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石沙陁龟符看唐代的“鱼符”之制

RK588 2016-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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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符开始于武德元年，可以认为这是唐朝特有的章服之制。鱼符之设，一开始就有鱼袋相配，于是佩鱼符与鱼袋，似乎一开始就是同事异说，所指并无差别。永徽二年之后，鱼符皆配有鱼袋，或称为“随身鱼”，或称“随身鱼袋”，从外观上不同品官的鱼袋没有区别。咸亨三年，鱼袋的外观进行改进，强化了等级标志，四品、五品京官的鱼袋配银饰，三品以上另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于是鱼袋的等级性一目了然。

因为京官五品以上才有资格佩戴鱼符，这很快就成了重要的身份识别标志，受到官场的热烈追捧，可能是皇帝始料未及的。三年之后的八月十四日，唐高宗发出新的命令，调整“带鱼之法”，内容如下：

恩荣所加，本缘品命，带鱼之法，事彰要重。岂可生平在官，用为褒饰，才至亡没，便即追收。寻其始终，情不可忍。自今已后，五品已上有薨亡者，其随身鱼袋，不须追收。

看上去是皇帝的恩典，但以往人死收回随身鱼袋的做法肯定遭遇了官场的巨大反弹，皇帝的敕文应该是顺水推舟的送人情手段。人们重视外在身份标志的心理，由此不难看出。至于石沙陁，因为他是右郎将，根据《唐六典》的记录，作为中郎将的副手，官品为“正五品上”，当然是有资格拥有鱼符的。

不仅如此，鱼袋开始仅仅局限在高级京官身上，是皇帝对他们独特的“褒饰”，不久地方官员也被恩泽了。京官的鱼袋装束开始扩展到地方长官身上，《唐会要》的记载很具体，为“垂拱二年（686年）正月二十日赦文，诸州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袋”。唐代前期，为官有内重外轻之说，从鱼袋所显示的章服之制，可以看得很分明，都督、刺史的品阶常常高于五品，但在鱼袋的佩戴上也不过与京官五品一样，且是后来追加而成。

《旧唐书·舆服志》所载“天授元年九月，改内外所佩鱼并作龟”，是武则天的重大改变，不是在鱼袋上下功夫，而是改换了内容，于是出现了龟符。《唐会要》记载此事为“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时间最详尽。据《朝野金载》的解释：“汉发兵用铜虎符。及唐初，为银兔符，以兔子为符瑞故也。又以鲤鱼为符瑞，遂为铜鱼符以佩之。至伪周，武姓也，玄武，龟也，又以铜为龟符。”龟符，因为到神龙复辟时取消，成为武则天时期特有的文物。至久视元年，武则天政府再次加工龟符，根据《唐会要》的记载：“久视元年十月十三日，职事三品已上龟袋，宜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上守下行，皆依官给。”最终，鱼袋在久视元年三品饰金、四品饰银、五品饰铜成为定制，虽然此时应成为龟符，已经没有“鱼符”之制，但《唐会要》《旧唐书·舆服志》依旧使用的是“鱼袋”一词。对比此前咸亨三年的鱼袋变化，此次改变让三、四、五品官员的鱼袋正式置于同一序列之中，等级性增强。石沙陁龟符，如果是久视元年之后的物品，应该还有一个黄铜装饰的鱼袋。

石沙陁龟符

神龙元年，唐朝恢复了鱼符之制，这让鱼符与鱼袋至少名实获得一致。

依照胡三省的意见，鱼符、龟符的功用有两个：其一，“明贵贱”。因为符中书写清晰的职官，高低贵贱，一望可知。所谓“明贵贱”，是从外观上展现等级性，一个很重要的配套装饰是鱼袋，三品以上金饰，四品银饰，五品铜饰，此制在武则天时期终于发展成熟。其二，“应征召”，即身份证件，获得召见时可以出示，以明身份不误。高宗时期，开始发给五品以上官员“银鱼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可见仅有鱼符是不够的，所以才为防止伪诈而设计了新的鱼袋，顾名思义，就是为鱼符另外设置了“鱼袋”，而鱼袋除了与鱼符一致的信息之外，一定还有另外更加详尽的信息，所以才能达到如此功能。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配有鱼袋，“出内必合之”，即出入大内必须阴阳合符。现在我们通过石沙陁龟符可以清楚地明白，所谓“合之”，就是宫中召见官员的时候，拥有合同的另一半，阴阳相符才能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