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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种朝鲜时代汉籍书目解题 基本信息 作者：张伯伟，南京大学中文系 文章来源：《文献》2004年第4期 本文将朝鲜时代的书目分作四类，即王室书目、地方书目、史志书目和私家书目，这大致构成了朝鲜时代的书目体系。朝鲜的目录学是在中国目录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据韩国尹炳泰先生《韩国图书目录史之研究》所列，朝鲜时代编印的目录有57种，而我在韩国又搜集了18种，共得75种。兹选出其中较为重要的二十六种编为一书[1]，并略作解题如下。  1.《奎章总目》四卷 徐浩修编 写本 此书是朝鲜时代正祖（1776-1800在位）初期奎章阁所藏中国本的图书目录。 “奎章阁”一名始见于中国。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二月设奎章阁于京师，“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2]，收藏图书书画。但为时仅十二年，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十一月易名为宣文阁。朝鲜时代奎章阁之建立，当推溯至世祖朝（1456-1468）同知中枢府事梁诚之奏章，拟以宋太宗之龙图阁、真宗之天章阁、仁宗之宝文阁、神宗之显谟阁、哲宗之徽猷阁、高宗之焕章阁、孝宗之华文阁为先例，“乞令臣等勘进御制诗文，奉安于麟趾阁东别室名日奎章阁”，“世祖亟称其可行，而设施则未遑也。肃宗朝（1675-1720）为奉列圣御制御书，别建小阁于宗正寺，御书‘奎章阁’三字揭之，而规制则未备也”[3]。正祖于丙申（1776）初即位，即下令仿宋朝故事，但改变了宋代每朝易阁之制，新建奎章阁，以收藏列朝御制御书。其地在昌德宫禁苑之北，工程始于三月，至七月竣工。此后为有所区分，特建阅古观、皆有窝以藏华本，建西库以藏东本。另外还建有奉谟堂、移安阁（旧名书香阁）等，收藏御制、御真、御笔等皇家档案。 考《奎章总目》之修撰，诸书记载不一。有谓徐命膺撰，有谓徐浩修撰。其实，他们是两次不同时间的修撰。《正祖实录》五年辛丑二月条记载：“奎章阁始建于丙申初元，而规橅草创，阅岁未备。及国荣屏黜，朝著清明，上益励为治，百度毕张，申命诸阁臣，酌古参今，次第修举，阁规始焕然大备。”[4]所谓“焕然大备”，一是扩建了一些新的藏书楼，一是对不同的藏书楼规定了所藏之书。“内阁藏书，盖仿有宋太清楼、皇明文渊阁之遗制，或购求新书，或翻刻善本，藏之东二楼。又有私刊之书，令外阁官、诸道臣随即印送摛文院。内藏书籍，华本藏皆有窝，东本藏西库。命原任提学徐命膺撰《奎章总目》。”[5]《奎章阁志》（完成本）卷一“藏书”所云“命原任提学徐命膺撰《奎章总目》”[6]，就是指第一次修撰本，完成于正祖三年（1779）之前，其书目包括皆有窝所藏华本和西库所藏东本。《正祖实录》五年六月庚子条载：“命阁臣徐浩修撰著书目……《阅古观书目》六卷，《西序书目》二卷，总名之曰《奎章总目》。”[7]这是指第二次修撰，续撰者是徐命膺之子徐浩修，所修正者仅为《皆有窝书目》（亦即《阅古观书目》），其事见载于《内阁日历》正祖四年庚子十二月至五年辛丑闰五月诸条。故《实录》称所撰“《阅古观书目》六卷，《西序书目》二卷，总名之日《奎章总目》”云云，恐与事实不合，这应该是徐命膺撰修本的内容，今已亡佚。现存《奎章总目》为徐浩修撰本，乃正祖五年六月前修撰完毕者，《奎章阁志》（再草本）“尊阁第六·藏书”小字注云“辛丑秋命原任直提学徐浩修撰《奎章总目》”[8]，也是指这次的撰修本。其内容仅仅是皆有窝所藏华本，“凡经之类九，史之类八，子之类十五，集之类二”[9]，共四卷。正祖之《群书标记》“命撰一”辛丑（1781）编云：“《奎章总目》四卷。秘府藏书之所，华本在阅古观，东本在西库。是书所录者，阅古观之华本也。予于丙申初载，肇建奎章阁于内苑，以奉谟训、峙图籍。既又购求九流百家之昔无今有者几数千百种，遂命阁臣徐浩修著之为目。……凡经之类六十，史之类一百二十，子之类一百四十八，集之类二百七十九。继此而购得者，将随得随录也。”[10]这与今本《奎章总目》正可印证，只是有“阅古观”和“皆有窝”之异，二者实可统一。据《奎章阁志》卷一“内阁”记载：“正南曰阅古观，上下二层（凡二间）。又北折为皆有窝（轩一间，暖阁二间），皆所以藏华本图籍也。”[11]两藏书楼相连，所藏又皆为华本，故往往举一以概称之。《群书标记》以“阅古观”概称，《奎章阁志》则以“皆有窝”概称，其卷一“藏书”云：“皆有窝、西库所藏书籍凡有四部。”“华本则藏之皆有窝，东本则藏之西库。”[12]今本《奎章总目》标明其书出于“皆有窝”之甲乙丙丁四库，实即经史子集四部。 徐浩修（1736-1799），字养直，号鹤山樵夫，大邱人。文靖公命膺之子，文简公徐有榘（曾编撰《镂板考》）之生父。英祖乙酉（1765）殿试甲科第一，官至吏曹判书。正祖十四年（1790）入燕（北京），十七年撰《热河纪游》（一作《燕行纪》）四卷。二十三年（1799）卒，享年六十四，谥文敏。素娴历象之学，著有《浑盖通宪集笺》、《数理精蕴补解》、《律吕通义》诸书。《奎章总目》为其受命修撰，见于《正祖实录》、《群书标记》及《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 在现存的韩国目录中，《奎章总目》是最早依四部分类的。尽管在《高丽史》“世家”卷第三载成宗九年（900）十二月教，有“欲收四部之典籍，以畜两京之府藏”[13]之句，宋人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十“儒学”中云：“有清燕阁，亦实以经史子集四部之书。”[14]其时可能已经用四部分类收藏图书，但并无留存后代的四部书目。有之，则从《奎章总目》始。这种分类方式，当然本于中国，但亦稍有变通。《奎章总目·凡例》云： 凡书分四部，自魏之荀勗始，而部各有类，类各异例。太细则眩于割裂，太简则伤于模糊。究厥流品之相嬗，实惟折衷之为难。故此书为类凡三十四，而条门创义，损益前人。疑其似而合之者，宁失于细，不得不分；同其类而分之者，宁失于简，不得不合。晏、墨之俱列杂家，所以规《七略》也；董、荀之并归儒家，所以正《通志》也。谱系、目录之析为二类，辨乎马氏也；天文、历筹之进于兵刑，鉴乎史志也。谶纬、五行之不著，阙文也；道流、释氏之附后，黜异也。从此购刊之书，虽不知为几千万卷，而其宏纲大目，皆即此乎在。不必如唐之《访书录》，宋之《求书录》，随得随志，纷纭无统也。 其书分四部，经部分九类，史部分八类，子部分十五类，集部分二类，共三十四类。每书之下，均有解题，《凡例》又云： 凡各书之下，必标其撰人姓氏及所著义例。或节取序跋，以见其规模之概略；或援引评隐，以明其编摩之得失；又或以简帙之废兴，俾资其沿革之考据。而至于别集一类，人品雌黄，文章月朝，亦无不旁搜博采，一展卷了然。如或书稍僻而迹未详者，姑著爵里卷帙，用俟博考云。 《奎章总目》对后代的朝鲜目录影响颇大，如高宗时代（1863-1906）编《阅古观书目》三卷，其分类方式基本沿袭《奎章总目》，而徐有榘之《镂板考》，集部分总集、别集两类，也同样受此书影响。 2.《内阁访书录》二卷 写本 本书是正祖时期自中国购进本书目。 正祖素爱藏书，为太子时，“闻有燕市所购故家所藏，辄令贸来”[15]。即位后建奎章阁以储华本与东本，后又命徐浩修撰《奎章总目》，定下书目撰写的“宏纲大目”。据《正祖实录》五年六月甲申条载：“丙申初载，首先购求《图书集成》五千余卷于燕肆。……又仿唐宋故事，撰《访书录》二卷，使内阁诸臣按而购贸。凡山经海志，秘牒稀种之昔无今有者，无虑数千百种。”[16]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一云：“前代悬购遗书，咸著条目。隋有《网书目》，唐有《访书录》，宋有《求书录》。”[17]所谓“仿唐宋故事”即指此。其《访书录》为待购书目。 今本《内阁访书录》二卷，非待购书目，而是购进后所编，已是藏书目录。如卷一《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下云：“《宋志》及《经义考》俱作二十卷，此独增五卷。黄虞稷曰：‘世所行《东莱博议》皆删节者，惟正德中刊本独全。’按，今本系宋椠，明董其昌家所收藏也。”审其语气，实为目验之辞，非悬拟之语。末松保和为《朝鲜图书解题》中的本书作解题时，认为系奎章阁所藏中国本的提要[18]，但末松氏后来在《奎章阁と奎章总目》一文中又推翻前说，而据《正祖实录》将本书视同入燕使臣的购书清单[19]。我认为待购书目必然极其简单，而本书目则不仅详列书名、卷数、编著者、板本、义例及得失，而且有些书的卷数和中国通行本还有差别。如江永《礼书纲目》九十一卷，《四库全书》所收者为八十五卷。毛先舒《思古堂集》三十五卷，《四库全书》所收为四卷。所以，《访书录》最初乃一导购书目，但购入后又续写提要，成为藏书目录。《奎章总目·凡例》云：“从此购刊之书，虽不知为几千万卷，而其宏纲大目，皆即此乎在。不必如唐之《访书录》，宋之《求书录》，随得随志，纷纭无统也。”故此书体例与《奎章总目》一脉相承。 由于本书原为购书目录，这对于了解当时的文化极有意义。它不仅反映出王室求书的兴趣，也能看出当时的购书导向。正祖时期因大臣文章多涉稗官小品之体，因此严禁从中国购进此类书，已购入者亦检出去除。如《正祖实录》十一年十月甲辰条载备边司进使行赉去事目，就有以下一则：“凡系书籍涉于左道不经、异端妖诞之说及杂术方书，一切严防。毋论译官及三使臣所属，如有潜贸之事即其地摘发烧火状闻，犯者置之重辟。”[20]又，十五年十一月戊寅条载：“予于小说一不批览，内藏杂书，皆已去之。”[21]又，十六年十月甲申条载：“如欲拔本而塞源，则莫如杂书之初不购来。”[22]又，十九年七月甲戌条载：“伊奇诡诐邪之书，正合为灰为烬。内府之藏，凡以稗官小说为名，则并与旧在编籍，祛之丌架之间者，已为数十年，出入迩列之人，莫不闻睹。”[23]因此，本书所列书目，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由当时的奎章阁所编。将内阁藏书分作经史类和子集类，遵循四部分类法，其中经类一百三十四种，史类六十四种，子类一百二十四种，集类六十三种。其书皆《奎章总目》所无，可知乃其后续购者。其解题颇参考中国目录学著作，如经部多采朱彝尊《经义考》，集部多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它如《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千顷堂书目》等亦多有采撷。 3.《西库藏书录》不分卷 写本 奎章阁分内阁、外阁和江都外阁。内阁有摛文院、奉谟堂、移安阁（又称书香阁）、阅古观、皆有窝、西库等不同书库，分藏不同图书。中国本（华本）藏于阅古观和皆有窝，朝鲜本（东本）藏于西库。西库又称西序，位置在阅古观之北，共三间[24]。此书即为西库所藏图书目录，由当时的奎章阁人员所编。 如上所述，第一次修撰的《奎章总目》中包含《西序书目》二卷，但已亡佚。流传至今者皆后来所修，共有三种：一为《西序书目》（或名《西序书目草本》）。据日本前间恭作编《古鲜册谱》，共著录了三种不同的写本，分别为“冈田信利氏藏书”、“在山楼藏”（自藏本）和“金泽庄三郎氏藏书”[25]。此书分四部三十三类，但在经部之前更立“御制御笔类”、“璇谱璇牒”和“御定类”三类，集部之后又立“别峙类”、“不帙类”、“蠹破类”和“杂纂类”四类。据《古鲜册谱》说，此书约编成于清乾隆庚戌、辛亥间（即朝鲜正祖十四、五年间，1790-1791），现存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狩野文库。二为《西序书目籖录》。据《正祖实录》五年六月庚子条记载：“建西序于阅古观之北，以藏东本，……经用红签，史用青签，子用黄签，集用白签，汇分类别，各整位置。”[26]此书即以红、青、黄、白签代表经、史、子、集四部，以下再分类目，凡三十六类。此书约编于正祖十六年（1792）间，现存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濯足庵文库和东洋文库。三为《西库藏书录》。此书不采用四部分类，将所有藏书分作三十二类。其分类大多依据书籍内容而别，但有三类是特殊的，即“江都移来件”、“内下旧件”和“奉谟堂移来件”。所谓“江都”，即指“奎章外阁”，地址在江都行宫之东，长宁殿之西，藏当宁教命册宝、列朝御制御笔及古今书籍图画。《奎章阁志》卷一“奎章外阁”载正祖辛丑年（1781）之教日：“江都所奉典章文字之多，非史阁比，虽谓之外奎章阁可也。”[27]又云：“既而命守臣别建奎章外阁于燕超轩旧址，移奉大妃殿、惠庆宫当宁册宝如仪。”[28]如此，则其它书籍皆移入西库，即所谓“江都移来件”。据韩国千惠凤《韩国书志学》所考，此书“当宁御制类”末著录“御制御笔镇安大君墓碑文帖本”，此文作于正祖十三年（1789）二月，则此书当成于其后不久。[29]《奎章阁藏韩国本图书解题》指出本书“典章部”著录了成书于高宗二年（1865）的《大典通编》，故本书乃完成于1865至1866年之间。[30]但《大典通编》实完成于正祖九年（1785），高宗二年所成者乃《大典会通》，其说似不可据。 所谓“东本”，并非就作者言，而是就刊印地而言，所以在此书目中，就包含了不少中国书籍的朝鲜刊本，其分类也专列“中国文集”一目，都是指在朝鲜的刊本。藏书而分“华本”和“东本”，一是为了便于区分查找，另外也寓有贵贱轻重之意。据徐有榘《林园经济志·怡云志》卷六“图书藏访·藏弆”所记：“东本粗重，不可与华本同藏。就华本藏庋之所之或东或西，别起一阁而藏之。不必橱藏，只列架插峙耳。”[31] 本书著录经书类六十九种，史记类五十四种，儒家类七十五种，礼书类十种，典章类四十种，诸子类六种，文章类八种，诗家类十七种，字书类十一种，天文类六十二种，地志类十八种，类聚类六种，医书类二十二种，兵家类二十八种，堪舆类六种，译书类十一种，道释类五种，方技类四种，中国文集十九种，胜国文集十一种，国朝文集三百六十一种，杂类十五种，族谱类二种，誊书类一百五十八种，书画帖本类二十四种，江都移来件三十九种，内下旧件一百三十八种，奉谟堂移来件三十九种，御制类四十三种，册文教命类十三种，当宁御制类十五种，纶音二十三种。每种书分别著录其书名、件数、册数、存佚、板本、有无悬吐（指朝鲜文音训）、编著者、朝代等，尤其注重书籍纸质的纪录，如“文章类”《八子百选》下，就分别著录了粉唐纸本、毛面纸本、简壮纸本、京壮纸本、乡壮纸本、白绵纸本、楮注纸本、宁边纸本、完纸本、庆纸本、天银纸本、别简壮纸本、劣品白纸本等。 4.《大畜观书目》不分卷 写本 本书是大畜观所藏书籍目录。大畜观为昌德宫书库。本书目共著录四百六十九种书籍，包括书名、册数、存佚以及入库的时间。如《辛壬纪年提要》、《西陂类稿》、《昭代年考》、《潜谷笔谭》、《各处书目》等皆注明入库时间是戊子（1768）八月。而著录其中的《奎章阁志》，其成书年代在正祖八年（1784）。由此可以推知，此书当成于正祖中期，反映的是英祖到正祖初年的藏书情况。《奎章阁韩国本图书解题》推断本书成于英祖末年至正祖初年[32]，似不够准确。 本书目有一值得注意之处，即著录中国通俗小说颇多。这反映了当时王室藏书的实际情形。如《宋百家小说》、《说铃》、《红白花传》、《包龙图公案》、《剪灯新话》、《拍案惊奇》、《女仙外史》、《皇明英烈传》、《续英烈传》等。有些小说还不止一部，如《镜花缘》、《金瓶梅》、《情史》、《醒世恒言》有二套，《红楼梦》、《补红楼梦》有三套。还有的小说已译成谚文，如《型世言》、《东汉演义》、《后水浒传》、《续水浒传》、《续英烈传》、《高皇后传》、《三国志》、《古今烈女传》、《西汉演义》、《大明英烈传》、《玉娇梨》、《拍案惊奇》等。 从《朝鲜王朝实录》中可以知道，燕山君时期（1495-1505）已开始大量购入中国通俗小说，如《剪灯新话》、《娇红记》、《西厢记》、《丽情集》等。宣祖时（1568-1608），曾以《包公案》一帙赠送附马[33]。孝宗妃仁宣王后（1618-1714）与淑明公主共读《水浒传》。肃宗朝（1675-1720）以《三国演义》最为流行，“印出广布，家户诵读，试场之中，举而为题”[34]。到了英祖时期，对于通俗小说的热爱乃蔚然成风，不分男女。蔡济恭（1720-1799）《女四书序》云：“窃观近世闺阁之竞以为能事者，惟稗说是崇，日加月增，千百其种。侩家以是净写，凡有借览，辄收其直以为利。妇女无见识，或卖钗钏，或求债铜，争相贳来，以消永日。”[35]李学逵（1770-1835）亦云：“此乡则以口诵《三国演义》为能事，家藏《事文类聚》为稀玩。”[36]又云：“此乡苦无书籍，以瞿存斋《剪灯新话》为丌上尊阁，罗贯仲（中）《三国演义》为枕中秘藏。”[37]《金瓶梅》也在英祖五十一年（1775）由首译官李谌购入，“其书绝贵”，“直银一两，凡二十册，版刻精巧”[38]。这与本书著录的是同一种板本。因此，从本书目中，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通俗小说在朝鲜的流行状况。所以到正祖时期，提倡反正文体的运动，也是针对通俗小说的漫衍对文风的侵害。 5.《隆文楼书目》不分卷 写本 隆文楼在景福宫勤政殿之东阁楼，据《经国大典》三“藏文书”载：“凡印书册，别藏于隆文、隆武楼，又于议政府、弘文馆、成均馆、春秋馆、诸道首邑各藏一件。”[39]本书即为隆文楼藏书目录。 隆文楼藏书共八架，除御制御定外，大致依四部排列。第一架为御制诸书，第二架为御定诸书，第三架为经部，最末三种为史书，第四架为史部，第五架为子部，第六架为集部，第七架为内典，第八架为谚解（以朝鲜文解释）诸书，后列《桂苑笔耕》四卷。八架以外，还有南壁书《诗观》二百九十七卷。每一种书下，往往著录件数、卷数、不帙（未装订者）、蠹破、存佚、腐伤、不妆，或写本、印本、唐本、小本等情况。但架上书也偶有混乱，如第七架著录佛经，其中却有“《离骚经》一卷”。 6.《宝文阁册目录》不分卷 写本 本书纪录宝文阁所藏图书。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六记载，睿宗时（1106-1122）有宝文、清燕、临川三阁，皆王室藏书之所。其中宝文阁“奉累圣所锡诏书”，包括宋代皇帝“御制、诏敕、书画”；清燕阁“藏诸史子集”，“集周、孔、轲、雄以来古今文书”；临川阁“藏书数万卷”[40]。本书之所谓“宝文阁”，乃朝鲜朝之宝文阁，亦王室藏书之所。 本书约编成于纯祖年间（1801-1834）。除御制御笔和御定以外，采用四部分类法。总计御制御笔四十九种，御定四十八种，经部二十七种，小学十六种，史部七种，编年十三种，杂史十二种，史抄四种，传记十二种，掌故十种，地理四种，子部十四种，兵家三种，说家十六种，书画十五种，类聚十三种，集部十四种，杂家六种。和其它书目不同者，本书将“小学”从经部别出，而“史部”仅著录正史和史评，“子部”仅著录儒家，“杂家”又隶于“集部”之后。分类颇为特异。 从本书的“子部”著录来看，儒家类书固然最受重视，但从数量而言，“说家”和“书画”尤为王室所喜好。《大畜观书目》和《承华楼书目》也能反映这一特色。 本书又有后人的点检加笔，如御制御笔部“列圣御制二十一卷”下，有加笔“又补遗一卷”；“君臣同会录一卷”与“光国志庆录一卷”之间，有加笔“御笔恒诵一卷”；“万川明月序贴八卷”用笔抹；“御制内训一件三卷”下，有“迭书当删”四字。 7.《群书标记》六卷 正祖大王撰 本书为朝鲜正祖大王李祘（1750-1800）所著。正祖一生爱好学问，著有《弘斋全书》一百册，《群书标记》即为其中之一。本书是正祖朝由王室主持刊行的书籍目录。 正祖在春邸时即喜好撰书编书，即位后，虽在万机之暇，仍不废著述。《群书标记》分“御定”和“命撰”两类，前者为其亲自编定，后者为其命阁臣编定，但也往往亲撰序引。总计命撰六十三种一千五百一卷，御定八十六种二千四百六十一卷。本书对御定和命撰诸书一一详加著录，包括书名、卷数、刊本或写本、解题依次展开。解题则包括内容、编撰经过、序跋、年代等。本书共著录书籍一百四十九种三千九百六十二卷，遍及四部，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正祖时代文风的兴盛。 正祖时代是朝鲜近世的文艺复兴时代，从本书著录的“御定”和“命撰”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统治阶层的舆论导向，如《朱子书节约》二十卷下云：“予尝谓今日俗学之蔽病矣，挽回澄治之道，惟在乎明正学；明正学之方，又在乎尊朱子。……孟子曰：我欲正人心，君子反经而已。尊朱所以尊经也，尊经所以尊王也。王道尊于上，然后学术明于下。”因此，正祖编刊了大量与朱子有关的书，如《琼屑糕》、《朱子选统》、《大学类义》、《朱子会选》等，同时，又十分注重朱子学在东国的传承。在《两贤传心录》提要中，他强调了宋子（时烈）正学的地位：“我东之宋先正，即宋之朱夫子也。大而秉执出处，小而言行动静，以见于两集者比类参看，其有不合者几希。……钞其两相照应者若干篇，合成一书，名日《两贤传心录》。……庶使世之读此者，知先正之道有所受，而不敢肆其诽毁之论云。”此外，如《圣学辑要》、《四七续编》，皆发挥此意。要之，此书为理解正祖时代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入门书。 8.《摛文院奉安总录》不分卷 写本 本书封面卷头作《本院奉安总录》，所谓“本院”，即奎章阁之摛文院。据《奎章阁志》卷一“直院”云：“直院乃阁臣豹直之所，在金虎门内弘文馆之右，即旧都总府也。御书其扁曰摛文之院。”[41]乃奎章阁学士节假值日之所，亦珍藏御制之所。《奎章阁志》卷一“奉藏”载：“御制奉安欌，一在摛文院，一在奎章阁，一在大内。御制缮写后，装卷成帙，裹以红袱入直阁。”[42]本书收录摛文院东二楼的东欌、西欌书籍目录，由当时的奎章阁所编。 摛文院所藏书皆御制御笔，东欌计十五种，西欌计四十三种。东欌著录“《四朝御制御笔关王庙碑文》一件一册”下注云：“庚戌九月日因下教：送于艺文馆奉往史库，其代自本馆簇子一件来。”此庚戌或指正祖十四年（1790），或指哲宗元年（1850），其成书年代不外此二年之后。 9.《书香阁奉安总目》不分卷 写本 书香阁又称移安阁，地处奎章阁正西，是御真、御制、御笔移奉曝晒之所。此书即为历代皇家著述之总目录，由当时的奎章阁所编。 朝鲜高宗即位（1864）以后，将宗簿寺和宗亲府合并，同时将奎章阁所管辖的御制御笔以及璇源谱牒移到宗亲府，次年重建景福宫，将奎章阁的摛文院也搬迁至宗亲府，三年，在景福宫建春门旧宗亲府移建书香阁，奉安御真、御制、御笔。分南一欌上，南一欌第一、二、三层，南二欌第一、二、三层，西一欌上，西二欌上，西一欌第一、二、三层，西二欌第一、二、三层，东卓，西壁。分别著录书名、件数、册数等。又有双行注记文字，纪录书籍或印制的年代、纸质、装帧、来历等。 10.《承华楼书目》不分卷 写本 本书是承华楼藏书目录。本楼为宪宗（1835-1849年在位）所建，贮藏书画，恒常披览。故本书目也以书画类为主。 本书著录经类二十一种，史类六种，子类六种，集类八十三种，诗类二十七种，文类十八种，笔家类十三种，画家类十二种，印谱类九种，丛书类十五种，尺犊类五种，说家类五十二种，兵家类四种，书帖二百四种，画帖一百十二种，书簇四十种，书横批三十一种，书联五十六种，书横轴十三种，画簇一百七十二种，画横批九种，画联十种，画横轴十九种。所著录者以中国文献为主，也包括朝鲜、越南和日本的文献，如集类《恩诵堂集》，诗类《清脾录》，书帖类中海东名笔、阮堂墨迹，画帖中的我东扇谱，书簇中的兰雪诗自书，书横批中的越南阮登清额字，画簇中的日本人墨牛图、倭画等。 本书个别分类和著录也存在一些讹误，如笔家类中著录“《文笔考》一卷”，当为阮福所辑，可归入诗类或文类；书联中的“保铁书”当为“铁保书”之讹。又如说家类中著录稗言小说，但像《性理会通》、《性理综要》、《禅家六集》、《云笈七签》、《真诰》、《洞天清录》等儒道释文献也列入其中，未免杂乱。 11.《海东文献总录》不分卷 金烋撰 写本 本书是朝鲜朝最早的一部解题目录，首次从文献学观念出发对海东典籍加以总结。 金烋（1597-1638），字子美，后旅轩张显光为改字谦可[43]，号寒溪亭，又号敬窝。金烋属安东川前洞义城（闻韶）金氏家族，为当时名门。高祖青溪公琎为生员，有五子，皆李退溪（滉）高足。四子鹤峰金诚一，为退溪学问之嫡传。曾祖龟峰金守一为青溪公次子，任察访官。祖云川公涌，文科及第，任兵曹参议。父敬斋是祯，生员。金烋所处的时代，乃朝鲜朝党争激烈之时，其家族属东人，其时东人失势，故烋亦无意仕进，一心学问。 据本书《序》所述，其著述动机乃其二十岁时（万历四十四年，光海君八年，1616）拜访旅轩先生，旅轩示以《文献通考·经籍考》云：“既为东方之人，则东方文献不可不知。吾君颇有博记之才，君所居近邑，得免兵火，书籍多有保完之处，倘能裒集闻见，继此以述，则文献足征，博考是资，其功当不让于古人矣。”于是，他收集近邑（安东、礼安、荣州、奉化、义城、醴泉、英阳、青松、尚州、闻庆、善山）名门大家免于壬辰倭乱兵燹的书籍，一一作文献解题，共计六百七十余种。其序文写于崇祯十年（仁祖十五年，1637），已是其去世前一年。可以说，金烋用了毕生的精力完成此书。 本书约分二十类，即御制诗集，诸家诗文集，经书类（附性理学），史记类，礼乐类，兵政类，法典类，天文类（附阴阳历法），地理类，谱牒类，鉴诫类，批注类，小学类（附集字），医药类（附针灸养生书），农桑类（附种养畜牧等书），中国诗文撰述，东国诗文撰述，中国东国诗文合编，儒家杂著述，诸家杂著述。 注重作者生平及思想是本书的特色之一，除了个人著作以外，在总集后往往集中附录，如《东文选》和《续东文选》下皆附“所载诸贤姓名行迹”。其远承孟子“知人论世”之说，又近得旅轩的启示。其《序》云：“积以岁月，仅成若干帙，名之曰《海东文献录》。未及脱稿而急于取正，遂献诸先生。先生不以为非而滥赐奖与，且日是书之作，所以欲征文献；欲征文献者，欲知其人物之盛衰、文章之高下、世道之升降焉耳。未尽笔削处，更加修正就完，且以此意序其后以来。烋于是惭惶而退。窃伏自思曰：呜呼！凡论人物者，必须先器识而后文艺，论述作者，必须先行迹而后文章。知此则可以序是录矣。”而他对于人物的评论，一以儒家学说为准绳。“惟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一心夷险，不易素守。”这其实无异于夫子自道。 本书收录的高丽朝典籍甚为丰富，姜周镇先生在学文阁本刊行序中指出，以《罗丽艺文志》所载高丽典籍对照，有三分之一以上收录在本书中。[44]又本书“礼乐类”著录高丽朝崔允仪《古今详定礼仪》五十卷，此书为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铸字）本，刊于高宗二十一年（1234）。但此书早已失传，一般依据李奎报跋文中“遂用铸字印成二十八本”[45]来推测，而本书则有解题，可以确认。 本书分类不同于中国目录学，有时不免混乱。如性理学的书分散在“经书类”和“儒家杂著述”，批注类又包括了不同内容的典籍。这可能与此书未及最终定稿有关。 本书“诸家诗文集”在李仁老《银台集》之后列“《双明斋诗集》三卷”，署名崔谠。据《高丽史·李仁老传》载其著述云：“所著《银台集》二十卷，《后集》四卷，《双明斋集》三卷，《破闲集》三卷，行于世。”[46]则李仁老有《双明斋诗集》。或崔氏别有同名异书，不可详考。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别集·文艺典故》将《双明斋集》改入崔谠名下，或承此而来。 本书编讫后稿本即藏于家中，其族孙圣铎于英祖二十一年（1745）为撰《行状》，已有“《文献录》又见佚于人家灰烬中，不得全，惜哉”[47]之叹。又有抄本数种传于世。安鼎福编《杂同散异》，也曾辑录若干。今韩国学文阁所刊乃以金烋手稿为底本，其烧毁部分则以抄本补充，合为一册。书眉上细字注释亦出于金烋手笔，而书题作“海东文献总录草本”，并非定稿。 12.《洪氏读书录》不分卷 洪奭周撰 写本 本书是洪奭周为其弟宪仲编纂的读书目录。 洪奭周（1774-1842），初名镐基，字成伯，号渊泉，正祖改赐名奭周。丰山人。正祖十九年（1795）登文科，曾分别在纯祖三年（1803）和三十一年（1831）以谢恩使书状官和正使身份两次入燕，与中国学者颇有交往。历任弘文馆和艺文馆大提学，以及奎章阁直阁。官至左议政，却始终以布衣自处。精于诗书易礼之训、性命理气之辨，以至于天文易象之奥，算术仪物之繁，条分缕析，如指诸掌，被推崇为命世大儒。宪宗八年卒，年六十九。 丰山洪氏是朝鲜时代的名门大族，据洪奭周所写《先考右副承旨赠领议政府君家状》，其父“专意古人之学，自经史诸子、歌诗古文，以及阴阳时日、卜筮医药、孙吴老佛之书，无所不诵读”[48]，洪氏本人自小“本之以经礼，参之以子史，总括乎六艺之林，泛滥乎百家之丛，未弱冠，学已大成矣”[49]。从中亦可推知其家藏书状况。朝鲜时代的藏书家，其著名者有冲斋权橃（1478-1548）、临渊斋裴三益（1534-1588）、鹤峰金诚一（1538-1593）等，但未有书目流传，不得详考。据本书则可略推朝鲜时代士大夫家藏图书的状况。 本书编于纯祖十年（1810），其《序》云：“余生六岁而知读书，今三十余年矣。盖尝有志于博学多闻之事，而不得其要。凡诸子百氏术数之书，以及乎稗官杂记谲诞嵬琐不经之谈，亦时时泛滥出入，而稽古之典，经世之务，顾反有不暇及者。中道而悟，始稍循约。……吾弟宪仲亦有志于学……吾惧其自足而止也，又惧其如余之泛滥而不得其要也，于是取凡余之所尝读而有得，与夫所愿读而未及者，列其目识其概而告之。”[50]由博返约，亦其家学。洪氏为其父所写《家状》，其先于书无所不窥，“既而叹曰：道不在是，吾惧其博而杂也。于是始稍稍有意返约矣”[51]。本书以四部分类，每一类前有小序，欲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此乃本书之显著特色。小序又往往对部类次序有所说明，如子部以儒家居首，“必欲为天下国家，非儒者不可”；以下为农家，“次农于儒，重民本也”；再下为医家，“次医于农，重民命也”。小序后为各书解题，分别著录书名、卷数、编纂者，再叙述内容大概、优劣得失等。每一类书，略以时代先后为序，又先中国而后朝鲜。其经部著录易十五种，书七种，诗六种，礼二十三种，春秋十四种，四书十四种，孝经四种，小学十一种，乐四种，总经二种。史部包括史（分三子目，即编年十五种、纪传二十六种，别史七种），野史十九种，稗史（分三子目，即纪言三种，纪人十三种，纪事七种），志（分五子目，即总志五种，礼仪四种，典法五种，职方九种，艺文四种）。子部有儒家五十一种，农家七种，医家二十一种，兵家十种，老家八种，法家四种，杂家五种，数家五种，天文家五种，数术家四种，艺术家三种，说家（分六子目，即论说六种，记述二种，考证三种，评艺八种，类书二种，杂纂二种），小说家五种，释家三种，总子一种。集部有二子目，即总集二十三种，别集二十九种。 本书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天下书汗牛充栋，读不胜读，“凡书之不登于是录者，亦玉门西域也”[52]，自然是可“闭”可“绝”，而登于本书者，又往往说明其何以登录。其选书大抵以程、朱性理之学为标准。除所举书之内容外，作者也非常重视人品。如子部“评艺”类录欧阳修《六一诗话》和司马光《续诗话》而云：“宋人诗话无虑数十家，存此二书，取其人也。”又“小说家”类录李齐贤《栎翁稗说》云：“李公正人，又深于文章，虽游戏之言，犹足以资学者也。”又如集部别集类以《陶渊明集》冠首而云：“由魏晋以后，曹植、嵇康、阮籍、陆机、潘岳皆有集，今断自陶公始，重其人也。”因为负有指导后学的使命，本书解题还往往指明何种注本为优。如《近思录》，“旧有宋叶采集解，颇疏略。清张伯行更为注，又病于芜。近有江永集注，最号善本”。《文选》，“注是书者，以唐李善为甲”；杜甫诗，“以宋蔡梦弼、黄鹤，清钱谦益、仇兆鳌为胜”；韩愈文，“笺释者亦近十家，惟皇明蒋之翘注最详”。因为本书作者学问博赡，故所论每能切中要害。如史部“艺文”类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是书首尾数万言，率为汉学右袒，以时方崇尊朱子，故不敢显攻，而阴诋之不遗余力。……余尝入燕都，与其士大夫语及此书，问顾炎武、吕留良、魏禧集何不在选，其人摇手不能对。盖讳之也。呜呼！上下数千年之载籍，以敦一代之巨典，而乃欲以一时之忌讳，一人之好恶参于其间，其亦难矣。”皆富参考价值。 洪奭周精于目录学，这与其学术渊源有关。其外祖乃大邱徐氏，徐浩修有《奎章总目》，徐有集有《镂板考》，洪氏受其影响亦属自然。又本书在写法上，乃摹仿《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简目》是有见于《总目提要》过于浩繁而别刊，“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傅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53]。作为一部指导后学的书目，这样的取径是合适的。 本书性质属于特种书目中的“推荐书目录”，中国传统目录学中此类书目起源较晚，一般认为最早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龙启瑞编纂的《经籍举要》，而最有影响者则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本书是朝鲜时代的“推荐书目录”，当引起学者重视。《洪氏读书录》有四种抄本，两种分作四卷，板式稍有异同。两种收于《渊泉文集》，不分卷。 13.《清芬室书目》九卷 李仁荣撰 稿本 本书是李仁荣个人藏书目录。 李仁荣（1911-1950以后），号鹤山，全州人。1937年3月毕业于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史学科，历任普成专门学校讲师、延禧专门学校讲师、平壤神学校讲师、京城大学法文学部助教授、国立汉城大学校助教授、延禧大学校教授等职。朝鲜战争爆发后生死不明。其学术专长为书志学和史学。 本书是其手写本，写毕于甲申年（1944）三月。李氏自大学毕业以后，留心收罗朝鲜古活字本及古刻本，本书即从其个人收藏中选出并撰写提要。其书略分九卷，卷一、二为“壬辰以前刻本及钞本，朝鲜人撰述”，卷三、四为“壬辰以前刻本及钞本，外人撰述”，卷五为“壬辰以前活字本，朝鲜人撰述”，卷六、七为“壬辰以前活字本，外人撰述”，卷八、九为“壬辰以后刊本及钞本，朝鲜人撰述”。其解题包括书名、存佚、卷数、册数、板本、板式、印章等，并根据史料或序跋对作者、刊书经过或藏书家事迹作出说明。作者深于书志学，故其解题亦注重此一方面。同时，对藏于他处之本亦作出提示。 李氏在《序》中说，其所藏“一无惊人秘籍，然于其中犹有略窥古文化之一端焉”。如纪录书上印章，可据以考知朝鲜时代士大夫藏书之一斑；卷三《礼记集说大全》残本十卷五册乃丰基乡校藏书，纪录卷三尾墨书“来读校中勿出校门”八字，卷五《朱子语类》残本四卷三册乃白云洞文成公庙书院藏书，纪录册尾墨书“来读院中勿出院门”八字，可与朝鲜时代院校院规相参证。又如卷五《祖宗诗律》十四卷二册，不见于诸家目录著录，其书为柳希龄所编，“卷一至二为天文门，卷三至六地理门，卷七至十四人事门。以一祖老杜，三宗山谷、后山、简斋为主，配以吕紫薇、曾茶山、高予勉、谢无逸、潘邠老、谢幼盘、韩子苍、王立之、僧如璧等江西派中人，续以苏子美、周尹潜、赵章泉、陆放翁、朱晦庵”。亦可藉此了解一大概。 14.《考事撮要·书册市准·册板目录·书册印纸数》 鱼叔权、许篈、李植等撰 刊本 《考事撮要》原本为鱼叔权所撰，据其自序，此书“以事大交邻为主，而以各种事次之，皆日用寻常之不可阙者也”，与中国的《事林广记》、《居家必用》之类作用相当，自“大明纪年”至“八道程途并册板目录”共二十二目。此书版本极为复杂，问世后经过十二次增补重修。据鱼氏自序，原书作于嘉靖甲寅三十三年（朝鲜明宗九年，1554），故“大明纪年”亦止于是年。据朝鲜宣祖、仁祖朝的李植（1548-1647）《重修考事撮要后序》所说：“鱼氏纪年止嘉靖甲寅，自乙卯（1555）至万历乙酉（1585），则故典翰许篈所续编云。而光海朝校检朴希贤奉朝旨纂续，纪年讫于壬子（1612），杂记则多所增减。……癸丑（1613）以后，事变尤多，而文书益佚。太学士崔公鸣吉为是惧，……建请及今修正。以植叨列副席，遂以属笔。植谨与诸提调商议，既就杂记更有所增减，又续纪年，自癸丑至乙亥（1635），则悉仿鱼氏之旧，不敢私有起例。”[54]然而据李仁荣《关于考事撮要之册板目录》[55]，许篈之前，鱼氏曾有两次续撰，第一次纪年以隆庆二年戊辰（1568）终，第二次纪年疑为万历四年丙子（1576）。此后至万历十三年乙酉为许篈续撰。再以后是朴希贤修撰本，即训练都监本，至此乃有重大改变。朴希贤《跋》云：“至于八道册板，今则烧毁，故并删去，以土产代之。”所谓的“烧毁”，指的是壬辰（1592）倭乱带来的灾难。据前间恭作《古鲜册谱》著录，此书在雍正末年及乾隆三十六年（1771）还续有改修，后者由徐命膺改编，书名易作《考事新书》，卷帙也扩大到十五卷[56]。 鱼叔权，号也足堂，中宗、明宗朝（1505-1567）人，户曹判书鱼世恭庶孙，官至吏文学官。柳希春评论他“为人信实，才学优精，有足多者”[57]。除《考事撮要》外，另著有《稗官杂记》四卷，皆富参考价值。 据郑亨愚、尹炳泰二氏所编《韩国?册板目录》[58]，共收录十三种版本的《考事撮要》，兹列其目于下： （1）万历四年（宣祖九年，1576）乙亥字本。 （2）宣祖九年乙亥字覆刻本。 （3）万历十三年（宣祖十八年，1585）木板本。 （4）万历十三年日本写本。 （5）万历四十一年（光海君五年，1613）内赐训监字本。 （6）训监字本。 （7）崇祯九年（仁祖十四年，1636）活字本。 （8）-（11）康熙十三年（显宗十五年，1674）戊申字本。 （12）-（13）雍正十二年（英祖十年，1734）前印书体活字本。 原本《考事撮要》（嘉靖三十三年本）已亡佚，现存最早者为隆庆二年（宣祖元年，1568）乙亥字本，宣祖九年覆刻乙亥字本是现存最早的坊刻本。上列前四种皆在壬辰倭乱之前，内容上差异不大，都包括了“册板目录”和“书册市准”（收书数量有别）。由于这些册板多毁于壬辰倭乱，故此后的版本中皆无“册板目录”的内容。同样，“书册市准”在崇祯九年本也改为“书册印纸数”（雍正十二年的版本又改作“书册印纸容入数”）。 “册板目录”附见于“八道程途”，是朝鲜前期在全国主要地区刊行的板刻目录。如果要了解壬辰倭乱以前京外书籍的刊行情况，这是惟一可以信赖的资料。将“程途”与“册板”结合起来，在英祖三十六年（1760）编纂的《岭湖列邑所在册板目录》中也继承了这种做法。 本书以京畿道、忠清道、黄海道、江原道、全罗道、庆尚道、平安道、咸镜道依次排列，各道之下再以郡名排列。尽管只是著录了书名，但对于朝鲜目录学史和朝鲜前期汉文化传播与普及的研究来说，此书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隆庆二年本到万历十三年本，“册板目录”所著录者不断增加，兹列表对比如下：
京畿道靠近京城，故印书不多。岭南地区刻书业最为发达，所以庆尚道册板最多。这些都能在此书中得到反映。此书收录者皆为京外册板，至于中央官府校书馆册板则未收录，可参考英祖三十六年（1760）所编《芸阁册都录》；其次，各地的寺刹藏有许多佛经和俗书，也未包含在其中。第三，与当时实际所存相较，这个“册板目录”也不是完全的。李仁荣曾举出许篈《朝天记》万历二年甲戌六月初四日条：“留定州。……余出橐纸二十一卷，令印《朱子书节要》及《飘海录》。”[59]但平安道定州册板在“册板目录”中即不存。所以李氏认为现存的目录可能仅是当时实际所存册板的半数。 “书册市准”是登录以京板书为基础的图书价格和纸张数量。原本载三十一种，万历十三年版增加到三十四种。崇祯九年版改为“书册印纸数”，收录图书一百八十八种，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京城的册板状况。 15.《庆尚道册板》不分卷 写本 册板目录是朝鲜特有的一种目录，其内容是关于某地有哪些板本的纪录，可称藏板目录。中国的板本目录、地方书目、方志中的艺文志与册板目录有近似者，但后者并不是注明某书为某板，也不按照作者或内容与某地有关来著录，而是纪录何地藏有何板，以及其存佚情况、用纸多少等。二十世纪前期，陈衍修《福建通志·艺文志》，后附《福建板本志》，特别是其附录“建阳县治书板考”和“建阳书坊书板考”，与朝鲜的册板目录较为接近。与之完全一致的目录，只在少数地方志的“学校志”中可以看到。如宋代周应谷[景定]《建康志》的“文籍志”，罗[宝庆]《四明志》的“学校志”，元代袁桷[延佑]《四明志》的“学校考”，张铉[至大]《金陵新志》的“学校志”等。但这样的目录在中国较为罕见，而在朝鲜却连篇累牍。《考事撮要》的“八道程途”中已经附有“册板目录”，只是尚未独立成篇。肃宗二十六年（1700）编纂的《古书册板有处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单行册板目录，是对庆尚道二十五地的册板纪录，最后加上开城一地。 中国自宋代以来，刻书业发达的地区主要在南方，素有“浙本”、“蜀本”、“建本”之称。朝鲜的刻书业除京城以外，也集中在南方的全罗道、忠清道和庆尚道，尤其是在岭南地区的庆尚道，所以此地的册板目录也最为丰富。本书是对庆尚道二十一地册板情况的纪录，约成书于英祖六年（1730），与《古书册板有处考》的成书年代相距三十年。将两书纪录的地方去其重复，共有三十九地，结合起来看，可以对当时庆尚道的出版状况有一基本估计。兹将两书纪录列表对照如下：
在对具体的册板作进一步了解以后，可以有助于我们对当时岭南地区的文化状况的研究。 16.《诸道册板录》不分卷 写本 本书是对全罗、忠清、庆尚、咸镜四道册板的纪录。约成书于英祖二十五年（1749）。 书中著录板本，（1）全罗道：包括全罗监营二十五种，威凤寺十七种，松广寺一种，石溪书院二种，南古寺二种，花山书院二种，监营新备八种，西门外私板四种，南门外私板十二种，左水营二种，右水营一种，罗州一种，光州七种，绫州三种，顺天六种，长兴二种，长城三种，灵岩六种，淳昌二种，乐安一种，古阜二种，宝城一种，龙潭十种，昌平三种，云峰二种，务安五种，海南四种，求礼一种，南平一种，龙安一种，玉果一种，珍山一种，泰仁灵光三种。以下著录“册纸产邑”和“刻手”。（2）忠清道：包括忠清监营三种，林川十五种，天安一种，沃川二种，清州十三种，公山十种，韩山三种，沔川二种，清风四种，怀德五种，槐山一种，泰安二种，鲁城七种，保宁一种，礼山三种，新昌二种，文义一种，报恩四种。（3）庆尚道：包括庆尚监营三十一种，庆州十四种，礼安十五种，善山七种，龙宫一种，永川七种，玄风五种，高灵一种，义兴三种，青松二种，星州二十一种，清道七种，梁山一种，安东十六种，兴海一种，安义三种，山清二种，宁海一种，晋州五种，固城三种，陕川九种，仁同三种，居昌二种，尚州二种，密阳一种，咸阳四种，宜宁一种，开宁一种。（4）咸镜道：包括咸镜监营四十一种。 此书著录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朝鲜时代的地方册板，除官厅以外，在寺院和书院也有藏、刻，英祖十六年（1740）编纂的《册板置簿册》和十九年编纂的《三南所藏册板》中曾著录威凤寺、松广寺、石溪书院、华山书院的册板，本书也有著录。其次，在全罗道之末，著录了“册纸产邑”和“刻手”，前者有“淳昌”等十四地，而在《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中，只有在“全罗道·全州府”的“土产”一目下，有“纸（品上）”的纪录[60]，因而此书的纪录可以补充《胜览》之不足。“刻手”则纪录了当时刻字的工钱，既有大小字的分别，又有阴阳刻的差异。此外，在忠清道“大兴”一地著录了“铸字”，后来的《完营册板目录》中在“大兴”下纪录：“无他册板，只有铸字二斗许（在牛泉祠宇）。” 17.《完营册板目录》不分卷 写本 完营乃各道监营的别称，相当于现在的道厅（即省政府）。本书是英祖三十五年（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全罗道监营呈进朝鲜国王的原本，是对当时全罗道、忠清道、庆尚道和咸镜道监营所藏书籍板本的纪录。每一书名之下，记载用纸数量、是否刓缺以及作者姓名。首页盖有“观物轩”和“重极之章”两印，可知此书曾经正祖御览。 朝鲜时代的刻书业以南部三道最为发达，此书封面题名为“三南册板目录”，也是以南部三道为主要著录对象的。其册板收藏情况如下： 全罗道：全州八十一种，罗州十一种，南原十四种，尼山七种，云峰一种，光州十七种，绫州七种，长城五种，潭阳九种，宝城九种，高山四种，古阜二种，顺天十六种，海南五种，泰仁十种，金沟七种，南平十二种，益山二种，扶安三种，砺山八种，长兴五种，灵光八种，昌平八种，龙安一种，兴阳一种，玉果四种，唐津四种，求礼四种，务安七种，左水营四种，右水营七种，龙潭十四种，锦山五种，灵岩十种，乐安二种，镇安四种，同福十二种，淳昌五种。 忠清道：忠清监营三种，林川二种，忠州十三种，天安一种，沃川二种，清州十六种，公山十种，韩山三种，沔川二种，清风四种，怀德五种，槐山一种，泰安二种，丹阳二种，保宁一种，礼山三种，新昌二种，燕歧一种，报恩三种，文义一种（列于全书之末）。 庆尚道：营上二十八种，庆州十四种，礼安十七种，善山七种，龙宫一种，永川七种，玄风五种，高灵一种，义兴三种，青松二种，星州二十一种，清道七种，梁山一种，安东十七种，兴海一种，安阴三种，山阴二种，宁海一种，晋州六种，固城三种，陕川九种，仁同三种，居昌二种，尚州二种，密阳一种，咸阳四种，宜宁一种，开宁一种。 咸镜道：营上四十二种。 在此书以前，著录南部三道册板目录的有英祖十九年（1743）编纂的《三南册板目录》，英祖二十五年（1750）编纂的《诸道册板录》。此后则有英祖三十六年（1760）编纂的《岭湖列邑所在册板目录》、《册板录》，专门著录全罗道和庆尚道的册板。而正祖十五年（1791）以后编纂的《五车书录》，纪录全罗、忠清、庆尚、咸镜四道的册板，是对本书著录册板的再调查，分为不刓秩、刓秩、烧烬秩、昔有今无帙等。前后参照，既可以了解当时册板之发达，又可以看出其源流变迁。 18.《镂板考》七卷 徐有榘撰 写本 此书正祖二十年（1796）命阁臣徐有榘编，是当时中央和地方册板的总录。据正祖《群书标记》云：“世祖朝大提学梁诚之请置奎章阁，以奉御制、峙图籍。又请令列邑开录书籍藏板，上送典校署使之考察。世祖亟称其可行，而未及施用。予于丙申置奎章阁于内苑，建官藏书，多用诚之议。粤二年戊戌下谕诸道，公私所藏刊书板本，并令计开录上自本阁，考察其存佚。……丙辰复命阁臣徐有榘，取中外藏板簿，分门类次，汇成目录。每一书必标其撰人姓名、义例大致，而卷帙之多寡，板本之所在，无不备著而该载。为其专录剞劂之本，故曰《镂板考》。”[61] 徐有榘（1764-1845），字准平，号枫石，达城人。大提学命膺之孙，《奎章总目》撰者徐浩修之子。正祖十年（1786）中进士，十四年登文科。历任翰林待教副学、吏兵判书左右参赞。谥文简公。有《枫石集》。另有《种藷谱》、《林园经济志》、《汉阳岁时记》、《金华耕读记》等。 《镂板考》共七卷，卷一为御撰二十种，御定四十六种，总计六十六种；卷二为经部，计总经类四种，易类六种，书类三种，诗类二种，礼类三礼之属三种、杂礼之属十七种，春秋类二种，四书类五种，小学类五种，总计四十七种；卷三为史部，计通史类十一种，杂史类二种，传记类总录之属九种、别录之属三十五种，掌故类地理之属十种、职官之属一种、政书之属三种，史评类三种，总计七十四种；卷四、卷五为子部，计儒家类四十种，兵家类十五种，医家类七种，天文筹法类四种，术数类堪舆之属三种、占筮之属一种、命书之属四种、阴阳五行之属二种，杂纂类三种，说家类五种，类书类三种，译语类十七种，道家类三种，释家类十二种，总计一百十九种。卷六、卷七为集部，计楚辞类二种，总集类十七种，别集类二百八十五种，总计三百四种。 在册板目录中，此书是惟一依四部分类的，这一方面固然受到中国目录学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徐浩修所编《奎章总目》一脉相承。其《凡例》云：“古今簿录之学有七略、七志、七录、四部、五部之异，而惟唐之经史子集四类为后来书目家不易之例。是书分门立纲，亦用四类，而若其宏纲之中，细目条分，则又损益折衷于历代艺文志、陈振孙《书录解题》、钟音《浙江遗书总录》诸书。” 将御制诸书列于四部之首，也同样有所继承。《凡例》云：“唐徐坚《初学记》，以太宗御制升列历代之前，盖尊尊之大义，宜然也。焦竑《国史经籍志》、朱彝尊《经义考》并遵前规。今另立御撰、御定二目，……冠之四部之首。而亲撰曰御撰，命撰曰御定。”如焦竑《国史经籍志序》云：“以当代见存之书，统于四部，而御制诸书则冠其首焉。”[62]至于“御撰”、“御定”二目，则为徐氏自立。 本书依四部分类，每一类中又按编纂年代著录。六百十种册板中，东国著作占四百九十八种，计高丽八种、朝鲜四百九十种。中国著作占八十五种，另有二十七种著者未详。 本书所著录的册板，是调查了汉城官衙，八道监营，各府、牧、郡、县、书院、寺刹和私家收藏而作成。这是除《大藏经》目录以外，在朝鲜最为详细的册板解题目录。从册板收藏之所来区分，大致有官署、书院、寺刹和私家之别。同一著作也有在不同机构同时刊刻者。兹表列如下：
在官署藏板中，属于中央官署的有十一处，御制类的书几乎都由那里刊刻。地方八道官署七十九处，但庆尚道一地就占二十九处，其册板也占三分之一强。书册板中以文集为多，尤其是陶山书院（李退溪创立）藏板最多，另外书院无佛书册板。寺刹板还是以庆尚道最多，子部所藏多为佛经。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岭南文化的兴盛。 徐有榘又有《林园经济志》一书，其中“怡云志”所附“京外镂板”，也是一个册板目录。从内容上看，它与《镂板考》是一致的，但较为简约。两者之间究竟是何关系？韩国郑亨愚、尹炳泰在《韩国?册板目录》中收录了此书，“解题”认为“京外镂板”可能是《镂板考》的初稿[63]。我认为不是。《镂板考》成书于正祖二十年，徐氏三十二岁，而《林园经济志》则穷其毕生之力完成，时间当在其八十岁前后。从成书时间上看，《镂板考》完成在先。另外，在“京外藏板”的最后，有“镂板考”三字，这正说明“京外藏板”是从《镂板考》中抄出的。 现存《镂板考》有四种抄本，分别藏于汉城大学校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和高丽大学校图书馆。此外，还有1941年6月20日洪命憙校订本，由大同出版社铅印出版。 19.《各道册板目录》不分卷 写本 据首页“道光庚子编”五字，可知本书编于朝鲜宪宗六年（1840），这是对当时朝鲜各地（除咸镜道以外）册板的总记录，并且将藏板区分为完全、刓缺、破伤，旧刊、新刊，私板、官板等，对所用纸张数量也作了仔细记载，可以从中了解当时全国刊刻分布的大致情况。 京畿道：包括北汉二十六种，南汉三十四种，华城府一种，开城府三种。 江原道：包括原州一种，宁越一种、铁原五种。 忠清道：包括文义二种，韩山五种。 黄海道：包括兵营一种，海州五种。 全罗道：包括全州六十一种，罗州三种，绫州二种，南原二种，顺天一种，长城一种，灵岩五种，昌平一种，海南二种，泰仁十八种。 庆尚道：包括庆州二十四种，安东四十一种，尚州二十一种，晋州六种，星州十四种，大邱四十种，蔚山二种，东莱三种，善山八种，仁同五种，漆谷四种，河东五种，巨济一种，居昌三种，清道六种，咸阳三种，永川十四种，醴泉二种，丰基一种，梁山二种，咸安八种，陕川六种，金山三种，庆山一种，知礼二种，高灵一种，玄风五种，军威二种，礼安十种，昌宁一种，泗川二种，安义五种。 平安道：包括平壤四种，宁边四十二种，成川十一种，江西三种。 20.《庆州府校院书册目录》不分卷 写本 本书是高宗朝（1863-1895）庆尚道庆州府的龟岗书院、东江书院、仁山书院和梅月祠所藏书册的纪录。包括书院名、所享人、藏书书目及卷数，计龟岗书院二十八种、东江书院二十种、仁山书院十三种、梅月祠一种，其著录次序除儒家经典外，以被供奉祭祀者的著作居首，如龟岗书院祀李齐贤，故《礼记》十七卷后，即以《益斋集》三卷、《栎翁稗说》一卷相次；东江书院祀孙仲暾，《周礼》七卷后即为《愚斋集》二卷；仁山书院祀宋时烈，《尤庵集》八十卷居首；梅月祠祀金时习，藏书仅有《梅月集》六卷。 21.《岭南各邑校院书册录》不分卷 写本 本书是对庆尚道庆州府的乡校、西岳书院、玉山书院、崇烈祠，安东府的三溪书院、虎溪书院、泗滨书院，尚州府的道南书院、玉成书院、近岩书院，星州牧的桧渊书院、武屹书斋等校院的藏书记录。编撰年代不详。 所谓校院，即指乡校和书院。朝鲜时代的乡校和书院素有藏书的传统，书院的藏书分两类，一类是寺院以私财购入或翻刻，一类是由国家特赐，后者仅限于赐额书院。例如，《中宗实录》三十六年五月丁未条记载，白云洞书院“开基时掘地得铜器三百余斤，贸书册于京师而藏之”。[64]又李滉《迎凤书院记》云：“贸书千余卷以藏之。”[65]此乃书院自行购买者。而据《镂板考》记载，出于书院的册板达一百六十八种，超过寺刹和私家。赐额书院指的是由国家诏定书院名称，并宣赐模写的额板（往往由国王书写），同时还颁赐田地和书籍，免除赋税。据《增补文献备考》卷二百十《学校考九》记载，明宗五年（1550）“赐额曰绍修书院，命大提学申光汉作记，仍颁《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书院赐额始此）”[66]。明宗九年，以郑梦周“生长之地创建书院，扁额、书册、奴婢、田结一依绍修书院例颁降”[67]。本书所涉西岳书院、玉山书院、崇烈祠、三溪书院、虎溪书院、道南书院、桧渊书院等皆为赐额书院。本书“玉山书院”下就著录了宣赐书目，从“《礼记》三十卷”至“《御定朱书百选》三卷”共十五种。 书院有各种院规，其中也有关于书籍的条目，如《绍修书院院规》云：“邑宰子弟，不得擅使书册。”[68]《西岳书院院规》云：“院书册及器用，切勿出院门。”[69]《伊山书院院规》云：“书不得出门。……书出易失。”[70]因此，书院藏书便得到很好保存[71]。 朝鲜时代的教育文库有官学与私学之别。官学系统包括太学（尊经阁）、四部学堂、乡校，私学则为书院。乡校的设置可溯源于高丽朝仁宗年间，至朝鲜时代遍及全国。其书籍来源皆为官方颁赐。《世宗实录》十七年乙卯十一月癸亥条载：“传旨各道监司，《性理大全》及《四书五经大全》，……实理学之渊源，学者当先讲究者也。……欲印置于乡校者，……收其纸以送，则皆许印送。”[72]同书二十三年辛酉十月辛巳条载：“印《直解小学》二百本，颁赐各官、乡校及文臣。”[73]又《文宗实录》元年辛未四月甲戌条载：“礼曹请：平安道慈城郡新设乡校，未有书册，请令诸道板子所在官，印四书三经各二件以送。从之。”[74]至于乡校书库之有目录，则起于成宗朝（1469-1494）领事韩明浍的建议。《成宗实录》五年甲午十二月癸未条载韩氏启云：“州府郡县学校疏阔，……请自今乡校室宇书册，并录解由。……上纳之。”[75]本目录中有关庆州府乡校藏书的记载，就反映了这一情形。 22.《东史·高句丽艺文志》 李钟徽撰 刊本 本文是李钟徽所著《东史》中的一篇，载于其《修山集》卷十二。 李钟徽（1731-1786），字德叔，号修山，全州人。其父廷喆为判府事，他以荫仕官至公州判官。《修山集》为其遗稿，《东史》见于卷十一至卷十三，乃纪传体史书。有本纪四、世家四、列传七、年表三、表三、志十六。其古史观乃以高句丽为中心，故十六志中，属高丽者七（天文志、历志、五行志、选举志、舆服志、百官志、礼志），属高句丽者有六（艺文志、律历志、天文志、地理志、刑法志、五行志），未标明者三（礼乐志、食货志、神事志），但细考后三者，实际仍然以高句丽为中心叙述。又新罗、百济亦往往附见于高句丽（如律历志、地理志、五行志）。这与金富轼《三国史记》以来的史学观是不同的。 三国时代的文献流传后世者极少，本文能纪录者，亦不过“《留记》百卷、李文真《校正》五卷及乙支文德《遗于仲文》诗四句，与夫唐所赐《老子道德上下经》而已”，虽云“今分史家、诗家二类附于后以存其体”，实际亦无可附者。今人李圣仪、金约瑟编《罗丽艺文志》，共著录高句丽二种、百济八种、新罗一百三十五种[76]，可见以文化发达程度论，三国时代实当以新罗为中心。 23.《燃藜室记述别集·文艺典故》一卷 李肯翊撰 写本 本书是一种特殊的书目，乃作者根据各类文献记载辑录而成。 李肯翊（1736-1806），字长卿，号燃藜室，全州人，圆峤李匡师之子。颖悟绝人，著述甚富。其人身历英祖、正祖、纯祖三朝，在朝鲜朝党争时期，强烈主张“少论”之说，及“老论”当政之时，全家被祸，屡遭窜谪，著述亦多亡佚，惟《燃藜室记述》一部流传至今。其书“官职典故”的“登科总目”条止于正祖十八年（乾隆五十九年，1794），则其书当完成于正祖十九年。此书与韩致奫之《海东绎史》、安鼎福之《东史纲目》并称为朝鲜后期三大史书。 《燃藜室记述》分本集、续集和别集，其书博采朝鲜时期野史杂记，仿纪事本末之体，历叙自上古檀君至三国鼎立时代的沿革，分类详述朝鲜太祖朝至肃宗朝政事。别集则依照朝代、祀典、事大、官职、政教、文艺、天文、地理、边圉及历代等主题，一一辑录其典故。李氏虽身受党祸，但其著述却能保持客观，不做偏颇之论。其书“义例”云：“每于各条下书其引用书名，删削其繁冗处虽多，而不敢以己意增加论辨，窃附述而不作之义。自东西分党之后，彼此文籍毁誉相反，而记载者或多偏主一边。余则并为据实收录，以俟后之览者各自定其是非焉。”可见其著述宗旨，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纪录是较为可信的。 本书收录的“文艺典故”见于“别集”卷四，其内容包括学问、文章、笔法、画家、书画家、族谱、铸字、谚解、舆地胜览、经国大典、礼书类、文集、野史类、兵书类、译家类。自“学问”至“书画家”，以人为纲叙述，“族谱”和“铸字”则以事为纲，“谚解”以下乃以书为纲。“文艺典故”辑录资料的下限直到正祖朝，如“铸字”提及正祖时的丁酉字和壬寅字，又引及正祖的《日得录》。本书偶尔有作者直接表达意见处，用“藜述补”表示，如“族谱”中有三则。本书在完成后有续补，用“补”来表示，如“铸字”有两则，“谚解”有一则。又本书引用诸书，略有改动之处，如“文集”引用成伣《慵斋丛话》罗列自崔致远至当时的文集，徐居正之《东文选》原在金台铉《东国文鉴》后，本书改到徐氏《四佳亭集》后，将一人著作归在一起。又如成伣在叙及祖先或兄长的文集时，往往用“我曾祖公”、“我伯氏”、“我仲氏”相称，本书皆为之补出姓名。但有些改动则由于抄书时的草率所致，如崔滋“《东人文》几十卷”，本书抄作“《东人文几》几十卷”；《双明斋集》为李仁老所著（李氏号“双明斋”），本书改作“崔谠”；“《西河集》断简一帙”，本书抄作“《西河集断简》一帙”；崔瀣《农隐集》（案崔瀣号“猊山农隐”），本书误作“崔滋”，等等。又本书一方面将徐居正编著之书归在一起，但崔滋的《东人文》和《补闲集》却分列二处，崔瀣的《三韩诗龟鉴》和《农隐集》也同样如此，体例不一，有可议者。 24.《海东绎史·艺文志》六卷 韩致奫撰 写本 《海东绎史》是韩致瀣据中国和日本的文献记载，上自经传，下至丛稗，引用书目达五百四十余种，积十数年之功而编成的一部纪传体韩国通史，凡七十一卷（一本为七十卷，乃将卷三十二“氏族”并入卷三十一“官氏志二”，其余类目次序亦有所变）。惟《地理考》未及完编而弃世，从子镇书补成十五卷。据其曾孙日东撰《行状》所述，韩致奫，字大渊，号玉蕤堂。英祖四十一年（1765）十一月四日生，三岁丧父，其母备尽鞠养提诱之方。九岁读书通大义，弱冠已驰名升庠，正祖十三年（1789）进士及第。但仕途坎坷，乃专心治学。甚爱蓄书，家藏中东奇书数千种。《海东绎史》为其晚年撰述。纯祖十四年（1814）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五十。阮堂金正喜挽之云：“宏雅王伯厚，精博顾亭林，以此评君者，犹非识君深。”[77] 《艺文志》是《海东绎史》中篇幅最大的部分，共十八卷（自四十二卷至五十九卷），其中四十二卷至四十五卷为“经籍”，四十六卷为书画碑刻，四十七卷至五十八卷为诗文作品，五十九卷为杂缀。其“经籍”类分总论、本国书目、中国书目，书目下又依经史子集分类。“总论”是以时代为序，记述中日韩三国的书籍交流、读书风尚、书籍存佚及藏书制度。“本国书目”指本国人撰写或在本国印行的书籍。“中国书目”指中国人撰写的著作中涉及中韩或日韩图书交流的书籍。在“中国书目”之末专立“东国记事类”，专门著录中国人记载东国事物的书籍。 由于此志皆根据作者耳目所及的中国或日本的文献，并引用其中有关三国图书关系的资料编辑而成，因此，其著录的书籍从数量来说并不多，但却为研究历代中韩日三国的书籍交流提供了一个基本资料，因而值得重视。另外，中日典籍中的记载有时并不准确，作者也有必要的案语以作说明。例如，自欧阳修《日本刀歌》中说“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以来，中国的文献中，常有高丽、日本藏百篇尚书的记载，本书则引用申维翰、元重举与日本文人的交谈，予以辨证。又如《朝鲜史略》，《浙江书目》和《四库全书总目》皆谓撰人姓名不著，本书案语曰：“按《东国史略》有二种，一则太宗三年癸未命权近与河仑、李詹同修撰进者，一则世祖朝高灵君、申叔舟所撰。”又如《三韩诗龟鉴》，《异称日本传》称选者为“赵玄仡”，本书案曰：“赵玄仡当作赵云仡。”又如“李达《荪谷集》”下案语云：“《列朝诗集》载荪谷诗三十六首而不载姓名，竹垞《诗综》既载李达诗一首，又载荪谷诗五首，而曰不详其名。中国人记外国诗，毋怪其疏漏如此。”东亚图书交流是汉文化圈研究的重要课题，虽然本志辑录的材料尚不完备，但对于今人的研究仍然是可资参考的。 25.《东国通志·艺文志》二卷 朴周钟撰 稿本 《东国通志》是朝鲜纯祖至高宗朝学者朴周钟所撰，纪录新罗至朝鲜朝制作典章沿革损益之事。据权相翊《山泉先生朴公行状》所述，此书乃“仿《汉书》‘十志’，而加学校、选举、百官、舆服为‘十四志’。上自檀、箕，至我纯庙，制度沿革，了然可考。”[78]共二十四卷。“艺文”为十四志之一，共二卷（卷之十六、十七）。全书编定于高宗五年（1868）十月。 据《醴泉邑志》记载，朴周钟（1813-1887），字闻远，号山泉，咸阳人佥知弼宁之子。学行纯笃，文章雄博。除本书外，还著有《四七考证》、《乡约集说》、《勉学类鉴》等书，有《山泉文集》十四卷。及卒，会葬者八百余人。 本书《艺文志》分上下篇，上篇分二十一类，约略为经史子三部，下篇为集部。写法亦仿照《汉书·艺文志》，首列序文，其次依类著录，每类之后有论，结构同于《汉志》。上篇序文历叙自箕子东来经新罗、高丽至朝鲜正祖时代与中国的图书交流，可谓一图书交流简史。同时揭示其著录之书，乃“追原前代，参以国朝之掌故，著于篇”。全书著录图书二千一百六十余种，每书之下，略记作者名号、时代、仕履、谥号等，似仿《千顷堂书目》。上编是经籍（凡五十余家总二百五十余卷）、儒家（凡百余家总四百八十余卷）、史家（凡百余家总七百三十余卷）、华史记述（凡七十余家总二百七十余卷）、文编（六十余家总七百余卷）、御制文编（总百余卷）、诗歌（诗二百二十余卷，歌五十余曲）、御制诗歌（总千余篇）、表赋（总二十余卷）、字书（总二十余卷）、杂纂（凡九十余家总三百余卷）、典章（编录总三百余卷）、象纬（凡二十余家总三十余卷）、舆地（总一百二十余卷）、农家（总一十余卷）、兵家（总六十余卷）、医家（总八十余卷）、卜筮家（总十余卷）、译家（总六十余卷）、阴阳家（总十余卷）、释家（总七十余卷）。下编为集部书，分文集、闺秀集、傍流集、释子集。“儒家”的位置仅次于“经籍”，而在“史家”之前，表示对儒学的尊重，不混同于一般的子部。卷首开宗名义云：“道与文不可歧而二之也。古之君子深明道，则其言灿然而成章，非以为文也。不明乎道而徒事乎文，言虽工而不达乎理，恶足以为文乎？”完全是儒家的文道观。其“儒家类”论曰：“程子曰：孟子没，千载无真儒。而真儒之兴，肇自吾宋周、程、张、朱方得粹然著于天下。”“华史记述”专门著录中国典籍中有关海东记录的文献，也包含了日本文献，如《和汉三才图会》、《吾妻镜》。“文编”至“表赋”属集部，“字书”属经部，“杂纂”至“舆地”属史部，“农家”至“释家”为子部。下编为集部，其序重申为文当“先明乎道”。总之，其分类虽不免混乱，但大致尚依照四部法进行。 此书仅存作者手稿本，故原书有添加或删改之笔迹。 26.《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九卷 刊本 本书是海东历代文物制度之汇集，历经英祖、正祖和李太王时期而成。 追溯此书之形成，始于英祖朝金致仁等撰修之《东国文献备考》。据《英祖实录》四十五年（1769）十二月壬申条云：“命刊《东国文献备考》。其书凡例悉仿《文献通考》，而只搜辑我朝事，选文学之臣以领之，昼夜董役。”[79]次年完成，前后不到半年时间。书成，凡十三考一百卷，即象纬、舆地、礼、乐、兵、刑、田赋、户口、财用、市籴、选举、学校、职官。但成书匆促，阙误难免。所以安鼎福《与洪参判名汉书》四通就有对此书的考误，丁若镛也专门有《文献备考刊误》。正祖六年（1782）李万运又补续之。据《群书标记》六记载：原书“开局日月，未满半载，承命诸臣，又皆分任编摩，其体裁之或相牴牾，事实之或有疏误，亦其势宜然也。予思欲重加订正，以继述志事。会闻荫官李万运颇娴东国典故，遂举而畀之。规模则一遵原书，叙述则博考群籍，勘证其讹谬，补直其阙略。又以原书出后典章，汇类附入”[80]。至二十年（1796）全书完成，增加了物异、宫室、王系、氏族、朝聘、谥号、艺文七考，凡二十考二百四十六卷，易名《增订文献备考》。书成而未能刊印。至李太王时，又命阁臣在原书基础上删繁就简，以“物异”附于“象纬”，“宫室”附于“舆地”，“王系”改为“帝系”而以“氏族”附之，“朝聘”改为“交聘”，“谥号”附于“职官”，凡十六考二百五十卷。全书完成于李太王十年（1906），纪事止于八年，又更名《增补文献备考》，于隆熙二年（1908）以铅活字印刷。 《艺文考》始出于正祖朝李万运修撰本，今本与李本的差别，据凡例称：“李本《艺文考》，书籍一以入梓者分类载录，然文字之显晦，不系乎作者之深浅，后人之取舍，未必有一定之公眼。故今无论入梓未入梓，并随宜载录。”今本《艺文考》共九卷，分十九类：1.历代书籍，下分总论、购书赐书、献书、进书中朝、华史中记东事编目五子目，可称中韩书籍交流简史。2.历代著述，是新罗时代至李太王光武七年（1903）的书籍史。3.史记。4.御制，从箕子《洪范》至哲宗朝；又御定，自高丽太祖至光武七年。5.儒家类，共二百五十二种。6.典章类，共五十六种。7.文章类，共四十三种；附歌曲类，共三十九种。8.故实类，共五十九种。9.纂辑类，共七十六种。10.象纬类，共十九种。11.舆地类，共三十六种。12.兵家类，共十八种。13.字书类，共十九种。14.抄集类，共十种。15.译舌类，共十一种。16.医家类，共十四种。17.农家类，共四种。18.释家类，共十九种。19.文集类，依一般文集、闺秀、释子为序著录，共一千八十二种。 本书著录典籍，往往引用相关资料以资发明，若有问题则加案语说明之。如“历代书籍，进书中朝”引用明胡应麟《甲乙賸言》云：“国初，朝鲜献《颜子》，朝议以为伪书，却之。”案语云：“《賸言》所谓国初，指明之初载也。国初献书之事，不见于东国记载。且颜子早世，无著书之事。若有之，岂不概见于通纪、学统之流？而中国所无之书，东国顾安得有之？应麟之说，不攻自破耳。”又著录诸书，多能注明其存佚，如“文章类”著录《李翰林集注》、《柳文事实》，二书为高丽朝文淑公崔惟清奉诏撰，皆注明“今不传”。又有互见例，用“详见”、“见”、“注见”等表示。 注释： [1] 《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2] 《元史》卷三十四《文帝纪》载文宗诏，页751，中华书局，1976年版。 [3] 《奎章阁志》卷一“内阁”，页19-20，汉城大学校奎章阁，2002年版。 [4]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朝鲜王朝实录》，第45册，页210，1955年版。 [5] 同上，页211。 [6] 《奎章阁志》，页67。 [7] [16] [26] 《朝鲜王朝实录》，第45册，页249。 [8] 《奎章阁志》，页402。 [9] 《正祖实录》五年六月庚子条，《朝鲜王朝实录》，第四十五册，页249。 [10] 《弘斋全书》卷百八十三，《韩国文集丛刊》影印本，第267册，页558，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版。 [11] 《奎章阁志》，页18。 [12] 同上，页65、68。 [13] 《高丽史》上，页76，亚细亚文化社影印本，1983年版。 [14] 《宜和奉使高丽图经》，页139，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5] 《弘斋全书》卷百六十一《日得录》一，《韩国文集丛刊》本，页148。 [17] 《四库全书》本。 [18] 朝鲜总督府编《朝鲜图书解题》史部“目录类”，页148，韩国图书出版民族文化，1995年影印本。 [19] 此文收入《朝鲜史と史料》（末松保和朝鲜史著作集6），页246-247，日本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 [20] 《朝鲜王朝实录》第45册，页673。 [21] 《朝鲜王朝实录》第46册，页258。 [22] 同上，页349。 [23] 同上，页590。 [24] 参见《奎章阁志》卷一“建制”。 [25] 《古鲜册谱》二，页1082，韩国图书出版民族文化，1995年影印“东洋文库”本。 [27] [28] 《奎章阁志》卷一，页22。 [29] 《韩国书志学》，页45，韩国民音社，1992年版。 [30] 《奎章阁藏韩国本图书解题》“史部”4，页536，汉城大学校图书馆，1984年版。 [31] 徐有集《林园经济志》五，页387，韩国保景文化社，1983年版。 [32] 《奎章阁藏韩国本图书解题》“史部”4，页535。 [33] 参见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史料丛考》韩国编，页87，韩国亚细亚文化社，2001年版。 [34] 安鼎福编《星湖僿说类选》卷九上，页278，韩国明文堂，1950年版。 [35] 《樊岩集》卷三十三，《韩国文集丛刊》第236册，页75，韩国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 [36] 《与书》，《洛下生集》册十《因树屋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90册，页364，韩国景仁文化社，2002年版。 [37] 《答书》，同上注，页365。 [38] 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七，页230，韩国东国文化社影印本，1959年版。 [39] 《经国大典》“礼典”，页284，韩国保景文化社影印本，1995年版。 [40]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页21-23。 [41] 《奎章阁志》，页23。 [42] 同上注，页61。 [43] 《旅轩集》卷八《金上舍字说》，《韩国文集丛刊》第60册，页149，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 [44] 《海东文献总录》，页4，新韩书林影印本，1969年版。 [45] 《东国李相国集后集》卷十一《新序详定礼文跋尾》，《韩国文集丛刊》第2册，页242，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 [46] 《高丽史》下，页249。 [47] 《敬窝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第100册，页379，同[43]。 [48] [51] 《先考右副承旨赠领议政府君家状》，《渊泉集》卷三十五，《韩国文集丛刊》第294册，页96，景仁文化社，2002年版。 [49] 洪显周《家状》，《渊泉集》卷四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94册，页243。 [50] [52] 《洪氏读书录序》，《渊泉集》十八，《韩国文集丛刊》第293册，页399。 [53]《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首载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四库全书》本。 [54] 《泽堂集》卷九，《韩国文集丛刊》第88册，页154。韩国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 [55] 《考事撮要の册板目录について》，文载《东洋学报》第参拾卷第二号，1943年5月。 [56] 《古鲜册谱》一，页532-535。 [57] 朝鲜史编修会编《眉岩日记草》四，甲戌五月二十四日，页381。朝鲜总督府，1938年版。 [58] 韩国保景文化社，1995年版。 [59] 《考事撮要の册板目录について》。 [60] 卢思慎等撰《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三十三，页577。韩国明文堂影印本，1994年版。 [61] 《弘斋全书》卷百八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页577。 [62] 《明史·艺文志》附编，页783。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3] 《韩国?册板目录》（补遗·索引），页212。保景文化社，1995年版。 [64] 《朝鲜王朝实录》第18册，页446。 [65] 《退溪集》卷四十二，《韩国文集丛刊》第30册，页448。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 [66] [67] 弘文馆纂集校正《增补文献备考》卷二百十，页1。隆溪二年活字本。 [68] 转引自柳洪烈《朝鲜に於ける书院の成立》，《青丘学丛》第三十号，页103， 1937年11月。 [69] 同上注，页104， [70] 《退溪集》卷四十一，页430。 [71] 韩国李春熙《朝鲜朝?教育文库???研究》，其书附录有“现存书院藏书目录”和“现存乡校藏书目录”，资料甚详。即便在今天看来，书院藏书也大大超过乡校藏书，这应该与朝鲜时代的藏书传统有关。见页89-296。景仁文化社，1989年版。 [72] 《朝鲜王朝实录》第3册，页657。 [73] 《朝鲜王朝实录》第4册，页367。 [74] 《朝鲜王朝实录》第6册，页372。 [75] 《朝鲜王朝实录》第9册，页170。 [76] 韩国弘文书馆，1964年版。 [77] 韩日东《玉蕤堂韩公行状》引，《韩国史书丛刊》4《海束绎史》附录，页527。韩国骊江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版。 [78] 《山泉先生文集》附录。 [79] 《朝鲜王朝实录》第44册，页3420 [80] 《弘斋全书》卷百八十四，页577。  史学研究 分享史学研究新资讯  欢迎 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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