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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固本培元派（下） 作者：王键， 黄辉， 蒋怀周 编辑：看云楼主 校对：卜菲菲
3新安众医家包括家族链世医纷纷加入阵容，充实和扩大了固本培元派“固本培元”对新安后学的影响甚大，后世众多新安医家在处理内科杂病日久不愈和重证、伤寒误治阳衰之时，都十分重视温补培元，纷纷效仿“参芪术佐姜附”的用药方法。吴楚、郑重光就是清代早期两位典型的新安温补培元医家。
当时医家不敢用温热药，“一见口渴便云是火”，“大苦大寒如黄连、苦参之类，则信手轻投”，“清之不愈则重清之，致胃气受伤，元气侵削而不可救”，痛感时俗恣用苦寒之弊，吴楚每以温补方药治疗久病不愈、误治生变和急病重证并获效，所著《医验录》就是其纠偏救误的验案专集。 书中记载皆是疑似难措且经他医一再误治、濒临危殆之案，温补取效者比比皆是，如投人参、白术等温补脾胃数剂治愈吐涎腹胀、饮食不进、他医屡药不应之证，补中益气汤加炮姜、肉桂治愈胃肠下垂、弛缓无力、二便不通之证，“甘温除大热”治愈产后发热，还常用大剂温补治愈痢疾、虚劳、斑疹、痛症等，治卒中重症一案人参用至2两，以温肺汤温肺平喘治肺气虚寒之喘咳不能卧、药伤气绝症； 治肺痨“用参芪补剂亦能嗽止热减”，肺气未尽亏损者“一用参芪可收全功”，只要肝肺未损“即以参、芪、归、地之类补之”，并说“用补之法，百发百中，屡试屡验”。并曾救治康熙帝74岁祖母食郁证，粒米不下、遍求名医愈服愈剧，只以一剂扶脾抑肝而愈。 其诊治中常立足于虚、寒分析处理疾病，阴虚病证往往从温补脾胃入手、从阳济阴取效，尤对虚寒假热能精思明辨，喜用善用重剂“参芪”并“桂、附、姜”救死回生，被病家称为“天上神仙”。 《医验录》自云“用温补而验者十之五六”，据统计书中共载医案264则，用温补者206案、占78%，尤其初集98案甘温补中而验者十之七八，其中补中益气汤收功者18案； 温补方剂以补中益气汤、六君子汤、理中汤为主，药则常用人参、黄芪、白术、陈皮、半夏、附子、肉桂等。为此书中还特加解释：“人人多用寒凉，而楚救于其后，多甘温回元气”，“盖群好清降，若特留一温补地位以待余救其后，此余不得不用而非好用也”。 吴楚私淑李东垣而又有所创新，认为其脾胃学说详于脾而略于胃，针对脾升胃降之性而提出“脾胃分治说”。 《医验录》治重脾胃亦重治肾，常益气与温阳合方，补脾与温肾同用，对附子、肉桂等温阳药的应用也独具匠心，书中有夏日用“附、桂、姜”治疗阴症伤寒的记载，打破了“夏月不可用热药”的禁忌； 治肿胀突破了前人“少不用参”及“诸肿无补”说法；还从伤寒病有热入血室悟出亦当有寒入血室，言“古人往往只说一半，后之明者常可悟其全”。温补培元之治可谓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可供后人临床效法。 郑重光则于伤寒、温病多有研究，强调阴阳和调，力倡阳气之说，认为“乾统乎坤，卦画于阳”，阳为阴主，“万物体阴而用阳，二气屈阴而伸阳，圣人贱阴而贵阳。人之身，阳不尽不死，阴不胜不病”，治病主张温阳益火、温补培元。 因痛感时俗恣用苦寒，故专捡“亢害疑似之症”汇成《素圃医案》，选案以阴证居多，议治以温补见长，擅用人参、黄芪，尤多以干姜、附子起病，所辑187案温补治验效案达152案，形成了鲜明的温补培元诊治特色。 如治“朝食暮吐，百治不效”案，“全用参术为君以培土，桂附为臣以益火”，坚持4年、约服千剂而愈；再如治痢下脓血、历医不效案，据脉诊为肾气虚“大瘕泻”，药用人参、黄芪、白术、当归、附子等补气，“期以小便能单出为效”，月余果验，认为虚寒痢“虚回痢自止，不能计日取效”，“若作痢治，则去道甚远”；又如治中焦虚寒泄泻案，素体阳虚，重用“附、姜、桂”等辛热温补取效。客寓扬州30年，以善用人参、黄芪、肉桂、附子驰誉扬州。 清初程敬通糅李东垣补气、朱丹溪养阴于一体，不仅擅长“参芪”培补脾元，更善温润以固护肾命，乃古歙槐塘程氏一大“绝活”，实也活水自有源头。 其后有程正通者（叶天士同时代人，今人多误以为即程敬通，实二人也），固本培元尤重肝脾肾，补益心肾善于酸甘化阴、阴中求阳，善以消补兼施治阴亏水鼓；治杂病重视脾元，认为“南方风气卑湿，质弱气虚”，每投以党参甚则高丽参以补正，并常用人参、黄芪、白术、炙甘草等补气药调治各科疾病，著有《程正通医案》，所遗方57则运用补气药者有20首，占近35%。 清中期休宁汪文誉、汪文绮堂兄弟亦重固本护元，倡扶正祛邪。汪文誉认为，“近人体质壮健者十无一二”，用药过峻、分两过重、发散太过往往受害不浅，即使侥幸获愈，元气也已大亏，故治病“或朝用散剂而病幸除，暮即用补剂以固其本”，用药平和而“奏效如神里”，“求者填门”。 汪文绮也认为：“世人之病百不一实，而世间之医百不一补。是实而误补邪增尚可解救，虚而误攻气散不可救药。”指出“内伤外感之证皆由元气虚弱，致邪气内而发之，外而袭之”，临证主张先补正气，正旺则脏坚，邪无由而入，阴回则津生，邪不攻自走，善用人参、黄芪、肉桂、附子甘温培补，即使外感百病也以扶正祛邪着手，如乾隆壬申至癸酉年间疫症流行，其取仲景建中汤之意立救疫汤，救人无数，求诊者“户限为穿”。《杂症会心录》是其数十年经验之结晶，书中十之六七皆有人参，用药扶阳抑阴，尤推重张景岳“温补”，并在“审虚实”篇中明确指出，疑难重症当从固本培元入手。 清中期，吴澄著《不居集》专论虚损，创“外损说”、“脾阴论”，立解托二法而又推重托法，所拟益营内托散、脾阴煎诸方均用人参，解托之间总以培护元气为主，认为“元气一旺，轻轻和解，外邪必渐渐托出，不争而自退矣”，也擅用温补培元之法。 其后有方肇权者，著《脉证正宗》，“是书案中多用桂、附、姜、吴（茱萸）”，并大胆改正前人之方，改正汤散计34首，如认为十枣汤“不无过于勇猛，而虚弱之元神脾胃何以当之？……宜加黄芪、白术以辅元阳”，又改正六味地黄汤，用少量附子温肾助阳治久泻肾虚。 程杏轩则是清中期受张景岳影响较深的新安温补培元派医家，善治内伤杂症，善用温补之方，固本培元应用娴熟，温补不仅针对内伤而且用于外感，重视下元精气同时也重视脾胃气血，立论多取法《景岳全书》，所著《杏轩医案》载内、妇、儿、外诸科医案192则，温补治法约有80余案，占近一半份量；其治阴寒重证虽久用桂、附、参、茸，不嫌其重，不嫌其燥；所用温补之方大多出自《新方八阵》，常用人参、白术，或配附子或配熟地，或附子与地黄同配，活人甚众，求诊者接踵。 其后又有陈鸿猷者，尤为推重张景岳之说，所著《管见医案》温补治案颇多，如治气虚外感、产后发热案，前医以清凉误治而致元气大虚，浮阳越于外，其用十全大补汤加附子温补气血，转危为安。 4固本培元的现代计算机技术研究 现代有学者研究统计，在汪机《石山医案》，江瓘、江应宿《名医类案》，孙一奎《孙文垣医案》（即《生生子医案》），程从周《程茂先医案》，吴楚《医验录》，郑重光《素圃医案》，程杏轩《杏轩医案》共载1400余案中，运用温补培元者就有653案，占47%。 又有学者根据《新安医籍考》记载，选择认为运用固本培元治法的12位新安医家的12本完整医案专著（上述8家7部医案再加上余国佩《婺源余先生医案》、汪廷元《新安医案》和《广陵医案》、程有功《冯塘医案》、陈鸿猷《管见医案》），收集有关脾、肾类医案678条建立数据库，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数据挖掘技术，寻找固本培元法防治疾病的相关证治规律。 结果医案中出现的症状主要属脾气虚、肾气虚和肾阳虚之证，由数据挖掘出的基本方为人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白芍、当归、陈皮、半夏、柴胡、附子、肉桂、鹿角、紫河车、黄芩、知母，基本上就是陈夏六君子汤、四逆汤和右归丸合方的加减组合，其中人参、黄芪组合关联度最强（医案含人参同时含黄芪者占100%，同时出现的频率达27.54%）。 另其中脾类相关医案研究表明，其治以益气健脾、升提脾气、温补脾阳及兼清郁热合用，常用药物可构成陈夏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参苓白术散、四逆汤等，并分析得出治疗脾类症状基本方，即人参、白术、黄芪、甘草、茯苓、半夏、柴胡、干姜、白芍、陈皮、黄芩、附子，其中人参、白术关联度高于人参、黄芪，人参、白术、黄芪，人参、白术、甘草，人参、白术、甘草、黄芪，人参、黄芪、甘草、柴胡也有较强的关联度。 发现了一些隐藏的知识点（譬如培补脾元用药重黄芪但更重白术，人参、白术关联度高于人参、黄芪），进一步明确和突显了新安固本培元治法所对应的病证属性、用药特色和配伍风格，即针对脾肾阳虚之证，善用人参、白术、黄芪佐配附子、肉桂、干姜，温阳在肾，益气在脾，先后天并举并重。今后还有必要结合历史文献中对当时疾病的分布流行和大宗药材使用等情况的记载进行挖掘研究，以为佐证并弥补缺失。 值得一提的是，白术用于治脾虚所致寒热、伤食、腹痛、泄泻及妊娠胎动不安、胎肿、胎漏等病证，新安医籍记载颇多，该药是徽州特产地道药材，歙白术、祁白术均驰誉海内，这为新安医家重用、合用白术健脾培元，积累固本培元治法的学术经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 5结 语在明代16世纪，汪机的弟子门生们追随其先师步履，崇尚并践行固本培元之治，其再传弟子孙一奎又从温补脾胃扩展到温补命门元气，初步构成了新安固本培元学派。 以此阵容为基本内核，明清时期众多的新安名医均接受其说，并在各自的临床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温补培元之治，包括多家当时闻名遐迩的新安医学世医家族链的医家们，像歙西槐塘-冯塘程系（如程玠、程敬通、程正通、程杏轩、程有功）、歙西余系（如余傅山、余午亭）、歙西澄溏吴系（如吴正伦、吴崑、吴楚、吴澄），休宁汪系（如汪文誉、汪文绮）等，壮大了固本培元的学术队伍。这些名医世家多有长期的临床经历，医术高明，并非好用温补。 一方面，朱丹溪滋阴降火一法“印定后人耳目”后，苦寒伤阳比较普遍，而新安地处江南，人居山岚水湿之间，较易受阴寒重湿之邪的侵袭，本当以护阳固本为重，却多有因病误治而反受阴寒伤害者，往往“治虚损者少，做虚损者多”，为补救苦寒时弊，必须使用“参芪”回元、“姜附”救逆，“实出于不得已也”； 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发现养元、培元、护元、保元，对于维护人体生机、强固生命根基、抵御外邪侵袭、促进疾病康复、延缓衰老等的重要作用，以“参芪”温煦全身，鼓舞气血，扶阳益阴，扶正祛邪，用之于临床每有效验。 元气是生命的动力，就阴阳而言，本当阳刚阴柔、阳强阴弱；临床以温温少火生气，助推生命动力，激发生命活力，以增强体质、治病保健，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理念和特色优势之所在。 明清新安后学承前贤之绪，代代相传，滚雪球般地形成了以固本培元为学术主张，温养气血、培补脾肾元气为治法，临床善用人参、白术、黄芪或合干姜、附子“以行参芪之功”的庞大的医家群体，即新安固本培元派，其传承关系现以图示如下（略）。其学术走向，从侧重脾元之治走向偏重肾元之治，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生理上相互资助、相互促进，病理上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脾阳久虚可损及肾阳，而肾阳不足，不能温煦脾阳，也可造成脾阳虚衰，难以截然分开。 各医家在补脾抑或固肾抑或脾肾同治上，尚有种种区别与不同。由于固本培元派医家声望高，社会影响大，绝大多数新安医家或多或少都曾受其影响，如新安黄氏妇科黄从周善用补中益气汤治疗妇科疾病。 再如新安王氏世医中，王仲奇临证重视肾气、胃气，提出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先伤而后邪入”的观点，《王仲奇医案》黄芪使用频率之高亦是其用药特色之一；再如王乐匋治疗外感热病善用附子以振阳气，治麻疹打破常规，擅以术附合以银翘“救疹逆”扶脾胃阳气，内伤杂症尤其擅长，如投术附合茵陈五苓散加减治疗肝硬化腹水，用人参、桂枝、附子温通心阳治胸痹证，十分典型。 新安固本培元派阵容强大，历经400年而不衰，足以证明其生命力之旺盛和强大。固本培元影响十分广泛，甚至渗透入人们的饮食生活之中，食疗药膳也有所谓固本培元汤，而其中徽菜作为全国八大菜系之一，讲究食补养身，药食并重，十分注意菜肴的滋补营养价值，整鸡熬汤、山药炖鸡，或佐以黄芪、西洋参之品，以山珍野味固本培元是其特色之一。 除固本培元派、养阴清润派外，笔者认为新安医学分支学术流派主要还有错简重订派、平正轻简派、时方轻灵派、经典注释派、医学启蒙派以及众多的世医家族学术链等（参见其他各讲）。 这些细分出来的各分支学派和世医家族学术链，或以学术观点鲜明鼎言，或以诊疗方式独特立足，或以专科诊治特色见长，或以治法用药风格为轴心，或以治学方法为主线，有源有流，传承有绪。各分支学术流派之间相互争鸣、互相渗透、相互吸收、相互促进，取长补短，汇流成丰沛繁盛的医学“新安之江”，有力地促进了中医学术理论的进步和临床水平的提高。（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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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白术，人参、白术、黄芪，人参、白术、陈皮，人参、附子、肉桂、甘草，附子、肉桂、甘草、熟地等也有较强的关联度，治疗重点在于脾肾并治，以补脾气、温补脾阳，补肾气、温补肾阳和督脉等为基本治法；以该数据库为依据的另一则报道则微有差异，以人参、白术、甘草、黄芪、陈皮、茯苓、当归、白芍、半夏、附子、柴胡、升麻、薏苡仁等药使用频率较高，基本上是陈夏六君子汤和补中益气汤的合方加减。
上述报道尽管研究对象本身的代表性还有待商榷，所选医家、医著、医案亦有一定局限性，而且医家一生治病难以计数，往往以某科某些病证见长，录案时往往多选其中难治的典型病例，现存医案尚不能完全反映其治病用药的特色风格，尚难以全面准确地表达出真正实际的用药频率和频次，但计算机数理研究的结果结论与传统文献研究大体吻合，且有新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