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的仁政营销 “仁”是孔子提出的核心概念，孟子发挥孔子的理论开发了一套“仁政”。孟子自称这套理论完美无缺，如果君王用他的理论就能号令天下，成贤成圣，纵横战国。不过，现实给了孟子一记闷棍，他苦口婆心劝说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放走商鞅的那位君主，魏王完全不屑一顾。所谓安国安民，仁者无敌的“仁政”被后世君王看不起的根本原因，恰好就在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中体现。我们将“仁政”当作一种理想，不过孟子更多是将其作为一种“政治产品”，到处推广推销，而背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继承孔子的遗志来达到天下太平？还是像苏秦张仪那样一搏富贵？不得而知。  韩国首尔“仁政殿”，作为中国小弟的朝鲜非常推崇汉文化 “仁政”中道义与利益的碰撞 我们总是条件反射地认为，所谓仁政就是要求君主对百姓好。那么问题便来了，君主为什么要对百信好呢？孟子说，君王都说“利”，可“利”最终只能让国家走向毁灭，只有讲“义”才能长久。讲“利”的政治是霸道，是用武力征服，而讲“义”的政治是王道，强调以德服人。就这点而言，也许孟子是对的，追求“利”，追求“武力”的王朝最终全都毁灭了，可是关于“义”的那部分，也对吗？事实却并不是如此。即使是现在，“义”这个字也很难被理解，是指黑社会的江湖义气？是指做人做事讲道义，讲规则？还是指做事要有人情味？根本找不到确切的含义。在古代更是如此，所谓“义”原本指“宜”，就是合适。那么什么是“合适”？可谓是众说纷纭。法家也讲“义”，他们的“义”就是法，就是法典，而孟子所说的这个“义”也是如此，它根本不是天理循环，大道流行的规律，而仅仅是儒家幻想的政治原则而已。为什么说是幻想的？根据严格现代历史学考证，三皇五帝，尧舜禅让的故事是在春秋末期才出现的，即使在孔子时代也只是遥远传说，几乎没有真实性，而文武周公的故事，也距离孔子极其遥远，他只能从一些记载、歌谣中，脑补所谓的“太平世”，而历史文献中记载，那也根本不是一个太平世，西周建立不过50年，已经天下大乱了。孟子用儒家花了200多年幻想出的一种“合理状态”去劝说君王，我想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接受，即使是普通人也不可能接受。这只是其一。 其二就是更实际的问题了。所谓王道仁者，仁者无敌，孟子说，只要君主实行仁政，其他地方的民众也会聚集过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那么，孟子真的了解百姓吗？真的了解天下大势吗？显然，孟子对于“百姓接受仁政的态度”也是他幻想出来的。为什么？一句口号便能说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司马迁语）中华，中国，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由于语言不通，各国之间的百姓都有着深刻的芥蒂（就好像过去的法国人和德国人一样）。从别国叛逃而来的农民会被本地农民接纳吗？这些农民能得到土地吗？当本国征服了别国，土地要如何分配呢？孟子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民”究竟要什么，也不知道民要什么。还有其三。 其三便是天下大势不容幻想。就好像现在的公司一样，即使想法很有创意，但是却要给整个公司动大手术，无论哪位董事长都不愿意冒这种风险。战国时代也是一样，君主需要的是迅速、有效的强国、富国之方，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邻国的武力威胁。在那种你死我活的野兽原则社会，说“仁政”，讲“道义”，降低武力在国家的地位，无疑是自寻死路。  帝王自有家法，儒生美梦做了2000年，也还是没有实现，反而多为帝王所利用了。 “仁政”的自相矛盾 既然战国时代混乱不堪，那么后世为什么仍然不肯行仁政呢？现代有许多学者认为，古代君主只要行了仁政，那么国家也许不会亡，汉代皇帝行仁政，也许黄巾不会起义，明代皇帝行仁政，也许李自成不会闯，清代皇帝行仁政，也许中国不会堕落。但事实真是如此吗？仁政一旦行了，一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了，老百姓就能过上传说中的太平盛世，就能进入梦想中的大同世界了吗？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因为所谓“行仁政”存在致命的基本矛盾，那便是“仁政要求君轻，但君轻就无法实行仁政。”为何这么说？只要大家反思仁政的措施便可发现，所谓“仁政”，是对国家体制的一场大手术，要让国家脱胎换骨，这便需要一个国家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凝聚力，这是权力松散的政权不可能完成的。那么，“仁政”实行的必要条件就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实力派君主的推行。为什么孟子要找魏国？就是因为当时魏国在变法之后，国富兵强，魏惠王很有权势。但是，紧接着便是，君主又必须要在推行过程中逐渐放弃自己的权威，放弃自己的许多既得利益，而将利益分享给百姓，以及公卿，达到所谓“与民同乐”。孟子把原始部落时代打猎分肉的规矩运用到了仁政原则上。于是我们看到，如果“仁政”真的推行，就一定会走向失败，走向不可控制，走向君王身败名裂。因此，人们说孟子的“王道政治”是自由主义，这是对的，在君主放弃权威的过程中，百姓和公卿会得到一定的自由，但是一旦这种自由出现，那么私欲，利益的争夺也可能迅速出现，很快腐化道德，那么仁政最终自己分奔离析了，乌托邦也就碎了。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王安石变法。他的变法原则是：“民不加赋税而国用饶。”使用一系列政治手段惠民利民，但这个变法很快成为商人获取差价暴利的手段以及朝廷与民争利的法宝，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激化，引发一系列民变，王安石最终失魂落魄。难道孟子就没看到这个基本矛盾吗？也许孟子也看到了，但正如我所说，先秦儒家的政治理论是一种很浪漫，很脱离实际的幻想产物，因此，孟子将“天下人”看成都差不多，以为自己能够把握所有人的人性，然而天下远远比他所想要复杂得多，几个人的堕落就可能攻破整个社会道德的防线导致全民的腐化，这些情况，绝对不是拍拍脑袋就能解决的。不利用人自发的情感，不利用人的本性，而仅仅寄希望于“民的意识”，“民与王道的契合”上，那么想要管住芸芸众生，真的是痴人说梦。  “仁政”并不真正惠民 这是个关键问题，“仁政”真的会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吗？真的能安居乐业吗？至少从孟子的理论来看，并非如此。老百姓想要什么？衣食住行和面子。首先，人需要基本生存，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土地，需要农业，需要生产力的发展，简而言之，需要“利”，需要“趋利之人”，更需要“产利之人”。孟子说“义”是天下的“大利”，但是这个“大利”看不见，摸不着，不觉稻谷香，不闻鸡犬鸣，完全是一张空头支票。百姓需要的是“实利”，百姓需要的是“更多”（利），而不是“差不多”（义），从需求角度而言，任何百姓与君王都别无二致，要吃饱后求美味，穿暖后求华服。那么孟子反对“利”，反对自私，简而言之就是反对人性，压制人的基本需求。于是，仁政的幻想不仅仅强加在君主脑壳上，同样也强加在百姓的脑袋上。仁政并不是百姓要的。也许百姓会想要天下太平，但是能够达到天下太平的道路，并不只有仁政。秦国为何能强大？就是在于商鞅的变法给了百姓更多的“实际利益”，只要帮国家杀人，就有房子，有女人，有车子，有面子，秦国兵士在战场上杀敌，抢脑袋，他们抢的不是脑袋，是钱，是更好的生活，是生存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仁政”虽然看上去是一块完美的大饼，可它即不能给百姓生存，同样并不能给百姓尊严，不能让百姓抬起头做人，不是真正要“教化于民”，那么不仅君王对这种说法不感兴趣，百姓自然也不会感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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