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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书信简牍 书信类简牍帛书一般含写信人、受信人等信息，与名谒刺类简牍一样，属于作者、书写者较明确的墨迹实物，但一些文字不全的实物则看不出写信人信息。目前所见最早的书信是云梦睡虎地M4两枚秦牍，西汉书信简牍墨迹较多，东汉仅见长沙东牌楼等少量书信简。 1.悬泉置《元致子方帛书》 敦煌悬泉置出土一件写在帛上的家信，写信人“元”，受信人“子方”，共10行319字（含重文4字），正体隶书，为现存字数最多的汉代书信实物，书写时间约为西汉后期。该帛书写完后先纵向折两折，再横向折三折，叠成小方块形，帛上字迹叠压浸印，但清晰可辨。此帛书是为了封检邮递而折成小方块状的。该帛书是书写最工整的书信之一，用笔始终隐锋藏毫，起收笔都有不易察觉的调裹锋动作，所有点画均圆浑厚实，波磔笔同样不显凌厉的锋芒，颇具篆书遗意。不过，这不见得是书者有意追求什么篆籀笔意，而是先前传统技术的自然传接。即便在汉隶定型时代，人们书写时的笔法、笔触也是丰富多样的，比如有显耀芒角者，有含蓄隐锋者。我们不要忘记，汉隶的前身古隶（以秦隶为代表）就以裹锋圆顿形笔触为主流。《元致子方帛书》让人想起东汉魏晋为数不少的圆钝厚重形笔法。这其实是流行写法之一，不见得全以“秃笔”墨迹视之，也并非仅出现于帛书上。它们之间的技术实际上很接近。 2.居延简《宣与幼孙少妇书》、悬泉置《建致中公夫人帛书》 居延简《宣与幼孙少妇书》有正、背两面文字，正面字迹大部分模糊，背面字迹较清晰，每面各3行，凡144字。这是西汉中后期西北边地官吏之间的私人通信，发信者是“宣”，受信人是“幼孙”及其妻子（“少妇”）。敦煌悬泉置所出《建致中公夫人帛书》写于帛上，后部不完整，现存6行，是“建”写给“中公”及其夫人的信件。 这两件私信简帛皆为较工整的隶书，其共同点是均含粗重醒目的右向波磔和下向重尾笔。《建致中公夫人帛书》中的“恙”“建”“史”“希”“足”“及”等字醒目的大磔脚长出本字数倍。在秦到西汉初的隶变中，古隶多含斜向弧形长尾笔。它们往往是墨迹中最引人瞩目的笔画。西汉中叶汉隶成熟前后，这类笔画已演变成右向、横向重磔笔。它们往往长出其他文字数倍。不过，西汉后期以下，这类超长的横向磔笔较少见了。我们所见汉隶各笔画的长短大致均衡协调，而纵向的长尾笔则有所增多。根据墨字特征分析，以上两件书信的书写时间或在西汉中期偏晚。
3.天长纪庄木牍《贲且致谢孟书》 天长纪庄木牍2004年出土于安徽省天长市安乐镇纪庄汉晋东阳古城遗址19号西汉墓，其中有多枚信牍。例如M19：40-10号牍即《贲且致谢孟书》，由正、背两面书写。正面起初还算工整，但几行以后遂潦草起来，写到背面已比较草率了。该牍的重笔波磔特别突出，主要有横、捺两种笔画。这种装饰性的磔笔在西汉中期以来的正体隶书里已大显身手了。该牍潦草书写中也大量运用这种磔笔，可见该种笔画在当时广受欢迎。然而，该牍的横势长磔笔太过醒目、霸悍，甚至冲击着邻字，如“陵”和“郡”的冲突、“以”和“且”的纠结；有的横长磔笔则嵌入邻行之中，如“家”“故”“复”“孟”“亡”等字。过多的横长磔笔（而不是纵向长垂笔）与整篇并不和谐，影响了全篇的连贯性和顺畅感。
4.长沙东牌楼简二九、简三〇、简三四、简三五、简三六 这五件简牍在书体上大体属于早期楷、行书。简三五的字迹清晰，行列明了，书技水平较高，隶意较少，可视作东牌楼简早期楷行代表作之一。其他书迹即便含隶意，但总体构架、点画写法等已属楷、行范围，亦即字形意义上的楷、行范畴。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指出汉字的两种属性——构形属性、书写属性。前者指字形。也如启功先生说的，文字组织构造所归属的“大类型、总风格”，“看它是属于篆、隶、草、真、行的哪一种”。简二九、简三〇两枚木牍的写信人都是“犹”，其字迹已具备早期楷、行、今草的构形特征，应视之为汉末新体趋于成熟、普及的体现。
5.长沙东牌楼简三三、简四四 这两枚木牍为早期今草体书信牍，但风格不同：简三三含提顿笔，并显锋露圭角；简四四则相反，中锋藏锋行笔，笔画含蓄，不显锋芒。 东牌楼简草书墨迹中，真正意义上的章草很少，早期今草占多数，且多为下行文书或私信，也有少量用于上行文书。这些“今草”仍处在发展、成熟过程中，与后来标准今草仍有差别，比如结构松散，不具备后来草书严谨的组字法度；有些字的结体、写法与早期行、楷类似；有的仍含章草体势或隶意。早期今草这些特征既体现了其解散隶构、扬弃章草的努力，也折射了今、章、行、楷诸体糅融的时代特征。早期今草在不久后的魏晋渐成草体主流，经卫瓘、王羲之等书家的改造而臻于成熟。
来源：《中国书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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