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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学习比读书广阔 在孔子的话语体系中，与“阅读”“读书”最近似的概念是“学文”，它的上位概念是“学”。孔子无疑十分重视学习，《论语》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本人则非常好学，而且非常自信，曾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但孔子的所谓学，是比读书大得多的概念。要言之，学之所指，大约相当我们现在所说的“行事做人”，也就是人的自我塑造。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因此，他评价学生的好坏，居然和读书没什么关系。鲁哀公问弟子中谁最为好学，他说是颜渊；理由呢，并不是书读得多读得好，而是“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是善于控制情绪，不贰过是善于总结经验，都不是读书的事儿。而“学文”在学里面的意义，反而不是十分重要：“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乃是行余之事。 孔子的所谓学，是比读书大得多的概念 而且，在孔子的思想中，学或者学文似乎只是士君子之事，他的有教无类也只是在士君子的层面，跟“民”的关系不大。所以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使知之当然就是不主张“民”多学习多读书，因此古往今来一直就有人以为孔子有一定的愚民思想。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他认为人的先天条件决定了并不是任何人都适合学习：“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最后一句话可以翻译为：“有了困惑也不知道学习，民众就是这个样子。” 读书在孔子教育体系中地位不高，可以理解为他更加重视身体力行，也可以理解为那时的书籍缺乏。到了荀子，学习的目的当然也是践行君子之道，为贤为圣，但阅读经典却几乎成了必由之路：“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因为经典在他的心目中有至高的地位：“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书》《诗》《礼》成为经典，拜孔子整理所赐，所以荀子教学生，方能有条件强调读书。人类社会的进步导致知识量增加，随之出现更多的书籍，因此，学习越来越重视书籍的作用，是一般性的趋势。 理学家重视体悟甚于读书 “学”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也是很重要的概念，具体使用时和“格物”的意思近似。 他将学分为小学和大学，小学“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大学则“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小学、大学的区别是年龄阶段的区别，更是学习内容的区别。小学主要学习礼乐御书数等技艺及规矩，大学阶段则格物致知，探究道理；至于忠信孝悌这些基本的伦理，则大小学都得学。 读书是学的从属概念，所以朱熹说：“读书乃学者第二事。”“读书已是第二义。”那么，第一事第一义是什么呢？是致知穷理。人之所以要读书，是因为“未曾经历见许多，圣人是经历见得许多，所以写在册上与人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朱熹本人对于读书很重视，《朱子语类》有很多读书心得和读书方法。但在他的思想中，读书作为格物的方法，始终只是第二事。另一种重要的格物方式，则是对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以及人物禽兽的直接观察。“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那首著名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明确表示了他更重视知识的生活来源。 朱熹认为读书作为格物的方法，始终只是第二事 即便如此，宋代的另一个理学大家陆九渊还不以为然，认为朱熹过于强调读书，士子们把精力耗费在经典学习上是增加负担，不能使思想纯粹。因此他说：“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负。”如何减负？无非就是少读书。他主张人心就是天理，尽心便是穷理，沉湎于各种经典乃是“大人不做却要为小儿态。”南宋淳熙二年，他与朱熹在江西鹅湖寺辩论，朱熹认为教育学生须“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约”，陆九渊则认为“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讲白了，就是一个人说要多读书，一个人说不要多读书。 名儒王阳明的思想和陆九渊一脉相承，认为心就是理，经典不过是心的记录而已。他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反复强调《六经》与心的关系：“《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因此，正确的学习方法是“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不是“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 王阳明眼中正确的学习方法是“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非考索文字 朱熹说观物，陆、王说尽心，在宋明理学家的认识论中，体悟是比读经更重要的学习方法，不少大儒的思想中甚至还具有明显的反对多读书倾向。 读经何以获得 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种情况在清代发生了根本改变，但关键原因并不是学问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一场让很多人痛不欲生的改朝换代。 明亡清兴，在当时很多遗民逸老看来，不仅是国家颠覆，斯民涂炭，更是沦于夷狄，文明腰斩。公元1644年5月（明崇祯十七年四月）清军入关，攻陷北京；次年5月，又攻陷南京，南明弘光帝被执于芜湖，后遭凌迟处死。八旗军的铁蹄短短一年间就碾碎了大明朝近300年的江山。创巨痛深的士子们迅速失去政治军事的反抗之力，所能做的就是痛定思痛反思故国的文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空谈心性的学风败坏了世道人心，这种文化培养出的人才，只会“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这种反思一旦落实到学问层面，就是对经典的重视。如顾炎武就绝口不谈心性，而主张知耻博文：“愚所谓圣人之道者，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士而不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博学于文也好，好古多闻也罢，无疑就得多读经典。在宋明理学那里，天理人心是最本原的精神实体，经典只是它们的载体。王阳明对于二者的关系有形象的比喻：人心天理就像仓库里的财物，经典只是账本，那么，只要主人拥有这些财物且心中有数，账本就可有可无。这个关系被顾炎武彻底倒了个儿：“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全祖望《顾先生炎武神道表》）”因此，顾炎武年纪越大，越致力于研读《六经》。而清初另一个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也说过：“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 顾炎武年纪越大，越致力于研读《六经》 清初知识分子这场意识形态的反思，根本的动因是亡国之恨，有明显的政治诉求。但大清朝经过顺、康、雍几代的武功文治，不仅江山稳固，甚至还表现出超越前朝的盛世之风。对于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文人士子，前朝早已音容渺茫，他们既失去了政治复辟的动机，也找不到质疑现政权的合理性，但顾、黄那代学者反对空谈心性、把掌握真理的途径由体道变成诂经的学习方法却被继承下来。加之清代统治者高度钳制思想自由，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讨论现实、抒发己见都有杀头之虞，挥霍才华的方式就只剩下了皓首穷经。葛兆光先生把以戴震为代表的经学家思路总结为：“把思想的依据回溯到古代经典，把经典意义的根据落实到字句，把字句的意义经过历史语言学的确定（《中国思想史》第二卷）。”这就是所谓的考据学。失去了问题意识的考据学，势必越来越细碎繁琐，难免堕于标榜智力或卖弄学问。在这个大前提下，不管为学动机有何不同，研究方式有何区别，古代经典都居于核心地位。至此，学习就完全成了读经，学习与读书之间几乎划上等号。 而且，理学心学考据学都只是思想家、学问家层级的事情，对于未及晋身的莘莘学子，经典早就具备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明清两代，科考的主要形式是写八股文，而八股文的指定内容又是四书五经，且表达的观点不能与朱熹相违。因此，只要在这条路上走，读经就是学习的不二之选。很多人除了四书五经，什么书也不读。《儒林外史》讽刺范进虽然中了举人，却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不过在清代之前，学子有更多选择余地，可以边参加考试边干别的，也可以取得身份后抛开教科书发挥自己的学问。陆九渊、王阳明等人都是进士出身，却并未妨碍他们抛开书本谈心性。只有到了清代，四书五经之外就几乎没有个人的思想空间，读书人的一生才被彻底钉死在经典之上。 出版人杂志 ［publishers］ 随性读书，认真写字 严肃活泼，偶尔脱线 长按识别二维码即可关注 点击下列红色文字查看精选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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