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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钻研玉文化之道也像这四季农事，先播下种子，通过不辍的学习除去心中的迷惑，久而久之积跬步以至千里，最终收获挚爱，藏在家中，闲来细细赏玩。收藏要得法，不得其门而入，损失的不仅仅是钱财，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心力。 玉器的鉴定谈的最多的就是“玉文化”，这往往忽视了玉器本来的作用。一件古玉不管我们现在如何看待它，如何重视它，其本质是为专门用途而人工制作的器物。在玉器使用经验基础上升华为精神层面的东西，我称之为玉文化。玉文化就是玉器使用经验的集合，玉器制作的动机或者是目的决定其用途，通过使用经验的积累最终转化为知识，代代相传。 我们的祖先在日常生活中用石头制成简单粗糙的工具，在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发现其中与众不同者——石之美者——玉。早期玉器所用玉石通过就地取材和贸易而来，所以质地较杂。装饰题材与生活较为接近，常采用家畜、鱼、飞禽、走兽等等。在器形上，早期以农具、兵器为主，渐渐过渡到装饰器和祭祀礼器。工艺上虽受琢磨工具限制，但制作极为用心，集合工匠的巧思，充分展现了玉材的特性。纹饰雕刻上不惜代价仔细认真，成品精美绝伦。 红山文化用玉大多为辽宁岫岩玉料，常见题材有龙、龟、鱼、猪、鸟、鹰、蝉等。器物横截面多为椭圆形，表现手法为浮雕、圆雕、镂空等。器物表面光素无纹或以细线突出局部，风格刚健质朴，形象生动传神。相比较更早的玉器，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而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厚重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雕玉器为特色。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造型特点，寥寥数刀，刻画得栩栩如生。1971年，在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型碧玉龙。龙体呈C字形，高26厘米。吻部高昂，嘴紧闭。周身卷曲，毛发飘举。鼻端截平，鼻孔对称，上端边缘棱线锐利，端面近椭圆形，具有猪首的特征。器物用一整块料圆雕而成，细部运用浮雕、浅浮雕手法表现，通体琢磨，光洁圆润。 良渚文化时期，治玉业已从农业部门中独立出来，所做成品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体量巨大、雕琢精湛。这一时期出现了玉礼器，开启中国礼制的序幕。制作工艺上取得长足进步，石英砂和管钻法广泛运用，在良渚文化墓中就曾出土用管钻治玉所剩下的琮芯。玉器的孔璧上留有螺旋纹或垂直的台阶痕迹，这是因为玉质坚硬导致的工具磨损和钻孔时对位不准两种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也是金属钻孔工具出现以前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螺旋纹说明此时很可能已开始使用原始砣具。玉器会留有直线切割和弧线切割两种痕迹，说明线切割和片切割工具同时存在。装饰艺术上气势雄伟，讲究对称，器物表面往往用阴刻线装饰。例如：良渚文化中经常出现的兽面纹，一般以阴线刻画眼睛，两眼四周用浅浮雕突出，其下配条状隆起鼻梁;有的鼻下会阴刻出嘴部，嘴里有探牙;或再以弧线勾勒出脸庞。纹饰着重强调头部，将兽面表现得面目狰狞，富有野性之美。 龙山文化也称“黑陶文化”。龙山文化以农业为主，卜巫盛行，属于铜石并用时代。利用科学手段断代，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进程并不相同，有快有慢。早期与大汶口文化重叠，中期与夏重叠，晚期与商周时期重叠。龙山文化玉器虽不及良渚文化那样发达，但也有很多玉器产出，且大多已具有礼器的性质。龙山文化系统按来源可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三个文化中以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玉器最多，河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玉器发现相对较少。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玉器种类有玉锛、玉铲、玉钺和玉环等。河南龙山文化出土玉器种类有玉璧、玉璜、玉环、玉饰等。陕西龙山文化种类有玉璜、玉璇玑、玉璋、玉切刀、玉镰、玉钺、玉雕人首等。 从红山文化到良渚文化虽出现了礼器的雏形，但并未成为成为完善的系统，直到西周时期才有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夏商周时代以青铜器和玉器为主，此时的玉器已经从史前时代巫神用玉，逐步发展成为祭祀典礼上用的礼器。根据宗法制度的精神完善并发展了用玉的规范，鬼神观念影响了玉器使用的目的，开始有殉葬玉的做法。 “夏传子，家天下”，自禹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启以后，原始部落的禅让转变为世袭，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宗法制度。夏代玉器的风格承上启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晚期文化遗存。考古出土的玉器有玉斧、玉铲、玉钺、玉戈、玉圭、玉刀、玉柄形饰、管、珠等。玉器大多光素无纹，表面光滑。所饰纹多用阴刻细线，呈平行状分布。常见纹饰有云雷纹、眼纹、蛇纹、兽面纹等，题材多与鬼神相关。 商早期前段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有玉圭、玉琮、玉璜、玉刀、玉戈、玉璋、玉钺、玉铲和兽面纹柄形器。玉圭、玉璋、玉戈都是此时新出现的器形，器体极薄。较大的柄形玉器，琢有兽面纹饰，精细光亮，以阳线表现目、口，似为殷墟兽面纹玉器。此时琢玉技术在开料、抛光上有了一定的进步。而商早期后段以郑州二里冈遗址为代表。墓葬中出土了玉璋、玉戈、玉璜、玉柄形器和小件装饰品，玉器工艺未有重大变化。商后期以殷墟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为代表。这里出土的玉器种类繁多，包括礼、乐、兵器、工具及各式装饰用器，其中以装饰品最多。表现题材以人物、动物和抽象几何线条为主。镂空、钻孔、开料和抛光技术成熟。掏膛、掐环、细阴刻线、俏色等技巧也已盛行。 西周宗法制度完善，严格规定了用玉的制度，对于何时、何地、何人、何事用什么样的玉都有详细说明。而玉器制作有了较为详尽的分工，并有专职的官员。西周早期玉器的造型、纹饰、风格沿袭了商晚期特点。至西周中晚期，出现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更显立体生动。玉器以片状为主，造型夸张，装饰简练，双线纹内细外粗，转弯处的大弧度拐角显得自然流畅，线纹立体生动、遒劲自然。与商代玉器相比，西周玉器过于规矩而略显呆板，这与西周严格礼法、制度不无关系。 夏商周时期尽管沟通天地的任务还在祭祀的身上，然而神灵的代言权利却过渡到国家领袖的手里，王权在逐步扩大。西周时期的礼制完善，把天子的地位确立下来。玉器作为原始部落的神器也转变为王手中的礼器。王作为神灵在人世间的代言人也享用同样的待遇，玉实用器和装饰器开始增多。 周灭商后分封皇族、功臣共七十一国，这些诸侯国逐步发展，到春秋时期大约有一百多个诸侯，通过春秋时期兼并消亡到战国初期只剩下几大独立的诸侯国。西周时期，周天子还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东周时，周室衰微，天子徒有天下共主之表，而无控制天下之实。此时宗法秩序混乱，天下一统成为诸侯们的目标，“问鼎中原”便源于此。西周亡，东周立。孔子编鲁国史书，名为《春秋》，时间划分上与东周前段相近，所以称为“春秋”;后段由于各国混战不休，后世又定名为“战国”。以“三家分晋”分野，前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 “士”最早出现在西周，“士为知己者死”，“士”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纷纷效仿。春秋战国时期这些“士”出于个人立场的考虑，宣扬不同的政治主张与处世思想，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不同学说。春秋战国时期鬼神的概念被“天”所取代，天为道德民意之化身，“敬天祭祖”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信仰。道、阴阳、五行作为自然神力的新解释。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玉器在诸侯间流行开来。此时的儒家把礼学与玉结合，“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而长，其终则诎然乐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珪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孔子家语·问玉第三十六》)。玉被儒家诠释为道德的代表，赋予十一德的美名，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玉器观。使得春秋战国时代配饰用玉大大增加。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士大夫佩玉之风大盛，而雕琢之精美，后世亦难以超过。 春秋玉器是西周玉器的继续和发展。阴刻线技法纯熟，善用双阴线，在装饰上更加繁密不留余地。春秋中期以后，这种繁密的阴刻装饰逐渐变得稀疏。到了晚期，去地隐起的浅浮雕技法代替了这种繁密的阴刻装饰。春秋玉器多见云纹、蟠螭纹、谷纹、涡纹、乳丁纹。 战国玉器较春秋时期更加丰富，出现了大型的玉璜、出廓玉璧、龙形佩、带钩等。工艺更加精细成熟，由于采用了铁器工具，所以造型规矩整洁，器物边角犀利见锋，纹饰线条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是工艺升级的结果。过去铜砣硬度不够，伴随解玉砂的高速旋转过程中刃口不断磨损消耗，雕琢出的线条显得圆润有余而力度不足。战国时期铁砣的出现，减少高速旋转过程中的磨蚀，增强了雕琢线条的精准度，能够将阴刻线的粗细、深浅、长短、弧度等交代的清清楚楚。同样是使用铁制工具，传统桯钻的上大下小、外粗里细的现象基本不见，战国时期的穿孔极为规整，前后正反各处孔径均大小相等。玉器装饰以镂空、浅浮雕的技法见长。 “S”形龙纹佩和“W”形龙纹佩是战国时期的常见器形，龙纹转折干脆利落。另外战国时期虎形眼气势威严，也承袭了春秋时期的式样。春秋与战国玉器之间整体风格不变，细部区别。在制作工艺上：春秋玉器显得较为浑圆，战国玉器则棱角刚劲、线条利落。镂空技法较春秋更加普遍，工艺更细致。装饰上：春秋玉器纹饰繁密，而战国玉器较为稀疏。整体而言，战国玉器在造型、装饰等方面气韵更为生动，而春秋玉器略显呆板。 随着历史的发展，祭祀的神力转而为王者手中的权力，而权力又不得不依靠霸主的实力，玉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后来又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几个不同阶段的变化，最终演变成为现如今的玉文化。只要在动机和文化的演进上下功夫，鉴定的错误也不至于太离谱。当然我的这一理论还处于探讨阶段，限于篇幅原因，不能细细道来，试论笑谈，欢迎大家共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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