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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代神农氏即首代神农炎帝姜轨“有天下”考实之中 其次考首代神农炎帝姜轨初国伊，继国耆，称伊耆氏于伊水畔。神农炎帝姜轨“长于姜水”，在姜氏城始为部落继为国家后，即向东迁徙伊水。当时帝姜轨居姜氏城纳承桑氏女为妃，生姜堇诸子，全族繁衍，还是一个游牧部落而非农业国，不可能久居姜氏城。帝姜轨部落自姜氏城旋即迁于何地，较早的史籍并无明确记载此事。唯独《路史》卷十二《炎帝纪》倒有“炎帝……初国伊，继国耆”【174】一句话，说明帝姜轨部落由姜水徙伊、耆两地；同书卷二十四《国名纪·炎帝后姜姓国》复有“伊，盖亦上世所国，今洛之伊阳县有伊水”及“耆，侯爵，自伊徙耆，爰曰伊耆”【175】二条记载，进而说明帝姜轨部落由姜氏城东迁伊水畔正式建国，始为伊侯，继为耆侯。查《山海经》、《<水经>注》有关伊水的记述，不见类似《路史》的炎帝迁伊水或炎帝居伊、耆的任何说法。《路史》的“炎帝……初国伊，继国耆”说究竟何所本，罗泌、罗苹父子例外地未加注文交代。我们亦还找不到更早时代文献资料的可视作罗泌说滥觞的直接证据。《<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历代资治通鉴>轩览》后来都未曾转录“炎帝……初国伊，继国耆”这条记载，或许正反映两书对《路史》的说法持保留态度。不过也非所有宋以后史家都不信《路史》上述记载。《<通鉴>续编》卷一《三皇》接续直书“炎帝神农氏……其初国伊，继国耆”【176】，《<竹书>统笺》卷首下《炎帝神农氏》再续直书“炎帝神农氏……其初国伊，又国耆”【177】，均可证陈桱、徐文靖几乎一定不动照搬《路史》原文记载，对罗泌说法是笃信不疑的。陈桱、徐文靖在照抄首代炎帝初徙伊、耆史料一事上是否过于轻率相信了罗泌？倒未必。如果虑及《管子》卷二十四《轻重戊》内本有“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乃知谷食”【178】的说法，复留意下文将详述的《管子》与《路史》载及神农“树五谷”之地淇山与其所徙伊、耆两地恰恰同处河南境这点恐非无缘无故巧合，便知首代神农氏早年即行迁徙的历史传闻来源甚古，虽未能本证炎帝姜轨“长于姜水”后徙伊水初为伊侯继为耆侯诸情，却已可旁证帝姜轨号神农氏前自姜氏城或他处东迁河南淇山之阳一事。炎帝姜轨在首号神农氏前确曾姜氏城或他处迁往淇山一事，表明帝姜轨在此前或已由姜水徙伊水诸情极可能属实。帝姜轨迁淇山当在其徙伊水之后，不该在其迁伊水之前，“长于姜水”后的帝姜轨始徙伊、耆两地为伊侯、耆侯，再迁淇山之阳“树五谷”号神农氏，合乎首代神农氏初为部落领袖或地方诸侯后才有条件继为部落联盟大酋长或天下共主的远古国家史实发展的情理。《管子》的“神农作……淇山之阳”的说法，有力旁证《路史》的“炎帝……初国伊，继国耆”记述应为可信的，有所本的，只可惜罗泌用作依据的相关文献或已湮没，或尚未被学者发现而已。我们目前祗发现上引《路史》下文“故氏伊耆”【179】一句即有许多出典就是一证，亦详后述。《路史》的“炎帝……初国伊，继国耆”一条所述事实，该是神农炎帝姜轨居姜氏城，纳承桑氏女为妃，生姜堇、姜权、姜不浩、姜耑四子后，始东徙伊水，初居伊为伊侯，继居耆为耆侯。 神农炎帝姜轨东徙伊水，“初国伊，继国耆”，后号伊耆氏。当初《路史》有关帝姜轨居伊、耆一事的全部文字记述是：“炎帝……初国伊，继国耆，故氏伊耆”【180】。和《路史》的“炎帝……初国伊，继国耆”这上句祗仅见其后《<通鉴>续编》、《<竹书>统笺》两本书如前述照录之情不同，该书的“……故氏伊耆”那下句却履见其前后《<资治通鉴>外纪》、《通志》、《皇王大纪》、《<通鉴>续编》、《<竹书>统笺》多部书的“一曰……伊耆氏”【181】、“亦曰伊耆氏”【182】、“又曰伊祁氏”【183】、“故又号曰伊耆氏”【184】、“又号伊耆氏”【185】等类似记载。《通鉴外纪》诸书皆载神农氏一号伊耆氏，足证《路史》的“炎帝……故氏伊耆”记述更是可信的而非杜撰的，亦可再次旁证上述同书前句的“炎帝……初国伊，继国耆”云云不可能向壁虚招。《路史》的炎帝“故氏伊耆”记述，其实还有比《<通鉴>外纪》尤要古老得多的文献依据，此依据就来自前文提到过的《礼记》和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记>正义》。《礼记》卷五《郊特牲》初说：“伊耆氏始为蜡，……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186】，《<礼记>注疏》卷二十六《<郊特牲>注》接说：“伊耆氏，故天子也”、“先啬，若神农者”【187】，同书卷二十六《<郊特牲>正义》继而说：“伊耆氏，神农也”【188】，三书互为印证，最早宣示神农氏一号伊耆氏。《路史》的炎帝“故氏伊耆”说直接源自《礼记》及其《注》、《正义》，该说法理当无可置疑。可继续讨论的问题，祗剩下神农氏为何号伊耆氏，神农诸帝是否通代号伊耆氏。对于神农氏为何号伊耆氏的问题，《<通鉴>外纪》当初不作解释，《<礼记>注》本来未曾明言，按《<礼记>正义》同卷下文“以其（首代神农氏——笔者）初为田事，始为蜡祭，以报天也”【189】的说法，暗示神农氏号伊耆氏似因“其……始为蜡祭”所致，此说法可视做伊耆氏之号起于祭祀说，而按《路史》的炎帝“初国伊，继国耆，故氏伊耆”的上述行文，意谓神农氏号伊耆氏实缘“初国伊，继国耆”故，彼说法又可视作伊耆氏之号起于地望说，彼此二说各歧异。比勘两说是非，伊耆氏号起于祭祀说一开始便受到孔颖达怀疑，谓“神农氏始为蜡，岂自祭其身以为先啬乎”【190】，其说本存在自相矛盾，信者不多；伊耆氏号起于地望说到后来却得到陈桱、徐文靖发挥，先后谓神农氏“初国伊，继国耆，合而称之，故又号曰伊耆氏”【191】、“其初国伊，又国耆，合而称之，又号伊耆氏”【192】，其说颇可能一脉相承前代底本，疑者较少。神农氏为何号伊耆氏初徙伊、耆两地而起这一相对少一点史家异议的答案。对于神农诸帝是否通代号伊耆氏的问题，《<<通鉴>外纪》以下诸史书均语焉弗详，《<礼记>注》原本亦何曾置一喙，《<史记>正义》上述同卷后文引“皇氏云：‘神农，伊耆一代总号’”【193】，这句既能作“伊耆一代”总号“神农”又能作神农整代通号伊耆解，明示神农诸帝通代号伊耆氏，似可看作问题已有一定答案。再查此位“皇氏”即皇侃接下复云神农“其子孙有天下者，始为蜡”【194】，固然在否定首代神农“始为蜡”的同时并未否定首代神农炎帝号伊耆氏，却又于肯定首代神农氏“其子孙……始为蜡”的同步即行反复肯定神农诸帝整代总号伊耆氏，更似可进一步坐实问题的以上答案。神农诸帝是否通代号伊耆氏又一问，似乎亦已有了其说因前人持定论而可立这一比较无史家争议的答案。唯我们认为，此皇侃所作的神农诸帝通代号伊耆氏的答案，仍存在诸多难解疑点。疑点在倘以前引《礼记》卷八、《<礼记>注疏》卷四十六的“烈山氏之有天下者，其子曰农，能植百谷”【195】和“若神农……其子曰农能植百谷者，唯厉山氏后世子孙名柱能植百谷”【196】二语，参证上述《<礼记>注疏》卷二十六的“神农……以其初为田事，故始为蜡”【197】和神农“其子孙……始为蜡祭”【198】二语，即知皇侃所谓神农“其子孙……始为蜡祭”一句的“其子孙”云云应是“其子”两字之误书，仅能证明首代神农氏及其子二代神农氏俱曾因“为田事”、“种百谷”故“始为蜡”被尊作“先啬”或“司啬”而同号伊耆氏，岂能证明整代神农诸帝也曾因“为田事”、“种百谷”故继为蜡却被误认做“始为蜡”者而仍袭号伊耆氏。无论从“初为田事”抑或从“始为蜡祭”的上述伊耆氏号起于祭祀说的本意来看，继为蜡的子孙不会冒充“始为蜡”的祖宗，未作过“先啬”或“司啬”的后代不能混同作过先啬或司啬的前辈，号伊耆氏的神农氏仅仅只能是首代神农氏和二代神农氏即神农炎帝姜轨和神农炎帝姜柱，而不能是其第三代后的神农氏即神农炎帝姜庆甲以下的诸炎帝。疑点还在前述《帝王世纪》（辑本）及苏辙《古史》甚至《<通鉴纲目>前编》、《<历代通鉴>轩览》等书原本皆不载神农氏一号伊耆氏或神农诸帝通代总号伊耆氏只语，《补史记·三皇本纪》干脆仅云神农氏“作蜡祭”【199】却讳言其曾否一号伊耆氏，《<通鉴>外纪》、《通志》、《皇王大纪》、《<通鉴>续编》、《<竹书>统笺》诸书均祗说首代神农氏一号伊耆氏而未说神农诸帝整代总号伊耆氏，记神农氏一号伊耆氏的书已远远比载神农氏又称炎帝的书要少得多，记神农诸帝通代总号伊耆氏的书除了一部引皇侃说的《<礼记>正义》外更几乎绝无仅有，确凿反证较早或稍晚的史家多不认可此神农诸帝整代号伊耆氏之说。神农氏整代中称伊耆氏的只能是神农氏一、二代即神农炎帝姜轨、姜柱二位，神农诸帝通代号伊耆氏一说几无任何史书记载的事实不问其缘何故都不足为怪。疑点更在上文已考证《路史》、《<通鉴>续编》、《<竹书>统笺》都昭告的伊耆氏号起源地望说即起于首代神农氏曾迁居伊、耆两地之故一说，首代神农氏实由伊侯、耆侯进而号伊耆氏本极其自然，现再翻脸《<通鉴>续编》卷一及《<通鉴纲目>前编》、《<历代通鉴>轩览》卷一《炎帝神农氏》或《神农氏》接连重申的“炎帝别子曰柱……佐帝播种五谷”【200】、“炎帝有别子曰柱，佐帝播种五谷”【201】诸记载，便可知神农炎帝姜柱亦曾长期佐“帝”即辅佐帝姜轨治国，二代神农氏或因随其父称伊耆氏前后迁居该地教民故而跟着同号伊耆氏也不悖常理，复参阅《历代神仙通鉴》首集二卷九节上半《救亢阳赤松施雨》披露的首代神农“即帝位……命子堇居于伊水，子邛居于耆田”【202】一资料，此资料与前考同书其它资料一样该非无根语，又可知神农炎帝姜轨称帝后即另封其子姜堇、姜邛代替他继国伊、耆两地，伊耆氏一号在首代神农氏或至迟在二代神农氏后当降为地方诸侯名号而不再属天下共主尊号，此后新伊侯姜堇、耆侯姜邛及其子孙应接过伊耆氏名号，继为天下共主但又未续居伊、耆两地的第三代以下神农炎帝定当再无自我降格与诸侯一同混称伊耆氏的道理。无论从“初国伊，继国耆”抑或从迁居伊、耆两地的上述伊耆氏号起于地望说的实情来看，都只能是首代神农氏和二代神农氏即神农炎帝姜轨和神农炎帝姜柱俱以曾居其地的共主身份称伊耆氏，而不能是第三代后的神农氏即神农炎帝姜庆甲以下诸炎帝别以未曾居其地且又降与诸侯新伊侯、耆侯同等级的身份复称伊耆氏。炎帝姜轨与炎帝姜柱父子同号伊耆氏，一道教民耕种，各自被尊作“先啬”或“司啬”的“始为蜡”者，在后来的某些书中为此故造成首代、二代神农氏彼此名号、世系和在位年的互相混淆，这个问题的梳理，且留待后文。伊耆氏姜轨、姜柱父子一道教民耕种，其事当在姜轨号皇神农、称烈山氏与炎帝并纳尊卢氏女为妃生姜邛、姜柱诸兄弟等情后，这里为行文方便先予简要插叙，详述一并留待后文。《路史》的“炎帝……初国伊，继国耆，故氏伊”一条所述全部事实，该是神农炎帝姜轨姜氏城，纳承桑氏女为妃，生姜堇、姜权、姜不浩、姜耑四子后，始东徙伊水，初居伊为伊侯，继居耆为耆侯，后故称伊耆氏，此为首代伊耆氏；其子姜柱随首代伊耆氏教民耕种五谷，后亦称伊耆氏，彼为二代伊耆氏；伊耆氏号皇神农即烈山炎帝位另封姜堇、姜邛兄弟续任伊侯、耆侯、新伊侯、耆侯及其子孙在炎帝姜庆甲以下世接过祖宗原先名号，后故复称伊耆氏，此伊耆氏又为诸侯名号而非共主尊号；从此时起，作为共主的炎帝姜庆甲即第三代神农氏以下诸炎帝，不复称已作为诸侯的伊耆氏号。 再次考神农炎帝姜轨称伊耆氏后，教民耕种，号皇神农在淇山之阳。炎帝姜轨教民耕种，兴农业，遂由伊耆氏，进而号皇神农。帝姜轨称伊耆氏又号皇神农和神农氏，历来的各种书对这件事采取了好多种不同的写法。一种写法为语及神农氏或神农氏某些事特别是其和农业有关的事，又不直接言明神农氏号或炎帝得神农氏号之来由。春秋甚至春秋前，前述《周易》卷下《系辞》和《周书》某卷残文首载“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日中为市”【203】、“神农之时……耕而种”【204】，《世本》全卷或卷下《帝系篇》首载“炎帝神农氏”【205】、“炎帝即神农氏”【206】，《左传》卷十三、十六《昭公十七年》及《哀公九年》和《国语》卷十《晋语》四首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207】、“炎帝为火师”【208】、“昔少典……生黄帝、炎帝”【209】，那是我国先秦经书和史书记载“神农氏”、“炎帝神农氏”及“炎帝”名号或神农炎帝所作此事彼事的最初写法。诸书那些写法，有的笼统言神农氏治世诸名号，有的分别说神农氏“耕而种”、“日中为市”的某几件史实，行文各呈不同特色，也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纵然个别书文内已接近道出首代神农氏因何得该号的细节，却尚未来得及明文交代其是否纯缘教民耕种一事故号神农氏，可谓未直言神农氏号相关历史根由的一种写法。又一种写法为亦未坦陈神农氏得号历史缘由，但隐约言神农氏号本天生或神授。两汉以来，上引《春秋元命苞》卷上说“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童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子，人面龙颜，好耕，是谓神农”【210】，或说“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211】，《春秋命历叙》说“有神人名石年，苍色大眉，戴玉理，驾六龙，出地辅，号皇神农”【212】，那是我国汉后纬书记载神农氏命名神秘来历的较早写法。《春秋元命苞》、《春秋命历叙》原书久逸。《路史》引《元命苞》文较详，作安登感“神童”云云并有“神子……好耕”句，《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同书文略简，另作安登感“神龙”云云且无“好耕”语，彼此文字又稍异。两书那些写法，有个共通之处，在非言“神龙……生神农”、“神通……生神子……谓神农”，便云“神人……驾六龙出地……号皇神农”，归为一句话就是说神农氏系神生的且其号也是与生俱来的，即便前种树某本子又附一句意谓神农得号缘“好耕”，仍不过是缘神奇的“神子……好耕”而非其它故，至于该书各本俱婉示安登一生下其“龙”子或“神”子即命名为社农之本意则毫无区别，可谓将神农氏得号历史完全神话化的一种写法。另一种写法为明白述出神农氏号或炎帝得神农氏号源自其教民耕种一事。汉至两宋，刘歆《世经》首载“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213】，班固《白虎通义》卷上《号》和应劭《风俗通义》卷一《三皇》继载“神农……教民耕作……故谓之神农”【214】、“神农……教民耕种，美其衣食，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215】，萧吉《五行大义》卷五《论五帝》、司马光《稽古录》卷一《神农氏》及前述皇甫谧《帝王世纪》辑本、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苏辙《古史》卷一《三皇本纪》和郑樵《通志》卷一、南轩《<通鉴纲目>前编》引《<通鉴>外纪》别本异文再续载“炎帝神农氏……始教民耕农，尝别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牺牲之命，故号神农”【216】、“炎帝神农氏……教民播种百谷，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春耕夏耘，秋获冬藏，民食以充，故号神农氏”【217】、“炎帝……始教天下种谷，故人号曰神农氏”【218】、“炎帝神农氏……始教耕，故号神农氏”【219】、“炎帝……教民稼穑，故曰神农”【220】、“炎帝神农氏……教民艺五谷，故谓之神农”【221】、“炎帝……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始教民艺五谷，而农事兴焉，……故号曰神农氏”【222】，那是我国汉后史书或子书记载神农氏取号缘起教民耕种的较早写法。诸书那些写法，文字表述稍有出入，唯各自清楚表明首代神农氏即神农炎帝姜轨因最早教民耕种故得该号的意思全相同，可谓开始直言神农氏得号某一现实历史根由的一种写法。此外，还有《<</SPAN>资治通鉴>外纪》卷一、《<</SPAN>历代通鉴>轩览》卷一载及首代神农氏“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天下号曰神农”【223】、“始制医药，……由是民无天札之患，天下宜之，故号神农氏”【224】，《路史》卷十二和胡宏《皇王大纪》卷一《三皇纪》载及神农炎帝姜轨“众金货，通有亡，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故天下号曰皇神农”【225】或首代神农氏“有子曰柱，能治百谷百蔬，与民并耕而食，发教于天下，使之积粟，国富民安，故号曰神农氏”【226】，《<通鉴>续编》卷一、《<竹书>统笺》卷首下无一言载及神农氏为何称该号，这样一些史书或称神农氏得号于其“始制医药”，或谓神农炎帝得号于其首代甚至二代所有致天下国富民安政绩，或曰首代神农氏得号于何故不可知的三种不同写法，均已出现在晋以后。神农氏或皇神农在历史上究因何事有此号，诸书之见不一，歧义纷呈，大致归纳以下，共有上列六种。此六说中，《春秋元命苞》等纬书持首代神农氏命名本天生神授说显不可信，《<通鉴>续编》或《<竹书>统笺》等史书持神农炎帝建号来由无考说又何需置辩，只剩下其余经史子书四说，值得一议。彼其余四说内，《周易》、《周书》等书及随后《世经》、《风俗演义》等书所立说行世较早，影响最大，《<资治通鉴>外纪》等书与《路史》等书所立二说历时较晚，影响很小，孰优孰劣，原不难分辨。《外纪》等谓首代神农氏缘始制医药得名，该说祗说明其因此在民间传说中宜名药皇氏，却未说准其在历史上为何遂号神农氏，实则无异牛头不对马嘴，何曾切中神农氏得号原委的要害。《路史》等谓炎帝姜轨或炎帝姜柱得神农号因其“日中为市”、“治百谷百蔬，与民并耕而食”诸致“国富民安”功绩所致，该说失之泛泛，仅可说明其为此应号某氏某氏而无可说清其缘何独号神农氏，且该说中后一立说者胡宏更难免混淆帝姜轨、帝姜柱二帝“与民并耕”诸治绩之嫌，说详下文，实际上仍未一矢中的，何曾揭开首代神农氏得号本事的真貌。真正认准首代神农氏得号主要历史根由的说法，只能是《周易》等书及随后《风俗演义》等书所持二说。《周易》等所持说，提到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和“耕而种”的事实，实已接近后世的神农炎帝教民耕种说之本义，嫌不足者祗是，该说未有行文说明首代神农氏“为耜”、“为耒”和“耕而种”是为“教民”而“耕种”，更未能用语说白当初炎帝姜轨教民耕种恰恰是其得号神农氏的根本原因。《风俗演义》等所持说，确立首代神农氏“教民耕种……故为神农”的说法，直接承袭前代的神农炎帝曾“为耜、为耒”一说而来，自然就看准炎帝号神农氏的真正历史根由。没有《周易》等书的神农氏“斫木为耜”说，就不会有《风俗演义》等书的炎帝“教民耕种……故为神农”说，二说是有联系的。可是如没有《风俗演义》等书的炎帝“教民耕……为神农”说，而光有《周易》等书的神农氏“为耜”说，就不能说清楚炎帝何故号神农氏一事，二说又是有区别的。唯有《风俗演义》等所持炎帝“教民耕种……故为神农”说，而非别种书的其它说法，才对炎帝姜轨何故号神农氏的问题，提供了一份准确的科学答案。炎帝“教民耕种”而号“神农氏”、“皇神农”，神农氏的“神”字原谓神奇貌，皇神农的“皇”字亦本含“皇，大也”【227】的意思，借用当代的大白话来阐述，就是讲炎帝姜轨教人民学会耕种，振兴农业，所以被他的国家或部落内外人民称呼为神奇的农耕者和伟大的神农氏。炎帝姜轨教民耕种，从那时起伊耆氏国家及其周边地区有了畜牧业后又有农业，开始由游牧国向农业国发展，这在上古历史上实属破天荒之盛举，故帝姜轨被其国家或部落民众尊称神农氏、皇神农，也是十分自然和合理的事。“教民耕种”的首代神农氏其人是凡人，至多是圣人。《风俗演义》等所持炎帝“教民耕种……故为神农”说，讲的完全是历史，是当时现实的历史，不是后世理想的神话，不含有任何神秘感或神奇性内容。神农炎帝姜轨的“教民耕种”其事非传说，原本是信史。后文再详考的炎帝姜轨“教民耕种”号神农氏及皇神农的好些细节，将进一步证实此事完全是上古时代我国一件可考信的真实历史。前文考证的炎帝姜轨“教民耕种”故号神农氏及皇神农的部分事实，应是帝姜轨在初国伊、又国耆，进而于伊、耆两地首称伊耆氏后，复因其教民耕种开创农业之事而非别事，得到当时的国家或部落联盟内外民众的拥戴，继称神农氏和皇神农。 伊耆氏姜轨北徙淇水，感“天雨粟”而教民耕种于淇山之阳，被民尊为皇神农和神农氏。伊耆氏姜轨由伊水迁淇水，其“教民耕种”故号神农氏之细节或具体经过，上述两汉以来史书和子书多半阙而弗载。《白虎通义》及《通志》与《<通鉴纲目>前编》引《<通鉴>外纪》别本异文记载稍见特殊，说一通“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教民耕种”而“故谓之神农”【228】或“炎帝神农氏……因天时，相地宜，……教民艺五谷，故谓之神农”【229】、“炎帝因天时，相地宜，……始教民艺五谷，而农事兴焉，……故号曰神农氏”【230】之类二元性空论，亦无非仍掺杂把炎帝号神农氏之事予以圣人化和传说化某些因素，意在渲染首代神农氏得此号全凭个人天才的聪明智慧，即神农氏其人天生就知道教民耕种而已。《白虎通义》等书这样记载当然依旧不能提供炎帝或伊耆氏姜轨得号神农氏之任何确切史实。提供炎帝或伊耆氏初号神农氏基本史实的书，反倒是先秦的《周书》和《管子》。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耕田》引《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鉏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与助，百果藏实”【231】，分明是说先有“天雨粟”，后才有首代神农氏教民“耕而种”的细节。《管子》卷二十四《轻重戊》说：“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232】，分明又是说首代神农“树五谷”而“天下化”干淇山之阳的具体经过。《齐民要术》所引《周书》文字，比本文前举《<资治通鉴>外纪》所引《周书》相同文字，时间上早得多。《周书》和《管子》原著，问世更早在战国乃至春秋前。《周书》、《管子》如此原始、朴素记录首代神农氏教民“耕而种”或“树五谷淇山”的具体细节和经过，既平凡又自然，并未将首代神农其人其事任意圣人化或传说化，是可信的。合《周书》、《管子》二书资料一起读，这些资料所述细节或经过的时间、地点又可互为印证，前书载的首代神农氏教民“耕而种”之时正好发生在后书载的首代炎帝“树五谷”之地淇山，是说得通的。首代神农氏教民耕种的细节或具体经过，就是伊耆氏即后来的炎帝姜轨徙淇水后，一次或多次发现“天雨粟”，野生谷物壮大成熟可食，遂制作农具（此类农具当为最初的一批农具，以后才演进为耜、耒等物，说详下文），教民“耕而种”，播种五谷于淇山之阳，开始发展农业。伊耆氏姜轨教民耕种于淇山之阳，伊耆氏所领诸地首先是淇水一带从此时起有了农业，这对当时其伊、耆本国和周边部落或部落联盟来说，无疑会产生不可低谷的影响。取证诸书，《管子》说的首代神农氏“树五谷淇山……而天下化”之时，也就是汉以来相关史书、子书说的炎帝姜轨“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之时。伊耆氏即后来的炎帝姜轨教民“耕而种”致“天下化”之时其地在淇山，帝姜轨“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之时其地亦该在淇山之阳。此点应无疑义。伊耆氏姜轨当初首先在淇山之阳因教民耕种而被本国或部落联盟内外民众视为神奇和伟大的农耕者，即被人民在其称伊耆氏后进而尊称皇神农和神农氏，完全是那时史实中应有的事。至此可断言，炎帝姜轨“教民耕种”故号神农氏及皇神农的全部事实，当是帝姜轨在由姜水东迁伊水，初国伊、又国耆，为伊侯、耆侯，继而于伊、耆两地首称伊耆氏后，复北徙淇水，受“天雨粟”启发，始教民耕种，开创农业，于淇山之阳得到当时伊、耆本国与周边或中原部落联盟内外民众及诸侯的共同拥戴，进而称神农氏和皇神农，逐步成为共主。虽然，首代神农氏又进而称“炎帝”，正式成为天下共主，并建都陈仓，还是不久以后的事，说亦详下文。特别需在此说明的是，帝姜轨在首称伊耆氏后进而称神农氏和皇神农，从此后帝姜轨子孙中成君主者世世代代袭称神农氏，直到姜氏政权被异性政权取代为止，“神农”的称号实际上已开始并逐渐成为姜氏世代政权共主们延续使用的政权称号，亦即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正常使用的国号；首代神农氏姜轨初称“皇神农”，后来再称“炎帝”，尽管他在此时或随后并未将“皇”与“帝”二号合起来使用称为皇帝，且他所称“皇”与“帝”正如前文和后文考证亦与秦以后君主们所称“皇帝”的意义不尽相同，毕竟帝姜轨是中华文明史上不仅称“皇”而且还称“帝”的第一人，故从这个意义上说，神农炎帝姜轨不失为中国五千年、七千年直至上万年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他建立的世代延续政权无论从当初的史实抑或从现在的史学来看都应当正名称为神农帝国，神农帝国无愧为中华民族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历代史书上称秦始皇为我国第一位皇帝的的传统说法，因不符合大量可考证的当时史实，必须推倒。帝姜轨在淇山称神农氏和皇神农，是中国文化史尤其政治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又再次考皇神农“有天下”，称烈山帝、炎帝于丽山。皇神农姜轨成共主“有天下”于烈山，烈山之地望原本在临潼骊山即丽山。上文已简单堪实，《国语》、《礼记》同称“烈山氏之有天下”，是谓首代神农氏初“有天下”之地在烈山，非谓“神农本起烈山”或“炎帝……起于厉山”亦即皇神农姜轨出生烈山或厉山，“以烈山为厉山”此举，实是郑玄《<礼记>注》对《礼记》原书相应文句的擅自纂改，云“炎帝……起于厉山”亦即炎帝姜轨出生“今随之厉乡”一说，更是郑玄尤其皇甫谧仅仅采自“父老相传”却无文献依据的传闻；未进而查明的是，该烈山究指何山，处何地。现在复详细考定：皇神农姜轨初有天下的烈山，绝非在随州厉山，而是在临潼骊山即丽山。郑玄、皇甫谧炮制首代神农氏“起于厉山”即其人生在“今随之厉乡”一说，压根儿缺乏汉前文献的任何依据。前所引《春秋纬·元命苞》卷上记载，足够证明“安登……游于华阳……之常羊生神农”，郑玄、皇甫谧所谓首代神农氏“起于厉山”或其人生在“今随之厉乡”说，和“炎帝生于常羊”这一“汉人已有成说”，本就存在矛盾。今再强调，《左传》、《国语》皆阐述“炎帝……姜姓”、“炎帝以姜水成”即神农炎帝加昂贵“长于姜水”，郑、皇甫二氏所谓神农氏“起于厉山”或其人出生“今随之厉乡”等汉后才有的说法，和首代神农炎帝“长于姜水”那一秦前原有的说法，更加出现抵牾。郑玄、皇甫谧的“炎帝……起于厉山”即首代神农故里在厉山说，违背《左传》、《国语》、《礼记》原记载，何足凭信。郑玄、皇甫谧立其说后，《补史记·三皇本纪》、《<资治通鉴>外纪》、《通志》、《<通鉴>续编》、《<竹书>统笺》、《<历代通鉴>轩览》诸史书喋喋不休复述：“神农本起烈山”【233】【234】、“炎帝神农氏起于烈山”【235】、“炎帝神农氏……其其本于烈山”【236】、“炎帝……其起本于烈山”【237】、“炎帝神农氏……起于烈山”【238】，虽可成郑玄等所立神农氏故里厉山说的附和者，总不免以讹化讹，失察其说最初出典竟是“父老相传”的一派无根之语。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四《山南道二·随州》、《清一统志》卷二百六十七《德安府·山川》等地理志在此前后跟着人云亦云：“厉山一名烈山”【239】、“厉山……一名烈山，亦名重山，又名丽山”【240】，以谋求证实“炎帝……起于厉山”说，同样误在不明郑玄、皇甫谧说其实源于穿凿附会。相对而言，《稽古录》、《古史》、《皇王大纪》诸史书拒载“炎帝……起于厉山”或炎帝姜轨出生“今随之厉乡”其事，乐史《太平环宇记》卷一百四十四《山南东道三·随州》、《明一统志》卷六十一《德安府·山川》等地理志讳言厉山一名烈山、重山、丽山之说，《路史》一书另书作“炎帝……肇迹烈山”【241】而或示有别其“起于烈山”意，正好反映一批史地家对郑玄、皇甫谧说持怀疑和保留意见的严谨。厉山本非烈山，厉山是神农氏故里的郑玄、皇甫谧说，落底成脱空之谈。首代神农氏“有天下”于烈山而非“起于烈山”，烈山所在位置定当非临潼骊山即丽山莫属。《路史》卷二十四《国名纪·炎帝后姜姓国》相关段，就有“列山亦曰丽山”【242】这样的明文记载。该条记载全文，本是“厉（列、赖），帝之潜邦，一曰列，是曰列山，亦曰丽山，即厉山”【243】。在罗泌此说中，除了所谓“列山……即厉山”一条，是出自附会传统的郑玄、皇甫谧说的失误，言之无据，应予剔除外，其称“列山亦曰丽山”即烈山又名丽山一条，倒是颇有见地，说得对的，大可承继下来。上述《元和郡县志》、《清一统志》同谓“厉山一名烈山”、“厉山……一名烈山”是说错了，《清一统志》别称“烈山……又名丽山”却是说对了，故需分别有所取舍，不妨亦作如是观。是罗泌这一“列山亦曰丽山”的个别新见，而非他随俗附和郑玄、皇甫谧的“列山……即厉山”的其它习惯看法，为我们以上的皇神农姜轨有天下于烈山即丽山说，首回提供了直接的文本佐证。《路史》这样举证神农炎帝姜轨初有天下于烈山的烈山即丽山，后祗得《清一统志》等个别书征引示赞同，粗看固然相应者寥寥，细察倒非孤证。该神农氏有天下于烈山即丽山，倘刨根究底，撇开《路史》上列本证，还有相关的文字训诂、地名渊源和历史遗存的多方面文献依据，可资旁证。且就烈山的“烈”和丽山的“丽”字的文字训诂而言，《<毛诗>注疏》卷二十一《<小雅·青蛇三章>笺》与《<尔雅>注疏》卷一《<释诂>注疏》说“烈，美……也”【244】、“烈，光也”【245】，《广韵》卷思《十二（霁）》与《洪武正韵》卷十《去声·三霁》说“丽，美也”【246】、“丽……光明也”【247】，烈山的“烈”和丽山的“丽”二字的字异义同，烈山或丽山同指美丽、光明之山无别，起名烈山的原意就是言丽山，谓皇神农有天下于烈山，岂非即谓首代神农氏有天下之地在丽山。罗泌举本证的神农炎帝姜轨有天下于烈山即丽山说，可从“烈”字、“丽”字的文字训诂在古文献上互通这方面，先得旁证。再就烈山或丽山的地名渊源而言，阮元《关中胜迹图志》卷二《西安府·名山》引《三辅故事》及前述《清一统志》卷一百七十八《西安府·山川》说：“骊山……一名丽戎之山”【248】、“骊山……一作丽山”【249】，《<水经>注》卷十七《<渭水>注》说：“丽戎之山一名蓝田”【250】、“肺孚山盖丽连麓而异名也”【251】，丽山历来多异名，秦汉前后曾另名蓝田山、肺孚山、骊山，上古时代当首名烈山，取《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烈山泽而焚之”【252】即取其放大火将山烧得通红成为美丽、光明之山本意故名为烈山，实属理所当然，骊山是丽山今名而烈山是丽山古名，谓皇神农有天下于烈山，岂非又谓首代神农氏有天下之地在丽山即骊山。罗泌举本证的神农炎帝姜轨有天下于烈山即丽山亦即骊山说，可从烈山、丽山的地名渊源在古文献上同一那方面，继得旁证。复就烈山、丽山的历史遗存而言，烈山是皇神农姜轨称烈山氏始“有天下”之地，烈山后来又被换名为丽山、骊山等等，经过历史的长远积淀，当初有关神农氏称帝烈山的传记或古迹，就该凭借述及丽山或骊山或蓝田山的后世相应史地文献记录在案，事实也正如此；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六《县六<蓝田>》引李泰《括地志》、上述《关中胜迹图志》卷儿《西安府·名山》引《风土记》及《太平环宇记》卷十二《关西道二》说：“蓝田……有尊卢氏冢，次北有女娲谷，能知此地是三皇旧居之所”【253】、“蓝田山……又西有华胥氏、尊卢氏冢，次北有女娲氏谷，则知此地是三皇旧居之说”【254】、“蓝田山，古华胥氏陵，……又西有尊卢氏陵，次北有女娲氏谷，则知此地是三皇旧居于此”【255】，鉴于《春秋纬·元命苞》卷上、《风俗通义》卷一引《春秋纬·运斗枢》及郑玄《<尚书·中候>注》卷中《<敕省图>注》均指认“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256】、“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257】、“伏羲、女娲、神农三代为三皇”【258】，汉时人凡言三皇其中必有神农在内，再虑及前举《潜夫论》卷八、《补史记·三皇本纪》、《历代神仙通鉴》卷二第八节又各声称“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259】、“庖犠氏……母曰华胥”【260】、“神农……复纳尊卢氏子女”【261】为妃，汉唐至清时人又言华胥生伏羲、神农娶尊卢氏女，便知道《风土记》、《括地志》等书连续所说蓝田山即丽山乃“三皇旧居之所”及丽山上有华胥、尊卢氏冢与女娲氏谷等情，说的就是烈山原系三皇之一神农氏旧居之地及烈山上曾有首代神农氏次妃尊卢氏冢诸事，就是烈山早先曾遗存神农氏在该山娶尊卢氏女为次妃并称帝有天下的好些传记素材和实物古迹这一系列历史事实；继名丽山或骊山的烈山确曾发生过首代神农氏称帝该山的所有史实，初名烈山的丽山或骊山实已遗存过历史上皇神农姜轨以烈山氏名义有天下的种种文物，两者一对勘，恰恰互为印证，谓皇神农有天下于烈山，岂非续谓首代神农氏有天下之地在丽山即骊山。罗泌举本证的神农炎帝姜轨有天下于烈山即丽山亦即骊山说，可从烈山、丽山的历史遗存在古文献上相符另方面，重得旁证。厉山一名丽山说不可考，而丽山或骊山一名烈山其事却可确证。丽山原是烈山，烈山是神农氏初有天下之地的罗泌举证，终归成功实凭证。神农炎帝姜轨有天下于烈山即丽山亦即骊山说，得《路史》内“列山亦曰丽山”一本证在先，又得诸古文献上烈、丽两字的文字训诂互通及烈、丽两山的地名渊源同一与历史遗存相符多项旁证在后，该视为言之凿凿。神农炎帝姜轨始有天下于烈山的史实，首应是帝姜轨自淇山之阳号皇神农后，西迁渭水，于烈山即后之丽山、骊山正位为天下共主，称烈山氏、烈山帝和炎帝。 皇神农姜轨在烈山即骊山称烈山帝后又继号炎帝，绝非缘炎帝“以火承木，位在南方”【262】或“以火德王天下”【263】故。一般的史书和子书多认为：首代神农氏所以在烈山继称炎帝，莫不与其“以火承木”的“火德”有关。《<史记>正义》卷一《<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说：“神农氏……以火德正，故号炎帝”【264】，徐坚《初学记》卷九《帝王部·总叙帝王》及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十八《皇王部三》复引《帝王世纪》道：“神农氏……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265】，此类说法就肇自皇甫谧笔下。嗣后，萧吉《五行大义》卷五《论五帝》称：“神农氏……以火承木，位南方，主夏，故曰炎帝”【266】，司马光《稽古录》卷一《神农氏》、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包犠以来纪》、苏辙《古史》卷一《三皇本纪》、郑樵《通志》卷一《三皇纪》、胡宏《皇王大纪》卷一《三皇纪》亦称：“炎帝神农氏……以火德王天下”【267】、“神农氏……以火承木，故为炎帝”【268】、“神农氏……以火德继木，为火师而火名，故曰炎帝”【269】、“神农氏以火德王天下，故为炎帝”【270】、“炎帝神农氏……以火承木”【271】，陈桱《<通鉴>续编》卷一《三皇》、南轩《<</SPAN>通鉴纲目>前编》卷一《炎帝神农氏》及所谓御批《<通鉴》轩览》卷一《神农氏》接谓：“神农氏……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272】、“炎帝神农氏以火德王天下”【273】、“帝……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274】，自隋至清的学者们更几乎一致接受皇甫谧主张，喋喋不休地在其著述中复述《帝王世纪》的记载。《帝王世纪》所载神农氏因“火德王”或“以火承木”故称炎帝的说法，从此时起便成为史学界有关神农氏为何称炎帝的一种最普遍亦最具权威性的说法，唯罗泌《路史》、徐文靖《<竹书>统笺》极少数几家另持异见除外。《路史》卷十二《炎帝纪》但言：帝姜轨“受火之瑞……以火纪时”，故意置“火德开统”【275】云云于文外赞语中，以示其名扬火瑞而暗抑火德说，《<竹书>统笺》卷首下《炎帝神农氏》仅谓：首代神农“有火瑞，以火纪官”【276】，不及火德说一字。它们好象回避神农氏是否缘“以火德王”或“以火承木”故称炎帝的问题，与皇甫谧说法有意拉开距离。皇甫谧与罗泌或徐文靖的两说对立，表面看均学源久远且非自家杜撰，算得上旗鼓相当。皇甫谧的说法，盖蓝本《汉书》卷二十一《律历志》引刘歆《世经》中“神农氏……以火承木，故为炎帝”【277】及王符《潜夫论》卷八《五德志》内“神农氏伏羲氏，其德火”【278】二段话，直接发挥刘、王两氏的古帝王继统依五德始终说而来。罗泌或徐文靖的说法，当参考过同上《初学记》卷九引谯周《古史考》以及《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中“炎帝有火应，故置官司皆以火为名”【279】、“炎帝神农氏……有圣德，致大火之瑞”【280】的叙述，别具一番来历。皇甫谧说，应看成神农氏因“火德”、“以火承木”故号炎帝说。罗泌或徐文靖说，又该视为神农氏缘有“火应”与“火瑞”在彼此行文上仅见一字之差，可倘若稍加追究起诸书文字所含的各自实质来，一称神农氏未举种种与火相关之事即具先天的“火德”因名为炎帝，重点在讲炎帝一号源于天命五德之感应，一谓帝姜轨已行系列与火有关之事后才具后天的“火应”与“火瑞”遂号称炎帝，主旨在述炎帝一号起自人事诸火之所为，意义就大相径庭。此互呈歧义的两说中，何说比较接近上古的神农氏史实呢？所谓炎帝得号因“火德”或“以火承木”一说，粗看创自《潜夫论》尤其《世经》，细察源于汉以前已兴的五行学说，当初既有《淮南子》卷三《天文训》的“南方，火也，其帝炎帝”【281】一语与之相呼应，尔后又得萧吉采同类说直接写入那本《五行大义》为其推波助澜，影响不可谓不大矣如前述，本身却悖于先秦史书所述。《世经》最早创立这一首代神农氏缘“火德”、“以火承木”故得号炎帝说，谁能想到，偏偏径自纂改《左传》有关炎帝承继等事的较原始记录。《世经》相应诸段行文，本作：“太昊帝《易》曰‘炮犠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犠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炎帝《易》曰‘炮犠氏没，神农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虽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为炎帝”【282】，云云。《世经》所载神农炎帝、炮犠太昊氏的承继序列及“共工伯而不王”句以下的文字表述，看得出，显据《左传》卷十三《昭公十七年》的“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283】那段话，予以改写而成。唯《世经》在敷衍《左传》以上原文时，已极尽其任意穿凿附会之能事。《左传》明明只写了黄帝、炎帝、共工、太昊“以云纪”、“以火纪”、“以水纪”、“以龙纪”的彼此取代，只写了黄帝、炎帝共工、太昊四氏的云、火、水、龙四纪，压根未言及伏羲、神农、黄帝辈的相继以木德、火德、土德王天下，未言及伏羲、神农、黄帝以下五帝的木、火、土、金、水五德，《世经》到底凭什么改写成炎帝“以火承木”及太昊“首德始于木”，又凭什么改写成伏羲、神农、黄帝以下五帝的以木、火、土、金、水五德终始承继并随便将共工氏排除在五帝序列之外。黄帝、共工氏的事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且搁置一边。单凭《左传》这段原文，不管论者作何解读，都读不出什么炎帝以火德代替太昊氏以木德王天下的丝毫意思。《世经》擅言“神农氏……以火承木，故为炎帝”及“炮犠氏……首德始于木”，除对《左传》内炎帝“以火纪”、太昊氏“以龙纪”一番确凿记载展开公然歪曲外，无别意可解。为《世经》曲解的《左传》原文，不仅仅有上述一段，还有其书同卷的“陈，太皡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284】及卷十六《哀公九年》的“炎帝为火师”【285】二段。就据《左传》这二段原记载，即便按杜预《<左传>注》相应两卷内“大皡居陈，木火所自出”【286】及“神农有火瑞”【287】的解释，亦仅能说明炎帝之“火”与太昊氏之“木火”皆为其称帝或居陈后所致，神农炎帝祗有后天的“火瑞”而不具先天的“火德”，伏羲太昊氏同样最多兼有后天的“火德”，伏羲太昊氏同样最多兼有后天的“木、火”二瑞而非独具先天的“木德”，刘歆所持神农炎帝的因“以火承木”或“火德”遂得此号云云，与左丘明载彼二三事均抵触，简直不知从何谈起。首代神农氏绝非缘“以火承木”的“火德”故称炎帝，神农氏继伏羲氏为共主决无可能出自什么神秘的“五德”终始原因，神农诸炎帝一代承继伏羲诸太昊氏一代的历史，无非一部“以火纪”的某个原始国家取代“以龙纪”的另个部落联盟的历史罢了。正因为神农氏取代伏羲氏的整个时代尚处在由游牧部落过渡到农业国家的转型期，其部落联盟或国家当时所有社会生产活动都离不开火，故《左传》一类先秦史料才会留下不可供后人理解为神农炎帝有“火瑞”及伏羲太昊氏亦有“木、火”二瑞的那么多记载，这是我们从解读《左传》所具炎帝、太昊氏相关文字中所能得到的全部启示。《世经》草创、《帝王世纪》发挥的神农氏“以火承木，故为炎帝”这一说，肆无忌惮变更《左传》多处原文含义，其说分明基于五德终始甚至五行学派背离先秦史书的劈空捏造，已无可争论。由皇甫谧这一说最后集成为“神农氏……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云云，更别指望从前引《淮南子》文字内得到任何帮助。《淮南子》谓“南方，火也，其帝炎帝”，说明的祗是炎帝与南方和火有关系，未说明的却是炎帝与南方和火这种关系到底有何具体内容，该“火”之性究指炎帝先天火德抑或指神农后天火瑞，该“南方”之位又究指炎帝生前位南方抑或指神农死后托祀南方，文意过于空泛，无法为皇甫谧说添丝毫真凭实据。《淮南子》所说炎帝的“火”和“南方”二词，按高诱《<淮南子>注》同卷中“炎帝……以火德王天下，号神农；死，托祀于南方”号炎帝，而非炎帝生前“以火德王”时就“位在南方”，亦恰恰是说炎帝作为“南方……之炎帝”已在死后，而非在生前，故其谓首代神农氏“以火德王天下”及“死，托祀于南方”，不过意味注者与刘歆辈同受汉前五行学说影响而非另具更早文献依据，非但仍未曾为皇甫谧说增加半点新证据，反而竟找来不利于该说的炎帝非生前“位在南方”这一反证。《淮南子》所说“南方……其帝炎帝”一语，倘求证于前引《春秋纬·元命苞》卷上、《国语》卷十《晋语》、《左传》卷十四《昭公二十九年》，但见“安登游于华阳……之常羊生神农”、“昔烈山氏之有天下”、“炎帝以姜水成”诸记载，求证于上述《管子》卷二十四《轻重戊》、《礼记》卷五《郊特牲》，亦但见“神农作……淇山之阳”、“伊耆氏始为蜡”诸记载，那怕求证于后来《帝王世纪》各辑本，依旧但见“炎帝都于陈”【289】、“炎帝都于陈……营都于鲁”【290】、“炎帝初都于陈，又徙鲁”【291】之类记载而不见他述，此神农氏所居常羊、烈山、姜水、淇山、伊、耆等地按本文上列考据都在北方陕西、河南的雒南、骊山、宝鸡、淇水、伊阳、耆田一带，无一地位于南方，彼炎帝所都陈、鲁两地按该书原义和本文将作的下列考证复在河南、山东、陕西的淮阳、曲阜或宝鸡附近，仍无一地位于南方，均无法坐实神农炎帝在生前居南方何地，该说法所本当不外于民间有关首代神农氏死后“托祀于南方”的传说，尤有何望求得直接佐证于原先或稍后所有的史书。《淮南子》说“南方……其帝炎帝”与《帝王世纪》说“炎帝……葬长沙”【292】更不相干，诚如上文述，淮南王初衷是谓神农死后托祀南方号炎帝，炎帝生前原不在南方，炎帝之号得自其“死托祀于南方”后，皇甫氏书本意是称神农氏生前“以火承木，位在南方”号炎帝，炎帝生前即已在南方，炎帝之号得自其“位在南方”生前，两书同说首代神农炎帝位在南方之含义实有或指生前或指死后的不同，皇甫谧说本来就休想在淮南王书的“南方……炎帝”一类传说中得到史实的求证。求证和可望求证到的初步史实祗是，首代神农氏生前未曾位在南方，亦未有与生俱来的火德，后缘行诸火事才有火瑞，因号炎帝，炎帝姜轨与火的关系原在生前，此关系纯属后天之现实作为，而其与南方的关系却在死后，彼关系全凭先验之神话想象，《淮南子》、《世经》、《帝王世纪》所述与神农氏称炎帝的确凿事实故而已被查明并还将被查明无不正好相反或相异，皇甫谧不管说神农氏“以火德王，故号炎帝”抑或说神农“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俱本于受到五行学派影响的民间传说，一概无据于先秦的历史记载。炎帝得号因“火德”或“以木承木”一说，任凭它曾取得汉、晋后如此多史书、子书的认同，已具有这般广泛且长期的流行性，本质上皆不可信。可信的反倒是与其对立的罗泌或徐文靖说。所谓炎帝得号缘有“火应”、“火瑞”另一说，相对较接近史实，同样具前代底本依据，上文已略作考证。现继需指出，此罗泌或徐文靖说，往近看是采自《古史考》、《宋书》内“炎帝有火应”、“炎帝神农氏……致大火之瑞”一类记载，往远看又是本于《左传》中“炎帝氏以火纪”及“炎帝为火师”【293】的说法，比皇甫谧说其实来源更古老。该炎帝“以火纪”、“为火师”云云何解，《左传》诸注文虽未直言，意思倒还明白，当指首代炎帝以火为其原始国家的国家标帜，及举行种种与火有关的事并设置执掌火事的相应官职。“炎帝氏以火纪”、“炎帝为火事”的事，在这里，不能和“炎帝有火应”、“炎帝神农氏……致大火之瑞”的事没有关系。杜预在《左传》卷十三《昭公十七年》上述“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原文下，加注“炎帝神农氏……亦有火瑞”【294】，在同书卷十六《哀公九年》前引“炎帝为火师”原文下，复加注“神农有火瑞，以火名官”【295】，就是二项明证。首代神农氏“有火瑞”、“有火应”是其“以火纪”、“为火师”的原因，神农炎帝“以火纪”、“为火师”又是其“有火瑞”、“有火应”的结果，《左传》称炎帝“以火纪”、“为火师”和《古史考》、《<左传>注》谓神农炎帝“有火应”、“有火瑞”诸事实承前启后、互为因果，应不难理解。难解仅在首代神农氏“有火瑞”、“有火应”或能“致大火之瑞”的原因又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换言之即炎帝姜轨究因作何与火有关的事才会具有这么大的“火瑞”或“火应”，这也是学者可期盼弄清神农氏何故号炎帝实情的关键所在。对于此神农氏“有火瑞”之原委问题，《<左传>注疏》卷四十八《<昭公十七年>注疏》于前述“炎帝神农氏……亦有火瑞”注文后只丢下“火之为瑞，亦未审也”【296】一句话，似乎连杜预、孔颖达二人都不能解释清楚，只好留待下文再详考。我们先已明白的，唯有首代神农氏姜轨不是以“火德王”或“以火承木”的天命感应原因，而是以其“有火瑞”或“有火应”的人事所为缘故，才被称做炎帝这一初步的不争事实。 皇神农姜轨在骊山继号炎帝，原因无他，实是缘炎帝于骊山上“烈山泽而焚之”【297】诸资料综合起来，一并思考，那就不难发现，皇神农姜轨之所以有火瑞和被称为炎帝，原来均与其“烈山泽而焚之”的一类行事有关，即首代神农氏有火瑞固然离不开他“烈山泽而焚之”一类行事是皇神农姜轨有火瑞和称炎帝的最根本原因。首代神农氏“烈山泽而焚之”其时其地，也就是皇神农姜轨因有“大火之瑞”被称为炎帝之时之地。那末神农氏究竟在何时何地首行“烈山泽而焚之”，地点不会在姜氏城、伊、耆等地，时间不会在其“长于姜水”或“初国伊，继国耆”，论其地主要都是一些平原，而非什么高山，本无山可焚，论其时还不曾教民耕种，仅有游牧业而未有农业，更无荒需开。皇神农姜轨“长于姜水”并“初国伊，继国耆”，其时其地并不具首行“烈山泽而焚之”此举的必要和可能。皇神农始“烈山泽而焚之”，地点、时间也不会在其“树五谷淇山”期间。上述《管子》、《周书》只有说神农氏偶趁天赐谷物成熟之良机发动百姓亦步亦趋搞起一点农业，该农业多半尚属自然而非人为的农业，没有说他当初已开始大规模放火伤荒、开山造田，没有说他那时一些作为已有了因“烈山泽而焚之”所致的“大火之瑞”。皇神农姜轨“树五谷淇山之阳”，其时其地仍不具大兴“烈山泽而焚之”此举的必要和可能。皇神农始“烈山泽而焚之”，地点、时间更不会在其生于常羊或巡狩于常羊期间。前文已考明，有娇氏女安登生姜轨于常羊山，常羊是首代神农氏出生地而非成长地，皇神农姜轨初生于常羊山，再“长于姜水”，其生常羊之时之地压根不会有什么“烈山泽而焚之”的举措；后文还将考明，皇神农姜轨称炎帝后亦曾巡狩于常羊山，刑天和皇神农争夺帝位被战败，神农氏将刑天斩首于该山，其重登常羊或巡狩于常羊，其时其地尤不具兼行或初创“烈山泽而焚之”此举的必要和可能。皇神农始“烈山泽而焚之”，地点只能在骊山，时间亦只能在其于骊山上“烈山泽而焚之”初号烈山帝之时，却不能在其多次而非一次于骊山上“烈山泽而焚之”继称炎帝之时。那是因为，皇神农称帝一事，我们已经知道，有先后称烈山帝、炎帝二个阶段。皇神农一开始于骊山上“烈山泽而焚之”时，顷间满山通红，烈火冲天，骊山即因此初名为烈山，帝姜轨亦即为此首称为烈山帝，该烈山帝一号是缘首代神农氏行事之地名而起的帝号，是一种“以地为号”【299】的地名帝号；皇神农继而常于骊山上“烈山泽而焚之”时，屡见山上熊熊大火，重重火光，禽兽藏匿，开山造田，不时燃烧的火光，遂被看成给初民带来丰收吉祥的“大火之瑞”，一再用烈火烧荒以利百姓农耕的帝姜轨，亦遂被复尊称为炎帝，该炎帝一号却是因首代神农氏诸举措之德行而起的帝号，却是一种“以德为号”【300】的德行帝号。皇神农“以地为号”得地名帝号烈山帝，只需要他一临烈山其地初行“烈山泽而焚”其事之际即可得该号，帝姜轨“以德为号”得德行帝号炎帝，却需要他数临骊山其地屡行“烈山泽而焚”遂致“大火之瑞”其事以后才可得该号，神农氏得地名帝号烈山帝必定在其得德行帝号炎帝之前。皇神农姜轨始称炎帝，地点时间当在其于骊山上初创“烈山泽而焚之”一举因首号烈山帝之后。皇神农先称烈山帝，后称炎帝，他一人兼得地名、德行二种帝号，这有《<礼记>注疏》卷十四《<月令>注疏》中“伏羲、神农、黄帝、少皡……虽已地为号，兼有德号”【301】一说为凭，说明上古三皇五帝时代的一些帝皇已有了既取地名帝号又取德行帝号习惯的事实，当初首代伏羲、神农、轩辕氏都是一人兼有地名、德行二君号或帝号，实不足为怪。神农氏通代各位共主自姜轨、姜柱至姜榆罔、姜参卢均同时兼称烈山帝、炎帝，见于上述考证的《周书》、《国语》、《礼记》、《左传》诸记载，无非出于烈山即骊山是首代神农氏称帝之发祥地，及神农诸帝所治国家尚属原始农业国家，他们均需连续不断“烈山泽而焚”以致“大火之瑞”，遂世代相继取“烈山”和“炎”为帝号的这二个缘故，那时神农诸帝故无不一人而兼有烈山帝、炎帝二号，也不足为怪。神农通代诸帝无不一人兼有烈山帝、炎帝此地名、德行二种帝号，轩辕、金天、高阳、高辛、唐、虞通代诸帝相沿成习仍泰半一人兼有地、德二号，发展至夏、商、周各代列王而一变，夏、商、周各代极个别王虽亦一人兼有成汤王与大乙王或纣王与帝辛王此类谥号加庙号二种王号，极大多数王却已一人仅有禹王、桀王、武王、隐王、太康王、少康王、大丁王、文丁王此类或谥号或庙号或地号一种王号。由神农至唐、虞通代诸帝多人世代共用的帝号到夏、商、周各代列王一人一世专用的王号，由三代前诸帝在本名外仅有多人共用的地号与德号二种帝号，如上列神农诸帝姜轨、姜柱至姜榆罔、姜参卢仅有共用的烈山帝、炎帝二号，到三代后列王在本名外已有一人专用的或地号或谥号或庙号各类王号，如下列夏、商、周列王姒文命、姒癸、子履、子受、姬发、姬延已有专用的禹王、桀王、汤王、纣王、武王、隐王各号，特别由夏前诸帝的仅有通代地号、德号到夏后列王的已有各代谥号、庙号，经过本文前面略述和此处详考，可证古代帝王称号从通代多人共同性不断向各代个人专用性演变、进化的一般规律。皇神农姜轨初称烈山帝继而称炎帝，最早反映了首代神农氏之帝已从地号开始向德号进化这个初步规律，也为我国上古史上一件值得称道的大事，更无须赘述。我们接下弄明白的，又有首代神农氏因为始在骊山上“烈山泽而焚之”，放火烧荒，利于自然农业向人为农业过渡的一些行事，得初民正式拥戴为可以君临大地的部落联盟首领，遂被“以地为号”称做烈山氏、烈山帝，复因为常在骊山上“烈山泽而焚之”，多次烧荒造田，利于人为农业大大发展的许多作为，得初民真心信奉为能致“大火之瑞”德行的天下共主，遂再被“以德为号”称做炎帝的那个进一步的确凿事实。随即该探讨的，是神农炎帝姜轨更为何是在骊山而非在别地一再“烈山泽而焚之”因得该号的问题。 皇神农姜轨于骊山上多次“烈山泽而焚之”遂得此炎帝号，其实在于他当时娶骊山尊卢氏女为次妃并继续生下姜邛等子的原因而非别故。一般的史书和子书既未曾述及帝姜轨何时何故号炎帝之实情，这些书当然更不会载有他缘何一再在骊山上“烈山泽而焚之”及相应称炎帝诸本事。可探索首代神农氏不止一次在骊山“烈山泽而焚之”行事的某些真实内情的书，同样仅有上面提到过的那部《历代神仙通鉴》。《神仙通鉴》在前引神农初“娶奔水氏（应读作承桑氏，说见前——笔者）之女为妃”这段文字后，接着写了“神农……复纳尊卢氏之女，……生子曰邛、柱、起我”【302】一段，此段记载不妨看成可据而考出帝姜轨何故在骊山多次“烈山泽而焚之”并号称炎帝所有真情实事内容的一项重要信息。该《通鉴》续载首代神农氏生“邛”、“起我”诸子之事，与同书载神农生“堇、权”诸子之前事，应一样有别种史料依据，已具上文论述可资参考。它首披露帝姜轨“复纳尊卢氏之女”一节，本就表明当初神农氏是在骊山而非在别地娶尊卢氏女为妃其事非虚妄，更可从上文所考《长安志》卷十六、《太平环宇记》卷二十六尤其《风土记》残文有关骊山“有尊卢氏冢”、“又西有尊卢氏陵”、“又西有华胥氏、尊卢氏冢”及《元和姓纂》卷四有关“尊卢，古太昊时诸侯”【303】诸资料内，求得显著旁证。尊卢氏是神农氏前代伏羲氏世建号诸侯之一，首代神农氏姜轨于羲、农二代之交娶尊卢氏女为次妃，其时明相符。《元和姓纂》的“尊卢……太昊时诸侯”说，正好在时间上佐证《神仙通鉴》的“神农……复纳尊卢氏之女”说及该后说所指其时原处羲、农之交的可信性。骊山上有尊卢氏诸侯死后冢地，尊卢氏之部所治与尊卢氏女之生前所居必不出骊山周围，帝姜轨于骊山娶尊卢氏女为妃，其地暗相合。《风土记》的骊山“西有……尊卢氏冢”说，又正好在地点上旁证《神仙通鉴》的“神农……复纳尊卢氏之女”说及该后说所指其地本在骊山周围的可靠性。《历代神仙通鉴》的“神农……复纳尊卢氏之女”，是说首代神农氏于羲、农之交当时并在骊山周围当地“复纳尊卢氏之女”，这一点尚存上述前代底本许多佐证，不应有疑义。皇神农姜轨于骊山称烈山帝后继称炎帝，是由于其在骊山上多次“烈山泽而焚之”，皇神农多次于骊山上“烈山泽而焚之”，更是由于其在骊山复娶尊卢氏女为次妃且相继生有姜邛、姜起我诸子。为何又谓尊卢氏女这时祗生姜邛等二子而未及如《历代神仙通鉴》所载同时产姜柱一子呢？也虑帝姜柱的出生期恐怕该迟于当时。事实就在：《国语》言“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礼记》言“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前文均已有述，所谓“农”亦即是“柱”，可以证帝姜柱应是烈山氏“有天下”后所生之子，应是烈山帝即炎帝姜轨正式“有天下”后所生之子，亦即应是帝姜轨称烈山帝、炎帝并且“初都陈”正式践位“有天下”后所生之子，故帝姜柱出生该稍晚于姜邛、姜起我之出生。尊卢氏女生帝姜柱之时当在帝姜轨称炎帝建都陈仓完全正式有天下以后。说亦见下文。神农炎帝姜轨始有天下烈山的全部史实，继应是帝姜轨自淇山之阳号皇神农后，西迁渭水，于烈山即后之丽山、骊山续娶尊卢氏女为次妃，生姜邛、姜起我等二子，初次并多次“烈山泽而焚之”，开荒造田，火光冲天，正位为天下共主，称烈山氏、烈山帝乃至炎帝。帝姜轨于号皇神农后进而称烈山帝、炎帝，根据“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304】这一说法，标志他已经由称非专指王天下的皇号至称专指王天下的帝号，由接受盖谓部落联盟首领的“皇”号至接受实谓国家首脑的“帝”号，诚如《通志》卷一《三皇纪》内“伏羲但称氏，神农始称帝”【305】之所言，确是中国政治文命史上的一大进步。帝姜轨在号皇神农后复称烈山帝、炎帝，根据“谛，祭也”【306】另一说法，又意味他只不过从一个前被称为“教民耕种”的伟大农耕者到一个现被称为“烈山泽而焚之”的有名祭祀者，农耕和祭祀目的说穿了都为丰收，无论称皇或称帝均仅仅与其现实的发展农业的一切人事作为有关，实在不具古经史子书上描述的任何神秘感。随之而来的在某些历史编纂学著述中得到记录的神农氏整代编年史，也就这样揭开了可求真的首页。 说到此，首代神农氏“有天下”称伊耆氏、皇神农、烈山帝、炎帝的前面几部分具体史实，先告考证明白。 首代神农氏即首代神农炎帝姜轨“有天下”考证之下（待续） 注释： 【1】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页11。 【2】【34】【35】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 【3】【4】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第6期。 【5】《孟子·滕文公上》。 【6】【11】司马迁《史记》卷一《无敌本纪》； 【10】同书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2】【45】同书卷二十八《封禅书》； 【27】同书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7】董书业《<古史辨>第七册<自序>》。 【8】【9】【4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版，页228、221、124和214。 【13】【52】《周易·系辞》下。 【14】《商君书·画策》。 【15】《管子·侈靡》。 【16】《庄子·胠箧》。 【17】《吕氏春秋·诚廉》； 【54】《吕氏春秋·审分览》。 【18】《世本·作篇》； 【75】《世本·氏姓篇》； 【80】王谟辑《世本》； 【81】《世本·帝系篇》。 【19】《战国策·赵策二》。 【20】【72】崔述：《燧人等十七氏有无不可知》，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卷之上； 【46】【64】【64】【65】【72】【74】【79】《炎帝非神农氏》，同上书之下； 【48】【84】【87】《烈山氏非神农氏》，同书卷之上； 【47】【77】【78】《炎帝与黄帝同时》，同上书卷之下； 【53】【73】《驳神农氏八世五百余年之说》、《炎帝非神农》，同上书卷之上，卷之下。 【21】刘恕《通鉴外纪》引叶适《水心集》。 【22】刘恕《通鉴外纪》卷一引《逸周书》。 【23】【28】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29】【43】同书卷八十八《儒林传》。 【24】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逸周书》。 【25】【26】刘师培《<逸周书>补释序》。 【30】顾颉刚《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燕大学刊》第6卷第7卷。 【31】李镜池《<易>学探源》，《史学年报》第二卷。 【32】陆贾《新语·辨惑》、《新语明惑》引《周易·系辞》。 【33】《论语·述而》。 【36】胡适《论观象制器的学说书》。《燕大月刊》第六卷第三期。 【37】欧阳修《<易>童子问》卷三。 【38】叶适《皇朝文鉴》，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九； 【39】【40】：《太玄》，同书卷十四。 【41】【44】康有为《<汉书·艺文志>辨伪》。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42】帛书《周易·要》。 【50】孔颖达《左传注疏》卷四十八引宋筠《<文耀钩>注》。 【51】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一引宋筠《<文耀钩>注》。 【55】《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巳子》。 【56】司马贞《<史记>索隐》卷一《<五帝本纪>索隐》。 【57】【58】【71】【90】《周书·尝麦解》，《周书·史记借》。 【59】《山海经》卷十八《海内经》。 【60】王符《潜夫论》卷八《五德志》。 【61】宋衷《<世本>注》。 【62】梁玉绳《人表考》卷一《炎帝神农氏》。 【66】【67】【68】【69】【70】【82】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志疑》。 【76】刘歆《世经》。 【83】杜预等《<左传>注疏》卷二十五引《史记》。 【85】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 【86】【91】左丘明《国语》卷四《鲁语》。 【88】郑玄《<礼记·祭法>注》。 【89】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引《周书》。 【93】左丘明《左传》卷十四《昭公二十九年》； 【125】【206】【283】同书卷十六《哀公九年》； 【205】【281】【282】【291】同书卷十三《昭公十七年》。 【94】左丘明《国语》卷四《鲁语》； 【126】【207】同书卷十《晋语》。 【95】【193】 【184】同书卷五《郊特牲》。 【96】【194】郑玄《<礼记>注》卷八《<祭法>注》； 【185】同书卷五《<郊特牲>注》。郑玄、陆德明、孔颖达：《<礼记>注疏》卷四十六《<祭法>注疏》；同书卷二十六《<郊特牲>注疏》。 【97】韦昭：《<国语>注》。左丘明：《国语》卷四《鲁语》；同书卷十《晋语》。 【98】【105】【123】【142】【170】【216】【260】【268】【290】皇甫谧《帝王世纪》； 【102】【109】【124】【159】同书（别本）。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十八《皇王部》引；王弼、韩康伯、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正义》引。 【99】【143】【197】【217】【258】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后附。 【100】【144】【179】【221】【266】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包犠以来纪》。 【101】【180】【219】【227】【233】【268】【303】郑樵《通志》卷一《三皇纪》。 【103】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二《<漻水>注》；【115】【120】同书卷四《<河水>注》； 【131】【133】【161】【248】【249】同书卷十八《<渭水>注》。 【104】【106】【108】【160】【208】【209】【254】 【107】袁柯《<山海经>新释》卷七《<海外西经>新释》。袁柯：《<山海经>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216。 【110】罗苹《<路史>注》卷十二《<炎帝纪>注》。罗泌：《路史》卷十二《炎帝纪》。 【111】 【112】【113】孔安国、孔颖达等：《<尚书>正义》卷六《<禹贡>正义》。 【114】【135】沈青崖等：《陕西通志》卷三《建置》； 【136】同书卷十八《封爵》。 【116】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卷五《<中山经>笺疏》。 【117】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卷五《<中山经>新校正》。 【118】【119】【122】 【138】【140】同书卷一百八十四《凤翔府·古迹》； 【238】同书卷二百六十七《德安府·山川》； 【247】同书卷一百七十八《西安府·山川》。 【121】
【127】【158】 【128】【210】 【129】【164】【168】【172】【177】【178】【223】【239】【273】罗泌《路史》卷十二《后纪三·炎帝纪》； 【134】【141】【147】【173】【240】【241】同书卷二十四《国名纪》； 【146】【149】【151】【153】【163】【171】同书卷十三《后纪四·炎帝纪》。 【132】陈桱《<通鉴>续编》卷一《三皇》；徐文靖：《<竹书>统笺》卷首下《炎帝神农氏》。 【137】李贤等《明一统志》卷三十四《凤翔府·古迹》。 【139】【271】南轩《<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卷一《炎帝神农氏》。 【145】【148】 【150】【152】【174】【182】【189】【198】【234】【270】陈桱：《<通鉴>续编》卷一《三皇》。 【154】李善《<文选>注》卷三《<东京赋>注》。萧统：《文选》卷三《东京赋》。 【155】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五《皇亲部》。 【156】【257】【276】王符《潜夫论》卷八《五德志》。 【157】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别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三十一《<补史记·三皇本纪》引。 【162】【175】【183】【190】【235】【274】徐文靖《<竹书>统笺》卷首下《炎帝神农氏》。 【165】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166】吕思勉《路史》。《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页1285. 【16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六章第一节《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各代的来源》。《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页231. 【169】【259】【300】徐道《历代神仙通鉴》首集卷二第八节下《神农艺谷救民饥》； 【200】同书集卷二第九节上《救亢阳赤宋施雨》。 【175】【176】【230】管仲《管子》卷二十四《轻重戊》。 【181】【224】【269】胡宏《皇王大纪》卷一《三皇纪·炎帝神农氏》。 【186】【187】【188】【189】【191】【192】【195】【196】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二十六《<郊特牲>正义》； 【297】【298】【299】同书卷十四《<月令>正义》。郑玄、孔颖达等《礼记注疏》卷二十六《<郊特牲>注疏》；同书卷十四《<月令>注疏》。 【199】南轩《<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卷一《炎帝神农氏》； 【201】 【202】【229】
【202】
【204】 【211】【275】【280】刘歆《世经》。班固《汉书》卷二十一《律历志》引。 【212】【226】班固《白虎通义》卷上《号》。 【213】应劭《风俗通义》卷一《三皇》。 【214】【264】萧吉《五行大义》卷五《论五帝》。范氏古欢堂许宗彦刻本。第一册。 【215】【265】司马光《稽古录》卷一《神农氏》。 【218】【267】苏辙《古史》卷一《三皇本纪》。 【220】【228】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别本）卷一《包犠以来纪》异文。南轩：《<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卷一《炎帝神农氏》引。 【222】【236】【272】 【225】【302】【304】许慎《说文》卷一上《王部》，卷一上《一部》，卷一上《示部》； 【296】同书卷十上《炎部》。 【231】【232】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包犠以来纪》。 【237】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四《山南道二·隋州》。 【242】毛亨、郑玄、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二十一《<小雅·青蝇三章>笺》。 【234】郭璞、昺《<尔雅>注疏》卷一《<释诂>注疏》。 【244】陈彭年、丘雍等《广韵》卷四《十二<霁>》。 【245】乐韶凤、宋濂等《洪武正韵》卷十《去声·三霁》。
【246】 【250】【295】孟轲《孟子·滕文公上》。 【251】李泰《括地志》。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六《县六<蓝田>》引。
【252】
【253】
【254】 【256】郑玄《<尚书·中候>注》卷中《<敕省图>注》。 【261】【286】高诱《<淮南子>注》卷三《<天文训>注》。刘安《淮南子》卷三《天文训》。 【262】【289】皇甫谧《帝王世纪》（别本）。司马贞《<史记>正义》卷《<</SPAN>五帝本纪>正义》引。 【263】【287】【288】皇甫谧《帝王世纪》（别本）。徐坚《初学记》卷九《帝王部·总叙帝王》引；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十八《皇王部》引 【277】谯周《古史考》。徐坚：《初学记》卷九《帝王部·总叙帝王》引。 【278】沈约《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 【279】刘安《淮南子》卷三《天文训》。 【284】【292】杜预《<左传>注》卷十三《<昭公十七年>注》；【285】【293】同书卷十六《<哀公九年>注》。左丘明《左传》卷十三《昭公十七年》，卷十六《哀公九年》。 【294】杜预、陆德明、孔颖达《<左传>注疏》卷四十八《<昭公十七年>注疏》。 【301】林宝《元和姓纂》卷四《二十一欣》。金陵书局清光绪六年刻本，第二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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