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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2016年12月10日李强老师在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修改而成）  我今天结合我们课题组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来谈一下当前我国城市社会社区治理的四种模式。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以来，我们围绕政府、市场、社会三大治理主体，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案例，抽象出了四种具有理论抽象意义的治理类型。这四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理论抽象意义上的划分，在实际的社区治理模式中，多种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往往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社区的实际运行之中。 我们都知道，当前的城市社区和社区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居委会行政化、政府与居民需求脱节、居民与物业关系紧张、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等都是社区治理中所面临的困境。大家都致力于激发社区活力，探索多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的机制，使社区生活更加和谐美好。 所谓四种模式，理论上依然是遵循政府、市场、社会的思路。经验上我们选择一些治理得比较好的社区，经过分析，总结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社会自治、专家参与这四种。下面分别简单介绍一下这四种模式的经验、特点和利弊。  一. 政府主导模式 我们所谓政府主导实际上是说有些社区的治理，是在政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推进的，各主体配合默契，较为成功。 我们确实看到这样的案例，一个是北京田村，一个是成都瑞泉馨城，一个是厦门美丽社区。这三个社区由政府主导，不是完全不尊重群众意愿，不让居民参与，而是政府的领导力量很强。我们在田村街道做过调研，田村离我们不太远，面积不到10平方公里。海淀和石景山接轨，有一大片山地谁都不愿意管。田村就和石景山商量，由他们自己掏钱，把这个地区开拓出来，作为公共活动空间。整理出来的面积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看了以后确实觉得很精彩。同时还把老旧的阜四小院开拓成一个居民活动的公共空间。现在的老旧小区，特别是过去的单位制小区，最大的问题是过去由单位制承担的资源现在没人管。这个书记很能干，看后我感觉，如果一个地方上的领导人有点儿想法，可以做很多事情。当然前提是北京市政府都很有钱，钱用不出去，也不知道怎么用。 我们在清河实验里就意识到了，给清河社区一个多亿资金，但他们不知道怎么用，多年积压。因为北京给每个社区每年35万，这样积压下去，北京市说我就不给你拨款了。这就证明，像北京这种政府，如果有一点理想主义的领导人，真的想做事情，能做出很多事情。成都也是一个案例，当时正好2008年地震以后，大家对成都有很多投入，政府利用这样一笔钱，以很强的政府主导模式做了一些成功的探索。 二. 市场主导模式 市场主导这种模式大家最容易理解，自从有了物业小区这种新型商品房小区以后，市场在治理中起的作用就很大了，其实绝大部分商品房小区的其他组织不是很重要，物业公司和居民的互动最重要。但是仅靠物业公司不能把社区治理好，因为市场会失灵。深圳桃源居的成功案例，主要是因为李爱君这个人，他实际上是房地产商，在这些过程中仍然会考虑利益因素。北京的怡海家园，武汉百步亭都是这种模式。武汉百步亭的王总很大程度上也没有让政府参与。我跟王总商讨，那个地方已经住了十几万人，居然被认为是一个居委，因为它只能是居委会层次，但实际上那个地方已经是一个基层政府层次。所以，一个有理想主义的房地产商也能把社区治理得很好。但是仅由市场是不行的，因为市场强调平等交换。  三. 社会自治模式 社会自治模式更难，到现在极少见，我们见到了南京雨花台翠竹社区，是因为有阿甘（吴楠）这个人，他赚了很多钱，也不太求更多钱了，所以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他和社区里的林先生就说，难道我们就不能把一个社区搞好吗？于是他们就开始推进基层组织，做了很多事，基本上很多社区活动都不是政府主导，当然阿甘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我也问阿甘一个问题，他很有个人魅力，他真的是有公益心，所以他得到很多捐款。我的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你的组织还存在吗？阿甘也觉得危险。 四. 专家参与模式 最后一种模式就是我们正在搞的清河实验。清河实验是2014年开始，我们课题组在海淀区清河街道所辖的社区中开展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验。中国基层社会和基层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亟需探索基层社会、基层社区治理的新模式。“清河实验”体现了高校专家学者与政府的合作。清河街道不到1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不到10万，外来人口8-10万人，社区居委会28个，社区类型复杂多样。目前我们在单位大院型的毛纺南社区、商品房小区橡树湾社区、混合型阳光社区三个点去做，主要做两件事情，社会组织体系实验和社区提升。  最后总结一下四种模式，我刚才一再强调这是抽象理论模式，不是每一种社区都有四种模式存在，每一个社区的特点都不同。 四种模式各有优缺点，政府的力量非常强大，基本上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但是最大的缺点是能力太强，最后一切都是它做的，居民参与不够，比较被动。市场模式目前在有理想主义者的房地产商那里成功了，如果仅由市场去做的话也很可怕，因为他要赚钱，有钱就做，没钱就不做，也难以应对市场失灵的风险。社会自治模式，中国社会太弱小，但是我们确实在南部中国看到一些很精彩的案例，而北方基本没有。最后的专家参与模式，我们的加入确实能动员社会上很多资源投入社区，但是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专家在的时候能这样做。  我也跟课题组说，我们课题组撤出去了，社区还能这样运作吗？如果不能运作了，那就说明试点失败了。如果社区还能充满活力的运作，那就证明我们成功了，社区真正成为了一个美好、和谐、自治的社区。这也是我们的实验继续努力和思考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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