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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新出土两汉简牍墨书大全(之东汉篇)收藏贴!

 火眼金睛孙大圣 2014-12-17


【月雅撷藏】


 

A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概况[13]



2010年夏,长沙市五一广场地铁施工中,1号窖出土了一批东汉简牍。简牍发现于该窖1至3层,据整理者初步推测约有万枚左右。简牍分木质和竹质两大类,形制可分为木牍、两行简、小木简、封检、封泥匣、签牌(木楬)、竹简、竹牍、削衣、异形简等类,木简多为单面书写,少量为双面书写,竹简均为单面书写。简牍主要形制及尺寸有:


木牍类。根据形制分三种:普通木牍、长木牍、“┗”型牍。普通木牍:长25厘米以内、宽3.5厘米以上;长木牍:长25厘米以上,体形较大,如简J1③:198—16,长47、宽7厘米;“┗”型牍一端厚一端薄,文字写于薄端内侧。


两行简。数量最多,一般书写两行字,长22—23.5、宽2.5—3.5厘米。


封检。分为3种:A型:两端相同、均设封泥槽,均横向设三道槽,文字书写于封检中部区域;B型:中间设封泥槽,纵截面呈“┻”形,两边书写文字;C型:一端设封泥槽,截面为“F”形。

木楬。根据木楬上部形状分为4种:上部为“凸”字形及整体六边形;上部为半圆形;上部为三角形;上顶部平齐或三角形、上部两侧有三角刻槽。

竹简。长22—23.5、宽0.5—1.6厘米。


长沙五一广场简牍的内容与年代: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内容丰富,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诸多领域,大都属公文类。1号窖位于东汉时期长沙郡府衙所在地,这批简牍绝大多数为下行文书及上行文书,主要是长沙郡及门下诸曹、临湘县及门下诸曹的下行文书,临湘县、临湘县下属诸乡、亭的上行文书,亦有与外郡县的往来文书。文书的责任人或撰写者多为各级官吏。


该批简牍书于东汉中期偏早,简牍上的纪年有“章和”、“永元”、“元兴”、“延平”、“永初”等年号,其中最早者为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最晚者为汉安帝永初五年(112年)。


五一广场简牍墨书简析


发掘简报称,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书写者大多为各级官吏,书体相对端正,草体较少,隶书居多,结构平正,波挑分明,也有一些字迹趋于楷化写法;草书见于名籍及批示文字,略带隶势,可称作隶草。

就发表的简牍看,其墨迹可分为较工整的隶书和略显草率随意的隶书两类。

工整隶书。如简J1③:325-1-140、J1③:201-30、J1③:264-294等。简J1③:325-1-140书于永元十五年(103年),其书技虽然不算高超,却细致周到地表现了隶书的特点,尾笔波磔和粗垂笔在字形中醒目而重要;J1③:201-30号木牍则重点修饰表现了捺磔,如“吏”、“不”等的磔笔和汉末碑隶如出一辙。汉隶在西汉中期即已成熟,代表性的墨迹如北大西汉简、定县汉简等,其规范程度与后汉后期碑版隶书几无二致。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出土以前,极少东汉中期简牍墨迹面世,这批新出简牍让我们看到东汉中期官文书隶体的面貌。


由于并非北大西汉简那样的典籍内容,官文的实用性及效率要求让这些文字不必过于工谨,其点画行笔、字形结体多有简省,这样的书写状态与东汉末的东牌楼简牍颇近似。就字体演进层面看,第一,汉隶本身早在西汉中后期已定型,东汉以来并没有多少隶书体系内的发展,而与此同时,标准汉隶八分刚开始上石入碑;第二,社会书写中隶书日益俗体化,隶书的变形体——新隶体以其约省、简捷的优势被广泛应用,其中含有越来越多的早期楷、行写法。

草率些的隶书。这种写法占了五一广场简牍的大部分,其中又分谨守隶法者、隶书变异者。所谓隶书变异即俗体隶书、新隶体类写法,如J1③:129号牍。该牍文字用锋圆润厚实,一定程度脱离隶书格式且凸显新法,比如:横笔常侧锋起笔、顿锋收笔(而不作出锋磔角),撇笔重起轻收——大体属于今楷的横、撇法;许多短笔、点笔多有钩连之态,亦显露行、楷行迹;今楷拥有的竖钩笔也初显其形,等等。J1③:325-1-140牍左侧的批复大字也属流行的新隶体。以前多使用工稳的传统正体的木楬,在五一广场简牍里也常作俗写隶法,如J1③:112、J1③:151等。

以上图皆为五一广场东汉简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东牌楼东汉简牍对比:两种简差不多出土于同地,一为东汉中期,一为东汉末期,相差近百年;简牍文本内容、性质相近,多为官府文书,也有一些私人文书等;简牍形制都较全,均含木牍、两行简、封检、封泥匣、签牌(木楬)等。差异主要体现在字体上,东牌楼简中传统隶书已极不起眼、被边缘化,新体(早期楷、行、今草)占最大比例,此外是俗写隶书;五一广场简则仍为隶书气氛笼罩,新体写法甚至新隶体并非主角(至少已发表的简牍如此)。这两例简牍可看到近百年间同地域实用书体的变化和越进。



B 序宁简(2001年发表)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9年至1994年入藏简牍200多枚,分别为战国楚简、西汉简、东汉简和东晋牍,这些简牍于2001年出版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中首次发表。其中的东汉简称“序宁简”,共14枚,有两种尺寸:长而窄的木简8枚,短而稍宽的木牍6枚;两种简所用材质不同,其上字迹不同;简上纪年为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简中多次出现“序宁”二字,“序”即是“叙”,“宁”训为“安”,“序宁”即居延汉简中常见的“予宁”。“予宁”见于文献及汉简,《汉书·哀帝纪》:“绥和二年,即位……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予宁”(序宁)乃汉代为父母居家服丧的专门用语。[14]


这组简牍是简主为亡母服丧、即“序宁”过程中祈祷诸神祇祐护的一组文句,其中多数句式重复,仅更换了祈奉的不同神君。文中重复出现的“皇母”、“皇男皇妇”、“皇子”、“皇弟”等说法也极罕见,陈松长先生认为,此“皇”字与“皇天”相同,“皇男”即皇天所辖之男,就是活在世上的男子。[15]


也有研究者对“序宁”有不同意义,认为“序宁”为人名,如李均明《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偶识》[16]以及胡平生、李天虹等意见[17]如下:皇母序宁,七月初一发病,十二日去世,皇男皇妇皇子皇弟等两次为之祷告,祷告对象有炊、造(竈)君、外家、社、郭贵人、殇君、田社、巫夏等等;第一次祷告是为序宁祈福,第二次祷告是为生者免除责任、为死者解脱凶灾……

以上二简为序宁简


《序宁简》墨书特色:


《序宁简》有两种墨书风格,为两人所书,第一种简长而窄,单行书写,第二种简型短而宽,两行或三行墨书。


第一种简弥漫着草写意味,这体现于,一是汉简草书中的弧形笔道于此简颇多,“日、目、月、口、冖、勹”等的右部皆曲转,作“)”状;二是,出锋笔较多,包括大量弧形笔画的收笔处,还有一些短横、短撇的钉形笔末端,乃快速书写所致;三是,因为速写且收笔露锋,笔画间有些牵连的意味,比如“宀”的点笔。由于常切锋起笔、不做藏护锋毫,点线露圭角、出锋芒,显得笔势凌利,这种尖利笔触和大量弧曲线段构成对比;点线粗细变化较大,一笔内有时也显粗细之变,可算是速写隶书中富于锋毫变化的墨迹。


第二种墨迹与第一种墨迹的相似处,是棱角分明和笔势凌利,但第二种在字结构上与第一种有区别,即不太遵守隶体结构和横扁字形,笔画长短、形态比较随意,钉形、棱形笔画自如变幻,收笔不回锋,体味不出隶书的波挑感,捺笔更似今楷的捺笔,也少有第一种字迹那种弧形笔画,点线硬挺,字形内收,绝少长笔逸出。


这两种字迹一曲一直,一横一纵,一放一收,各具特色,然而它们所示书体大趋向意义上的差别更引人瞩目:第一种长简属于规范隶书之简率草写,“新体”因素不多;第二种短简则显露东汉新隶体面目,写法富含活力及可变异因素,实际上近于拆散隶体结构并重组。其实东汉初叶简牍书写已有了多种变异,写得不是太草的墨迹,如武威磨嘴子王杖简等,横折处有明显的提顿笔折法,提顿笔还引发了粗细笔变化;破城子“甲渠候粟君所质寇恩事简”有比较潦草的笔画,草书写法不仅提升效率,其中的点化笔、钩连笔等更引发隶体笔画的变异,以致生成早期楷书雏形。当然,这种变异的滥觞须溯至西汉后期。《序宁简》第二种简的写法仅是东汉前叶日常书写中的一例,而且其中所含“新变”因子也不比同期或早些时候的简牍多,但《序宁简》至少表明,富于活力的俗写隶书正在改变着传统隶体。


C 长沙东牌楼简牍


湖南长沙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发现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大量简帛后,1993年长沙渔阳王后墓发现西汉初的木楬、签牌、封泥匣等,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十多万枚三国孙吴简牍,2003年走马楼又出土数千枚西汉简牍,2004年长沙东牌楼又发现了二百多枚东汉末简牍。长沙成为我国重要的汉简发现地之一,所出简牍年代集中在西汉初、武帝前期、东汉末、三国吴等时期。

2004年,长沙东牌楼7号古井(J7)出土一批东汉简牍,共426枚,其中有字简牍206枚,均为木质(杉木)。这批简牍形制有简、牍、名刺、封检、签牌等。主要尺寸:简以长23—23.5、宽1—2、厚0.1—0.6厘米居多,牍长20—27.9、宽2.2—6.3、厚0.1—1厘米,其中牍宽3或3.5厘米者为多。简牍墨字有草、行、楷、隶、篆多体;简牍上纪年有“建宁、熹平、光和、中平”等,均为东汉末灵帝年号,其中最早为建宁四年(171年),最晚为中平三年(186年)。


东牌楼简牍书史补缺意义及书法研究价值


长沙东牌楼简牍墨迹多体并存,写法多样,其中的早期楷、行、今草诸“新体”尤为引人关注。[2]这些汉末“新体”,虽仍遗留旧体(隶书等)痕迹,但它们比旧体简约便捷,在实用书写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东牌楼简牍里大量早期楷、行、今草墨迹,说明新体在东汉末已逐渐成为主流实用体。此前人们认识中的东汉书刻主要是铭石八分,东汉后期墨迹实物很少见,以致东汉中期至东汉末三国间有一段墨迹缺环。灵帝时期的东牌楼简牍,一定程度填补了这一段手书墨迹的空白,早些时候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及其他几种吴简,也可补三国墨迹阙如。多体并存的东牌楼简牍等墨书,反映了当时社会实用书写实况,对研究东汉墨迹书法,对于考察楷、行、今草新体在汉末的发展、应用情况,对整个书法史研究,都是颇有帮助的新资料。

刘涛先生曾申述这种意义:东牌楼简牍如同一个枢纽,使出土的汉代简牍资料在大时段上构成了一个连续的系列,以简书为一个系统,可清理有汉四百年日常书写状态及书法流变,向后延伸,可与魏晋简书相衔接;结合碑刻摩崖书迹,可以探讨碑版隶书与简牍隶书的关系,进而全面研究汉隶的演进过程;东牌楼简牍还可与三国吴简、古楼兰遗址发现的魏晋简牍残纸文书等衔接比照,来探讨东汉后期书迹与魏晋书迹的关联。[3]

汉末新体应用


东牌楼简牍虽有多体,但各体使用数量比例相差悬殊,这里将各种书体使用情况进行简要统计(见表格),可以看出,早期行书、今草、新隶体所占比例较大,其次是早期今楷、规范隶体,章草和篆体最少。


东牌楼简牍各书体及文书内容统计[10]

书体

件数

文书类型

早期行书

56

私信、公文

早期楷书

14

私信、公文

早期今草

17

私信、公文、习字

章草

3

私信

章、今杂糅

5

私信、公文

正体隶书

13

公文、习字

新隶体

23

私信等

篆书

1

不详

从上表可知,早期行书使用比例最大,占总数的42%;新隶体次于早期行书,约占总数的17%。事实上,早期行、楷书和新隶体看作同一系统也不为过。早期行书中书写工整些的即为早期楷书,因实用书写一般不必写得那么严谨,所以,因实用需要、场合等因素不同,早期行、楷是可以随时“换位”的;而早期楷、行书皆来自东汉俗写隶书(新隶体),他们之间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甚至还要拉入草书这一“远亲”。东牌楼简牍之新隶体、早期行书、早期楷书加起来就占了绝对优势——三者约占总数的70%,如果再加上早期今草,则所占比例更大。这种比例也说明,这三种写法以其便捷、约省、实用等优势,成为当时日常书写的主流字体,而且普及运用在日常公、私文书当中。


以上简为东牌楼简


从草体系统看,章草在实用中被舍弃殆尽,早期今草取而代之;草体实用度较差,但也占了近13%的比例。史书载:“(刘)睦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11]时在东汉明帝间。之后不久的章帝时期,大书家杜度擅长草书,“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12]按当时文字使用规制,臣下上书天子,下级向上级呈报文书,是不能使用草书的,上述明、章帝特许以草书陈事,一方面出于两帝对草书的特别喜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东汉初中期以后,草书由上而下广受欢迎,由上层文人的尺牍竞技,到草体普及于日常书写,从起初运用于私信,到后来施用于官文书中,到三国魏文帝时“草书上事”就很自然了。应该指出,简牍墨迹中的早期今草体,也有相当多的是介乎早期今草和早期行书间的写法,有些不见得是有意识专用“草书”,而是不自觉地写出介于行、草间的字迹,其主导性的书写意识就是实用、快捷、便利的书写心理;从艺术角度看,这些草书俗写法往往也缺乏技术含量和艺术高度。所以,简牍墨迹类草书也不能完全与名家草书等量齐观。


(采自《新出汉晋简牍及书刻研究》,荣宝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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