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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许慎在序中讲文字的起源归结为一下几个阶段： 1、第一阶段：庖牺氏作八卦。 《说文序》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许慎将此列为文字起源的第一阶段。在此前，虽在《淮南子》《易》《尚书序》中均对庖牺作八卦有提及，但并没有将其与文字的起源联系在一起。 那么许慎的说法是否可靠呢？ 八卦与文字的相关性首先在于，它们都是一种表达意义的书面符号系统。八卦演变下去，如在西汉《焦氏易林》中，演变出4096卦，其实便可看作为4096个“文字”。 在传世铭文材料中见于昭王时安州六器之一的中鼎，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后在安阳四盘磨卜骨，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卜骨、岐山凤雏西周遗址卜骨上发现一种“奇文”，加上其他青铜鼎上的文字，共计有32个。 张政良认为这些文字是八卦系统的卦象。 八卦的用途远不止占卜，这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它还可用作族徽。族徽是象形的，它还不是成熟的文字，但是无疑对象形字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一种表示数字（指事符号）的八卦。 所以说，许慎把八卦与纳入文字萌芽范围的叙述并不是无稽之谈。他早已意识到八卦是一套表意符号。 2、第二阶段：神农结绳。 《说文序》云：“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 这里许慎的说法也许是受到《老子》《庄子》中关于此的记述。关于结绳，我们找不到直接相关的考古遗存，但是人类学资料和其他考古证据表明，在文字出现之前，结绳是人们用来记录的普遍方法。如云南景颇族出行并配长刀，就利用刀柄上的穗子打结，以计算日程。 新石器时期以来的陶器刻画资料上出现的许多的文字都有着结绳的痕迹，如金文中的“卖”字。 3、第三阶段：仓颉造字。 “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明）忌”也。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 此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吕氏春秋??君守》里有“仓颉作书，后稷作稼。”《荀子》《韩非子》也有记载。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说：仓颉“生而见鸟迹，知着书”。 所谓“初造书契”有两种解释：一是书、契分开，即仓颉创造了文字和契刻两种记事方法。二是连读，即仓颉创造了“书契”这种方法。青海柳弯原始社会墓地出土的马场类型陶器上，发现了一批刻画符号。大多是用作记事、记数和通讯的，可视为“书”“契”并存的证据。 一些汉代简牍上的文字，其中有一块上书：“二日令口口守卒口十四木”。说文《周儒》和汉儒介绍的古代“书契”是真实的。 4、第四阶段：三王五帝阶段。 “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关于这一说的记载十分丰富，但是没有具体的考古史料来支持。许慎之所以这样提出是根据历史进化观点而言的。他意识到从黄帝初造书契到周宣王大篆、左氏古文，中间必定有一个过程，就是三王五帝的过程。但由于没有丰富的史料支持，他只能笼统地说“改易殊体”。 因此他的某些假设可能和事实相符合，但是不能避免因缺乏史料而造成的失误。 许慎在序中的态度还是比较严谨的，对于无法确定的东西他并没有赘述。这里许慎主要是吸收、整理了前人对于文字起源的很多看法，也包含一些自己的见解，但又受到了时代的局限，毕竟当时的考古资料很单薄。 其实真正的文字起源，我认为应当还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创造的，因而仓颉造字等说法比较荒谬，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的，但是由某一人将这些文字统筹、收集起来，形成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应当是可靠的，只是这个人是不是仓颉，尚无法确定。 尽管关于文字起源中的人物、故事并不一定真实存在，但依据在上文中我所列举的资料看，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汉字的发展的确经历了这些阶段。基本上除却最后三王五帝的阶段，尚无确切资料可考外，其他情况我们都找得到资料来支持。八卦、结绳、书契，本就是人们用以互相传达意图的，许慎对于这些过程的总结应是可靠的。 《说文解字序》一步步地进行论述，使得我们对于文字的历史一目明了，最主要的是他认为语言文字是发展的，变化的。关于《说文解字》的写作目的。许慎说得很明白：“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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