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年间，福建莆田有个叫柯维骐的读书人，通过苦读中进士第，授南京户部主事，但因病未赴任。后来阴差阳错，一直无缘官场。自此闭门谢客，专心读书，尤重史学。批阅典籍时，柯氏认为自《史记》后，中国再无良史，竟起奋扬之志，欲以一己之力，振千五百年史学之已堕，乃殚精竭虑，励志综合前朝所修《宋史》《辽史》、《金史》，刀劈之斧斫之，以宋为正朔，合成一书，以成堪与《史记》媲美的大著。
《宋史》是元朝丞相脱脱主持编著的，与《辽史》、《金史》并相参照。因为元朝国祚短暂，而修前代史时间既晚，再加上史才阙如，所以纵然宋代史学极为发达，历史材料极为丰富，但仓促完成的《宋史》非常糟糕。后世学者对《宋史》诟病最多，柯维骐称之为“其文繁猥特甚，叙事舛谬疏略”，以史学为志的柯氏，生发重修的想法，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修史是否仅有愿景即可？自司马迁到脱脱到柯维骐，千五百余年间修正史野史家史者，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哪一个治史者，没有超然的自信，其间欲压司马公一头的，也一定会有，但流传下来著作的并不多；流传下来而得到学者首肯的更少，可见治史之难。
柯维骐的鉴赏能力是有的，从他的判语可以看出；柯氏的精神和品质也是可嘉的；但从他对《宋史》的评价也可以看出，他很难驾驭一部皇皇巨著的写作。他将史才仅仅归略为“文字”和“叙述”，可以想见，接下来他所要做的，一定是从文字和叙述下手。殊不知，伟大的史才更需要贯通时间的目光和才识，悲天悯人的情怀，纵横八荒的气度，以及归纳过去预知未来的才具，历史又岂止是故事？
注定悲剧的柯维骐开始了自己穷经皓首的史学写作。宋代学者爱治史，正史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外，还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等，野史更是多如牛毛，是以宋代的史料非常丰富，对于一个治史者来说这是好事也是挑战——选择从来都是检验一个写作者能力的指标。柯氏要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些正史野史，还有《宋史》《辽史》《金史》，其中头绪纷杂，如果没有强大的驾驭能力，面对纷纭杂汇的史料，真叫人叹一声“怎一个乱字了得”！
他终于要崩溃了，居然作出了自我“去势”的荒谬而惨绝的决定。“去势”即“自宫”，即阉割，不是到了绝望的时候，任谁也难以作出这样的决定，由此可以想见柯氏的艰辛、痛苦和煎熬。在巨大的历史信息前，在庞杂的头绪前，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前，在眼高与手低截然对比中，他心烦意乱，他可能意识到了自己才具的不足，也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他一定想到了司马迁，他一定将自己与司马公进行了类比，把自己的心浮气躁归结为欲念使然，于是他做出了这个惊世骇俗的决定。
不知去势是否给他带来了宁静，可以确定的是，他已经退无可退了，他必须拿出一部作品来，向自己交差，向家人交代，向士林和朋友们交代。经过二十年的读书、整理、消化、书写，经过可以推知的徘徊、退缩、后悔、奋进和激励，他终于完成了煌煌二百卷的《宋史新编》，在他放下手中笔的时候，不知他是否老泪长流。
这部皇皇巨著的“皇皇”和“巨”，只是体积和数量上的大，学界对它的评价并不高，它也未能跻身二十四史之列，原因可能还在于视野、高度和情怀。他在合三史为一的编撰中，除对《宋史》的舛误偶有订正与补遗外，由于删节过多，以致其史料价值反而不及《宋史》远甚。被他看不上的三史流传下来，而他的著作只是成为史学史上的事件而已。
“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德尔菲神庙的话；自知者明，这是中国先贤的悟道。只有自知，才能取舍，才能学会选择懂得放弃，才能走出患得患失，才能避免好高骛远或自卑怯懦，才能做最好的自己。柯氏不可谓不弘毅，不可谓不刻苦，但终因不了解自己，而将自己的人生过成了悲剧，甚至笑料。但我却笑不出来，陷于因不了解自己而痛苦的人，或者还有，或者还有很多，他们做出来的举动，虽无自宫这样惨烈，但荒谬的程度，不遑多让的也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