋养,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

        教育研究要用诚实的科学的态度观察教师的实践,客观真实地介绍成长因素,不能附加让后来人不能接受或无法接受的条件,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

         创造精神必须有自由的思想为基础。人们常提钱梦龙小学阶段的三次留级(加上初中,他大概共留级四次)。我也几次听钱梦龙说起漫长的小学阶段,但我认为其经历可能只是顽而不劣。一名能留级三次的学生,自有他特别的生活趣味,或许尽情玩耍给了他自由思想的空间,激发、推动了他对未知世界的想象,创造精神的种子就此播下;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个小学阶段就留级三年的儿童,仍然若无其事地在校园里,得有多么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或许正因为有那样的经历,他成年后能淡然地面对1957年“反右”后那22年的无妄之灾。这有可能启发我们从另一方面认识义务教育或小学教育的意义:儿童尽情玩耍,睁大眼睛看世界,逐步有了自己的梦想。留几级真无所谓,钱梦龙不过是把童年拉长了而已。然而,如果在当今教育环境下,小学生钱梦龙将会有另一种命运。所以,我想,有许多天性自由的钱梦龙被当今教育扭曲了。

        根据钱梦龙老师自述1952年任教时的条件:低学历;没有被“培训”过;但用现今的话说,却是“一路高升”,这种经历在当年(包括在民国)屡见不鲜。当年可能有钱梦龙老师的“春风”,现今没有这种可能性,他不可能获得“教师资格证”。我们有必要研究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教师成长的关系。一是当时的环境因素,唯才是举,没有“唯学历病”;二是思想管制较少,相对于政权巩固后的1957年,1952年到1956年这一段时间,比较宽松,这可能是钱梦龙老师专业素养获得发展,树立职业自信的重要时期,是他“打底子”的阶段。——青年教师入行之初的十年,是职业素养“打底子”阶段,要珍惜这开始的这十年,这十年是什么样,以后基本就是什么样了。

        他是因为热爱语文教学,依靠个人奋斗才有了后来的成就。我多次想过:1957年到1979年的钱梦龙老师日常在做什么?他在独处时想些什么?我估计,他一天也没有放弃,他一直是个自觉的学习者。多年前有机会和钱梦龙作过一次长谈,验证了我的猜想。不过给党员提点意见,便被打成“反党”,无端遭受政治迫害,失去人身自由,但他以读书充实内心,让由思想之火照亮黑暗。听钱梦龙老师说当年在黑暗中摸索教学的体验,很受启发。他在动荡的岁月,保持了语文教师的职业精神,在实践中获得职业自信,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进而形成个人的教学风格。

        爱因斯坦曾说“人的差异在业余”。今天教育的困境有两个因素不能被忽略:一是学生负担过重,没有“课外”,教师工作繁重,没有“业余”;二是诱惑太多,价值观混乱。我们观察钱梦龙的经历,也许会发现,在一个动荡年月,他淡泊明志,拓展了属于自己的思想空间。教师应当比学生“会学”, 读书,写作,思考,应当是他的生命方式。优秀教师与众不同之处,则在于“不安于现状”,特别是在一个平庸的时代,坚持独立思考,不做传声筒;做“师”不做“匠”,不做庸众。钱梦龙的教学生涯中许多独特的体验应当引起研究者及我这样的后学的注意。

        钱梦龙的成就是他的职业理想和教学激情的自我造就。他一直是语文教师,他有职业理想,任何力量也无法挡住他的自由生长,现在,面对一棵自由的笔直的树,我们可能应当有更多深层的思考。 

         二,教师应当是善学者

         我在这里想讲两个意思,第一个,教师要比学生“爱学”、“会学”。

        “爱学”,是因为发现趣味,乐此不疲。钱梦龙经历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的“热爱”,“热爱”是思想者劳动者的最高禀赋。教学是有趣的事。教师不必“刻苦”,说一名教师“刻苦钻研业务”,或许是在暗示这个人没什么天分。从事超越个人能力的、没有趣味的工作,或可谓之“刻苦”;长期从事世人所不堪的劳作,方能称之为“坚守”。在钱梦龙,语文教学是有趣味的工作,语文课堂有快乐,是他的创造天地。钱梦龙在语文教育上取得很高成就,这些,专家学者都作了很多研究。学习钱梦龙老师,我常想的是他独处时的状态,在世间热闹之际,他在做什么,在读什么,在平静中思考些什么,有什么不同的见解,以及他为什么会那样想,等等。钱梦龙优雅而有趣味的生活值得老师们关注,不止语文教师,而是所有教师。

        人们看到的钱梦龙老师在轻轻松松地上课,他觉得轻松,因为他喜欢上课,此中有乐;同时是他“肯负责,有本钱”(叶圣陶语)。他的“本钱”,是比一般人“会学”。语文教得好,在于自己“会读”,有摸索出的路径,有一套自己的读书经验,转化成为教学艺术;教师的“个人素养”,在课堂,就形成“教育教学”。教师安静地读书思考,有宽广的胸襟,他立在讲台边,学生通过他的姿态,发现他背后辽阔的世界。让学生跟从有智慧的人读书,应当是语文教师的职业追求。不能否认,教师的教学存在“灵气”“聪明”,所谓的“灵气”,绝大多数还是来自阅读积累和独立思考。

        教师自身必须是读书人,善于反思,有思辨能力;教师有长期的实践经历,如果他能遵循常识,又有一定的研究意识,他就能比较容易地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在困惑中不断寻找摸索的过程,是最好的“进修”。真正能有些办法的教师,多是摸索出来的而未必能“培养”“培训”出来。

        因此,研究钱梦龙那一代名师风格和成就,可能更应关注他们的学习意识。现在,教师平均学历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但是,教育教学及研究反而变得困难了,许多语文教师连写两千字的案例也要找“模板”。应试教育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冲击课堂,在学校,“反常识”“反教育”成了常态,一些语文教师不是“教语文”,而是“教考语文”。应试教育哺育出来的一代或两代人已经走上讲台上,“教考语文”。他们自身是不是“会学”的人?他们有没有自由精神,有没有批判思维,他们能否像钱梦龙老师那样体验职业趣味?——我们不能无视教师群体的现状。

        又因为缺乏自觉的学习意识,“继续教育”不得不通过行政手段,规定每学年要达到一定课时。参加学习要“打卡”,讲座结束时老师们排队盖章,这是很让人难堪的事。这固然是教育管理部门无奈的下策,如果教师能有钱梦龙们那样的“热爱”,何至于要走到丧失职业自尊的境地?

        一名教师从教十年后,能否保持职业激情,能否有观察思考的意识,有没有研究问题的趣味,很重要。他应当比此前更容易发现问题,而且不怕面对问题。钱梦龙曾提到,初二之前曾留级四次后,他的老师武钟英用一本王云五字典引导他学习,这个办法,没有哪本教育学教学法上有过,集中体现了武老师的职业态度和教育艺术。这种“教”的乐趣,只有实践者才能有。

         我想表达的第二个意思,是不能夸大“培训”的作用。

        说这个问题有些悖时。我无意贬低“培训”的价值,但我认为无论是“肯负责”还是“有本钱”,依靠“培训”无法解决。陈日亮曾戏称他和钱梦龙是“野生动物”,钱梦龙老师的确没有被“培训”“培养”过,他只有“改造”的份,在那些年里,他被打成极右分子,强迫从事体力劳动。

        不能夸大“培训”的作用。现在,各种“培训”很多。培训有作用,职业入门,特种教育技术,教育内容重大变化,新知识,等等,需要做适当的“培训”,但这只是一种引导,不能替代教师的专业学习。常有人说到,培训可以让老师“少走弯路”。从某种意义而言,“少走弯路”是必要的,庶几保证学生学习效率。然而,不能不承认,“弯路”有价值,“弯路”也有风景,“走弯路”多一分经验,教师摸索、寻找的能力会变强,一生受益。

        我一直对“培养”心存疑虑,谁能培养谁?经常看到教育行政部门发展规划的“教育家培养工程”,“名师培养工程”,“五年内培养一百名中小学特级教师”,等等,很热闹,——不管老师如何努力,他只能是“被培养”,不可能自由生长。然而,政府能“培养人民教育家”吗?——一个时代,连教育家也要靠“培养”,还怎么进步?“名师”是在长期教育教学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不可能“被打造”。 钱梦龙那样的教师不可能是“培养”“培训”出来的,只能是自由生长的,。

        坦率地说,我认为“培训”用处有限,教师发展要靠自己,一是“热爱”,二是“会学”。有如今这么便利的条件,一名教师如果仍然指望“培训”,指望专家指路,我会觉得无趣。

        请钱梦龙先生和在座老师原谅我的唐突。

        钱、梦、龙,三个字,有意思,他也许最在意的是“梦”,梦想,语文的梦想,教育的梦想。(“钱梦龙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发言稿)


拓展阅读

吴非:学生互助学习,比教师的辅导更有效

       同学针对学习问题形成的兴趣小组,是最好的学习状态

30年前,学校每个班多少有几个“学习兴趣小组”,——现在时兴的说法,叫“学生社团”,当年没这么高端:几名同学对数学有兴趣,就聚在一起,讨论些问题,有困惑,请教师作点指导;没有成立宣言,没有活动海报,没有固定活动时间,没有固定活动地点,连图书也要靠东借西借。但很多学生都能持久地保持对某一门课的兴趣,直到高中毕业。更珍贵的,是他们在这种互助学习中建立的友情,能持续很多年。

也有些“小组”为应急而形成,形式更加松散。如,某门课的测验出了问题,会有三五个学生自动地聚合起来,对这一阶段的学习反思检查,商讨对策,持续两三个星期,度过难关,然后“散伙”,因为各自又有新问题出现,需要应对,去参加新组合。那时曾见过教室及走廊里热烈讨论的场面,很有感染力,觉得这种自觉地“组织起来”,是最好的学习状态,这才更像“学校”。

学生的互助,比教师的辅导有效。一是平等,同龄人在一起,没有畏惧感;二是气氛融洽,组合在一起的,志同道合。同样,一些学生也因了这样的交流,结成了深厚的情谊。 

       学生之间互助学习,课堂就不只是老师个人的,而是全班的了

曾有个学生,高中学得很轻松,他的同桌数理化很吃力,他一直在帮他,鼓励他;到了高三,同桌说,我反正也考不取什么像样的大学了,你忙你的,以后别管我了。这位同学说:我不是帮你,我是在帮我自己;我表达一遍,等于复习一遍;我会记得更牢固。——这位同学不但看重同窗情谊,而且善于表达,不让别人有心理负担。

在一个班上,一些学生某个学科学习发展较快,成为群体学习的核心,教师了解这些学生,他们的意见会影响教师的判断,他们反映的问题常常可以作为教学设计的参考。而在一个集体中,有那么五六个学生成为不同的学习核心,一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能经常地得到帮助,许多问题可以在交流中得到解决,教师的教学如同有了助手,比较省心。

在应试教学还没有侵蚀学校学风时,学习互助现象很普遍,学生愿意交流,请求同学帮助或是主动帮助同学,都很正常。我常看到一些学生放下手上的事,去回答同学提问。一个有能力也有热情帮助他人的学生,在班上总是很有人缘。我注意到,十几年过去,几十年过去,那些在学校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仍然充满生活的激情,他们仍旧珍惜友情,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人,他们到处受欢迎,成为人群的核心。

一名学生如果能在学习上尽自己所能帮助同学,他的能力一定要比一般人强;他做的是教师做的事,就意味着他比一般人更能“学”。上课时能听懂教学内容,意味着他的接受能力正常;而如果通过他的表达,能为同学解决疑难,肯定得理清自己的思维,了解对象的接受能力,了解同学的困难所在,这就需要较强的观察理解能力。在课堂上,学生回答问题时,不但能让教师满意,也能让同学听明白,并且注意表达的节奏,让同学听清他的思路,最后还能质疑。遇到这样的学生,我总是非常兴奋。教学中有一些这样的学生,课堂就不再属于教师个人,而开始是全班的了。 

       切莫因应试的恶性竞争,破坏了同学的互助学习

随着应试教学愈演愈烈,“竞争”出现了,教学的平衡被破坏,同窗之情也逐渐淡漠。“学习互助”的事不多了,在学校,“学习小组”这种形式基本没有了,学生开始“各顾各”,像散落在小块田亩里的庄稼汉一样,每个人忙自个儿的活,连唱山歌也怕耽误了自己娱乐了别人。遇到困难怎么办?取而代之的是教师的“家教”。优秀的教师会鼓励学生互相学习,尽可能向更多的人学习,而不是把学生发展到自己家里来“创收”。

家长听说孩子在学校能经常帮助同学,反映不同。三十年前,打小算盘的人不多,而现在一些家长公开宣扬的“你死我活”的竞争观,竟是那样地理直气壮。

最愚蠢的是学校行政违背教育常识,对学生学习集体缺乏正确认识,从而作出一系列错误判断。八十年代起,很多学校把学生分“快慢班”,以后又有“实验班”“竞赛班”“A班B班”“省招班”等名目,把“尖子”集中起来,“冲击北大清”……拆散学生学习群体,不仅让一些教学班失去学习核心,在同年级中,班与班排出“等次”,让部分学生自然地产生优越感或自卑感。这种反教育、伤害教育的行为,普遍存在全国城乡学校中,虽然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教育界显然没有认识到它对人的伤害,以及为未来社会埋下的隐患。

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应试教育没有那么猖獗,校园里有比较好的风气,这也是我常常怀念过去校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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