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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福柯描述了犯人被处决的场景，即1757年达米安在巴黎广场接受酷刑的过程。接着福柯又引述了80年后巴黎的一个少年监管所的作息时间表，它严格地将犯人从早起到就寝的一切活动配置到了具体的时间段。福柯把这种出现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期间惩罚的变化称之为一个刑事司法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新时代的标识就是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惩罚不再是一个公开的表演，它成为了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脱离了感受性的领域进入到抽象意识的领域，变得越来越有节制。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在那样一个酷刑的过程当中，断头台上对犯人的处置会使行刑本身变成一种罪恶，而且变成一种比被惩罚者犯的罪更大的罪，它散发出一种混合的恐怖，包裹罪犯的同时也把刽子手笼罩在其中，并激起观众的恐怖情绪，这会把罪犯所受的耻辱转化为一种怜悯和荣耀，把刽子手合法的暴力变成一种耻辱，而司法的改革就是对这种耻辱和目光的分布的重新配置——公众的注意力不再是罪犯所呈现的痛苦，而是转向了从审讯、判决至执行判决的过程，这个过程委托他人秘密地完成，不再是以一种暴虐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惩罚不再是制造痛苦的技术，而是一种剥夺权力的经济机制。 这一点正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探讨的核心内容——制造痛苦的技术和剥夺权力的经济机制到底是怎样运行的，二者的区别又到底是什么。
和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一样，福柯把18世纪看作是转型的时代——对身体的处置技术以及社会对身体的认知和使用范式都发生了改变。同样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目光。《规训与惩罚》的副标题叫做监狱的诞生，而这实际上是关于现代性的身体处置技术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认为我们不可以用传统的人道主义观点来看现代刑罚，认为它具有更少痛苦和跟多仁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惩罚的运作对象的置换才是这种改变中根本的东西，也就是说，刑法不再施加于肉体，而是施加于赤裸的生命，不再是限于可见的惩罚本身，而是不断地指涉到惩罚以外的非司法体系的东西。这就是现代性生命治理的核心之所在，即通过一整套的技术和话语，将惩罚的实践转化为对身体的权力技术学。 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对福柯的阅读不能只是停留在这样一个主题上，福柯所呈现给我们的内容是多层面多向度的。虽然福柯清楚地交代了讨论的主题是权力的经济学，但是我们依然要关注他在具体分析中提供的其他内容。比如他关于示众提供了一个具有示范性的分析技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福柯谈论公共权力景观的角度和技巧。 在呈现完范例后，福柯围绕着刑法制度的改革探讨了两个主题即酷刑时代的权力经济学和一般刑法时代的肉体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权力经济学和肉体政治学的意义是可置换的，前者是关于如何通过一种权力的实施和运作来获得效益，后者也就是后来说的生命政治，是关于如何在政治和非政治的空间中配置我们的身体行为。今天我们涉猎到的主要是前一个主题。 酷刑的权力经济学以受罚者的身体作为焦点，福柯先是提供了一个古典时代关于身体的认知范式即国王的身体。国王的身体具有双重特质，一方面它作为肉身是世俗性的一般生命体，另一方面它作为国王，内含一个不受时间影响的因素即他所代表的国家的至权，这个至权不受到个体的影响，身体因对至权有表征功能而受到保护，它是王国的无形的依托物。 在人类文明中，作为一个纯粹自然存在的肉体是人类设定出来的，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社会化的产物。（动物的身体只要被纳入人类的文明体系就也不是自然的了。）社会对身体的编码形成了一个分类学的体系，身体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面向——伦理的、经济的、宗教的等等。福柯除了关注对身体的编码，还关注社会发明的一系列技术和建制，以及这些技术和建制是如何对我们的身体进行治理和管制，从而归顺我们的身体的。 与国王的身体相对应，罪犯的身体也存在一种二重性，有其相应的法律地位和仪式，社会也针对罪犯的身体形成了一整套的话语。罪犯是国王的对称和颠倒的形象，当我们指认一个人是罪犯时，他的身体就脱离了一个单纯的肉身化存在，而像国王的身体那样被打上了永恒性的标志，只不过是以被毁灭的方式来标志国王权力的至高无上性。 针对罪犯身体也有一系列仪式化技术，比如酷刑。酷刑要制造痛苦，被制造的痛苦是被度量和有等级的 ，死刑不仅剥夺人的生存权，还把被计算的痛苦放在死刑的顶点，不论是斩首还是上绞刑架，都是为了让痛苦尽可能地延长且放大到极点。酷刑作为社会仪式的重点除了有对痛苦效果的精确计算，还有对惩罚及其痛苦的展示——酷刑是要示众的， 这种示众体现了惩罚权力、司法的功能和政治功能的集合，旨在重建受到伤害的君权，表现权力的失而复得。但是在示众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不平衡 ，即惩罚相对于罪行来说是过分的，它专注于展示权力上的优势，是君主用来打击反对者的物质性力量。 在示众中，最重要的角色其实是观众。处罚的场景本身包含了罪犯、观众和刽子手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观众的民众必不可少，他们作为见证人被纳入权力的既定秩序中。这时一种特殊的情况出现了——对痛苦的过度展示产生了反转的效果，观众会对仪式进行干预和指责。具体来说就是示众的目的本在于彰显法律又展现权力，权力就是在这种彰显当中实现自己的生产和再生产，但同时这会导致观众对示众的反向认同 ，观众把受刑人的痛苦升华为一种永恒的受难，犯人的哀嚎、辱骂和忏悔使权力的实施成为最大的恶，反而得到彰显的是权力的淫威。 观众作为结构性的要素，一方面被酷刑所震慑，一方面正是他们的参与导致了惩罚体系的结构松动。对惩罚权力的拒绝和回应可能会造成对权力的再次践踏。所以18世纪改革家们要求改革刑法制度，提出惩罚应该人道化，出于保持社会安定的目的，惩罚也要变得更加稳定和有效，付出更少的经济和政治代价。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和技术应运而生，它不旨在消除罪犯的肉体，而是去对肉体进行调教和干预，不是用猛烈的一击毁灭罪犯，而是使罪犯成为一种有效的劳动力。刑法制度的改革意味着惩罚肉体变成了归顺心灵，在一定场域中，通过对身体和权力的重新配置和部署达成了管理身体的目标，由此福柯开始讨论一般刑法制度改革之后肉体的政治学，讨论对肉体的处置是如何以一种非政治和暴力的方式达成一种政治效果的。 我们已经看到，福柯认为一切要求仁慈的原则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权力技术，其作用点在于心灵（精神），肉体只是一个中介，最终通过身体要达成对精神的干预和控制。越来越精细和复杂的司法程序和其他学科相结合，把罪犯指认为社会公敌，使惩罚符合公众的利益，他们作为不正常的人要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被治疗，罪犯和罪行被对象化，一般刑罚时代的惩罚是一种符号技术。这种精密的肉体政治学也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比如禁闭就是通过对空间的配置使每个人都处于不间断的监视之下，权力连续的等级体制使每个人不停地被建档和归类 。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福柯所使用的一个核心分析技术 ——他先找出要讨论的问题，然后找出这个问题最基本的参数和变量，然后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系数关系，因为它们作为一个场域之中共存的因素，在各自运作的同时也是在相互合作的，每一方的变动都会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根据他们互动的模式来考察，比如罪犯、刽子手和观众三者就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政治关系。建立这样一个互动形态的模式，意味着这样结构性场景中总是并置着两个结构性效果，也就是说效果不是单向的，而总有一个反效果的东西隐含在其中（以传播为例，传播机器所追求的目标是消除杂音，但是传播机器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噪音的机器）。受众的多义性造成的反转式自我投射会导向一个结构性的倒置。 福柯处置对象的技术和方法在在现代文化中得到了十分广泛的应用。在福柯的思想中，它通过“装置”（它既具有一种生产性又具有一种颠覆性）概念得到了更加明确的阐发，在他70年代关于生命政治的讨论中则对这个范式进行了更加深刻的说明。在上世纪60、70年代法国理论中，这其实是共通的东西，比如阿尔杜塞的多元决定论，布迪厄关于场域和资本交换的探讨都隐含了这样一种多元互动的模式，它打破了传统研究中的单一意义观念，开启了意义的多重性。这一点也是值得中国思想界所注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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