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永秉 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的比对勘研，永远围绕着裘锡圭先生提出的“趋同”还是“立异”的问题展开，我对《良臣》的这个例子的解释如果可信，似又可说明努力在传世和出土二者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或是最佳解决途径。 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辅佐大臣的子犯，纵谈不上妇孺皆知，也可谓鼎鼎大名，子犯就是狐偃的字。新近修订印行的《辞源》第三版对他有如下介绍： 【狐偃】春秋晋人。文公之舅。字子犯，故又称舅犯。晋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重耳（文公）奔翟，又历至齐卫曹宋楚诸国，偃从之十九年。周襄王十六年，文公自秦入晋，自立。后文公定王室，霸诸侯，大抵皆偃之谋。见《国语·晋》。（上册2642页） “舅父”之“舅”，在古书和出土文献里也常常会写作语音极近的“咎”字，所以这个词条没有说明狐偃此人的称呼在汉以前古书中还有一个写法——咎犯（见《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战国晚期的著作以及不少汉代古书如《史记》《淮南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等），在“咎”字条下也没有出“舅”的用法以及“咎犯”的人名，显然是一个缺憾。 先秦历史人物名字在古书中的写法，往往并不合于其本来面貌，这从出土文字资料里可以找到大量证据，比如周厉王名胡，金文写作从害从夫之字，“胡”字与它音近通用（参图1）。狐偃取字，不大可能用带有贬义的“犯”字，从东周的铜器、玺印、简牍文字看，其实也并没有用“犯”为名字的例子，却多有用“”（即“範”字声旁，此字据《类篇》《集韵》《四声篇海》等书，是《说文》训“车轼前”的“軓”字异体）及从“”声的字为人名字的例子（参《古文字谱系疏证》3908页）。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子犯编钟（参图2）的器主名便是写作“子”的（参《新金文编》1997页，同页同字下著录的首阳斋藏子犯鬲“犯”字作从“屮”“”声，应即“范”字异体，图3），学者们早已指出编钟的主人就是狐偃亦即舅犯。可能因为“”字后来不常用，或又受到氏名“狐”字的类化，狐偃的字就在传世文献中都写成同音的“犯”字了。至于“偃”“（犯）”名字取义如何对应，则还可以再研究。 2012年底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三辑，收有一篇明显属于三晋文字特色的古书抄本《良臣》，篇名为清华简整理者所拟定。此篇记录了从黄帝以下一直到春秋时代多位君王及其贤臣的名号（比较特殊的是还记有“子产之师”与“子产之辅”若干人），性质稍类似于后来的《古今人表》一类著作，是研究先秦时代人物、史事及史观的重要资料。该篇的4号简-5号简有如下内容（除需要讨论的地方外，用宽式释文，5号简相关内容参图4）： 晋文公有子，有子余（馀），有咎；後（后）有叔向。 子馀、叔向二人皆无问题，整理者已分别指出，子馀就是赵衰之字，叔向是晋平公臣羊舌肸之字（“後（后）有叔向”指的是晋国后来有贤臣叔向）。但“子”“咎”两个人名却是棘手的问题（这两个“”字，原本都上从“屮”旁，与前面提到的子犯鬲用字相同，为图排印简便，不作严格释写）。整理者认为，子犯和咎犯都是指狐偃，简文误分为二人。考虑到《良臣》篇既有“君奭”、又有“召公”的情况，这种看法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但李学勤先生对“君奭”和“召公”并见的现象作过解释： 简文前举君奭，后面又说召公，可能是为了表明周公、召公并佐成王的缘故。（《文物》2012年第8期，71页） 我们只要看一下简文：“武王有君奭，有君陈，有君牙，有周公旦，有召公，遂佐成王。”便可知李先生的解释是有道理的。“子（犯）”和“咎（舅） （犯）”如皆为狐偃，含义则完全相同，完全没必要重出，因为狐偃从来就是重耳之舅，其情况与君奭受封于召成为召公，身份发生了变化是不可等同的。所以只能认为简文此处是写错了、写重了。然而《良臣》却并不存在可以类比的相似错误，且此篇中有些整理者认为是写漏的地方，经过学者研究也并不如此（例如整理者以《良臣》所记勾践臣“大同”为“大夫同（种）”之误抄，广濑薰雄《释清华大学藏楚简（叁）〈良臣〉的“大同”》一文已指出“大同”其实就应读为古书里的“舌庸”，并不存在写错的问题，文见《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辑，中华书局2014）。所以不应该轻易地判定简文有错，否则很容易忽略《良臣》提示我们的重要信息。 2016年10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十一届年会上，《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一辑如期面世，此辑发表了罗小华先生《试论清华简〈良臣〉中的“咎犯”》一文（以下简称“罗文”）。罗文反对整理者提出的“子犯”和“咎犯”是同一个人的意见，认为子犯是狐偃，咎犯则可能是晋文公的另一位臣下——臼季。 臼季跟狐偃（子犯）相比，名气似乎稍稍逊色一些，但是也并非等闲之辈。他就是晋国的司空季子，名胥臣，因受封于臼地，故称臼季（参图5）；同样因为臼、咎音极近，古书里也把他写作“咎季”。“臼（咎）季”是“氏名+排行”的人名形式。罗文已经指出，因为几个巧合的缘故，古人往往把臼季跟子犯弄混（如《史记·晋世家》张守节《正义》《史记·律书》张守节《正义》、日人尾张关嘉《说苑斠补》等）。 “臼、舅、咎”三字古音甚近，是二人容易讹混的第一个重要原因。除了罗文列举出的古书的两人名号写法之外，还可以注意，舅（咎）犯在古书里也有“臼犯”的写法。《三国志·魏书·刘表传》裴注引司马彪《战略》：“（刘）表曰：‘子柔（按：刘表谋士蒯良字）之言，雍季之 论也。异度（按：刘表谋士蒯越字）之计，臼犯之谋也。’”按雍季之论见《韩非子·难一》《吕氏春秋·义赏》以及一些汉代古书（又详下文），应对晋文公的另一大臣皆写作“舅犯”“咎犯”，可见“臼犯”即狐偃。狐偃氏“臼（咎）”与臼季氏“臼（咎）”，是完全来源不同的，一个是得自亲属关系的氏，一个是得自封邑名的氏。但如不仔细分辨就容易发生误会。 两人易混的第二个原因，正如罗文指出的，是这两个人都有随从重耳出亡的经历，《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至于《史记·晋世家》说重耳“有贤士五人”、《左传》昭公十三年记叔向数“先君文公”“有士五人”以及《国语·晋语》僖负羁数“晋公子”“卿材三人从之”，则皆有狐偃（子犯），而不及司空季子（臼季），这主要是因为泛言“贤士”不一定需要符合随从重耳出亡的条件（《史记会注考证》已经指出这是“遍就晋贤士属意重耳者言之，不复问其行者与居者也”），而“卿材三人”则只是选取随从出亡人中最重要的而言，都并不足以否定《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记载（《史记·晋世家》“龙欲上天，五蛇为辅”司马贞《索隐》把《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记五人中的“颠颉”易为介子推，主要是与《史记》所言介推事相应）。罗文还指出，狐偃和胥臣两人在晋文公即位后，分别将上军、佐下军，是晋文公时重要的军队统领。这些经历、身份上的近似，也是二人易于混淆的原因之一。 罗文解释《良臣》“子犯”“咎犯”问题并且得出“咎犯”是“臼季”的结论，所依据的是《左传》及《史记》中的一条重要史料： 《左传》文公五年：晋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皆卒。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襄公）六（年），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皆卒。 《史记·晋世家》：（晋襄公）六年，赵衰成子、栾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 罗文已经辨析，此处绝不应出现“子犯（即舅犯）”，因为从《国语·晋语四》的内容看，狐偃早在晋文公在世时已经故去。故三条材料相同，言晋国的赵衰、栾枝、先且居（霍伯）、臼季四大夫皆于晋襄公六年（相当于鲁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去世。所以就要解释“臼季”在《晋世家》何以被写作“咎季子犯”。关于这个称呼的差异，前人有两种解释，罗文已作归纳。第一种意见是“子犯”两字是衍文，持此说的为《史记会注考证》所引馆本《考证》；第二种意见是因涉子犯（舅犯）而讹混的结果，这种意见与衍文说之不同，在于认为这是《史记》本来就因为没有分清舅犯和臼季两人而将两个人名杂糅到一起了，持这种意见的有洪颐煊（《史记会注考证》引）、唐子恒（《“咎季子犯”小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等学者。罗文赞成后一种意见，他的结论是：“咎季子犯”是臼季与子犯杂糅的现象，这种杂糅在先秦就已出现；清华简中的“咎犯”可能与“咎季子犯”有关，指的就是臼季，“子犯”则当然只能是指狐偃。 应当说，罗文对相关材料的罗列梳理很有贡献，尤其是揭出上引《左传》与《史记》的材料，与《良臣》“子犯”“咎犯”问题结合起来讨论研究，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但是唯一的问题在于，“咎犯”从情理上其实不太可能与“咎季子犯”有关，因为先秦秦汉乃至更晚一些古书的“咎（臼）犯”，绝无另外所指的可能，一定只能是指狐偃；如果说先秦已有讹混并紧缩的指称“臼季”的“咎（臼）犯”这种名称，它怎么跟真正的“舅犯”区别开来呢？即使存在讹混的可能，古人会这么给自己找麻烦么？所以这算是罗文没有考虑周详的一个问题。 问题的解决，在我看来也很简单。《良臣》的“咎犯”仍然是“舅犯”狐偃，而“子犯”则其实是臼季。《晋世家》的“咎季子犯”实际上是一个“氏名+排行+字”的人名构成方式，犹如金文驹父盨盖铭“南仲邦父”（“父”、“子”皆男子尊美之称）、春秋时的“樊仲皮”之类。《良臣》与《晋世家》适可互证，前人认为“咎季子犯”的名称有讹混、衍文的说法，恐怕都不能成立，《史记》此处的记载不仅不误，而且可说相当珍贵，若非《良臣》的出现，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这一记载的价值。由此可知，晋文公时，实际上有两个同以“子犯”为字的大臣，一个是司空季子（臼季、胥臣），另一个是舅犯（狐偃）。古人同名同字的现象常见，例如晋献公、文公时就有与舅犯同名的卜偃（郭偃）。 下面可以生发出几点讨论及提起注意的问题。 第一，也许有人会拿了同样的问题来质难，《良臣》里讲到作为臼季之字的“子犯”，一般读者不是也很容易跟狐偃区分不清楚么？是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到，此处下文马上就提“咎犯”，训诂学上有“散文则通，对文则别”的条例，放在这里也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下面出现了明白无疑的“咎犯”指称狐偃，所以这个子犯，一定不是狐偃而是臼季。同时我们还要了解，《良臣》是带有晋系文字风格的抄本甚或就是来自三晋的抄本古书，其底本及文献的来源一定与三晋或郑有密切关联，对于东周时代这些地区的知识人而言，司空季子胥臣的字是子犯这一点，比我们后代通过读经由汉人整理的古书来了解春秋时代人物一定要清楚明了得多，所以我们完全不必替古人在理解这一条材料时可能发生误解而担忧。《史记·晋世家》还能在襄公六年下保存这样的一条珍贵记载，或许就是有别的史源作为根据的，不完全来自《左传》的记录。 第二，子犯编钟的器主是哪个子犯。这一点似乎在《良臣》这条材料解释清楚之后又成了可以讨论的问题，其实并非。子犯编钟的器主决不可能是胥臣。首先，舅犯是城濮之战及协助晋文公定王室霸诸侯的最重要的谋臣，文献记载与钟铭在这一点上是相合的，胥臣虽也是文公重要的臣佐，多闻（《国语·晋语四》赵衰语）且有嘉言（《左传》《国语》多记其言，可知他确实博闻强记，熟知《诗》《书》典籍），但功绩与器铭所言内容不伦。其次，编钟铭文以第三者口气撰作，通篇敬称狐偃之字“子犯”，这也是完全恰当的，无庸虑及与胥臣字相重而引致误解的问题；舅犯则是站在晋文角度上的称呼，钟铭不会这样写。 第三，进一步可以观察到，古书在舅犯与臼季同出的时候，往往力图避免二者相混，尽量拉开两人名字的区分度。例如前面引及《左传》所述从重耳奔狄的五人，一个称狐偃，一个称司空季子，且排列在第一及最末。《国语·晋语四》记两人先后谏晋文公纳秦女，一称司空季子（他发表的就是那段著名的以黄帝之子得姓及黄炎二帝异姓为根据的“同姓则同德，异姓则异德”说），一称子犯。现在推测，这大概都是在编写过程中刻意为之的。附带可以一提，前面提及的“雍季之论”的雍季，也是与舅犯一同在城濮之战前对晋文公问的大臣，古书里只在这个故事中出现过这个人，他到底是谁？陈奇猷先生《韩非子新校注》认为“当即《左》文六年《传》之公子雍”，此说似得到后来整理《韩非子》的人认同（参看张觉《韩非子校疏》，934页）。此说恐有疑问。“公子雍”的“雍”，应当是其私名，不太可能有“雍季”这样的称呼法（比如不可能称呼孔子为“丘仲”），仿照“仲由”（字子路）之类“排行+名”的称呼，也应该称他为“季雍”才对。从雍季所对的内容“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被文公许为“万世之利”，并因此善言得以行爵时先于舅犯看，这也不太可能是晋文公自己儿子的言论（《左》文六年杜注：“公子雍，晋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从胥臣多闻、善言、善进贤人的特点看，颇疑此处的“雍季”可能就是“臼季”的另一种称呼，古人受封之地、邑不限于一处，也许“雍”是胥臣的另一处采邑。称其为“雍季”，大概也是要和“舅（咎）犯”的“舅（咎）”避复。当然，这是一个没有太多根据的推测，聊备一说而已（更大胆的猜想是“雍”即“舊（臼）”字的抄错，这更近于悬想了）。不过，把雍季视为臼季，有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可以用来解释为何《良臣》把“子犯”（咎季子犯）排在名气更大的“咎犯”（狐偃）之前，推测此处排列，就是按照传说中城濮之战结束后行爵赏的次序为序的，并非随意为之。 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的比对勘研，永远围绕着裘锡圭先生提出的“趋同”还是“立异”的问题展开，我对《良臣》的这个例子的解释如果可信，似又可说明努力在传世和出土二者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或是最佳解决途径。 2016年10月29日-31日草就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华简时代特征及文本源流的语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4CYY05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曾于2016年12月11日在深圳召开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前沿论坛上宣读，承蒙多位同道指教。清华的同仁并且示知，在即将出版的清华简第七辑中有一篇叙述重耳出亡事且自带篇题的《子犯子余》，这个子犯究竟是狐偃还是臼季，当待清华简新材料公布之后再作研究。 （作者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