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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项目治理中中国智慧的局限性，既要注重项目治理的战略和管理原则的制定，也需要将中西方做事的思想、方法和工具中的优点结合起来。 丁荣贵，系统工程专业工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项目管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欧美同学会会员，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项目管理专家委员。兼任中国项目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项目管理协会副会长、《项目管理评论》杂志编委会副主任、《项目管理技术》杂志编委、山东省干部教育培训名师。 道家所言的“上善若水”不仅是说水能够滋润万物，也强调水能够根据遇到的具体环境而灵活调整自己，这也是“智者乐水”的原因所在。中国人处理矛盾的辩证逻辑建立在对特定情境的利益权衡之上，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处置方式对化解具体的矛盾十分有效。但是，按照对立统一的辩证定律，这种有效性也存在另外一面，中国式智慧同样存在一些局限性。
正因为强调基于情境的利益权衡，中国人做事常常失于过于灵活而缺乏长远稳定的策略。在项目治理方面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即项目治理的战略问题一直被人们忽视，企业习惯于将项目作为一次性任务对待，而没有充分考虑项目之间在时间关联、技术关联、资源管理、市场关联和产业关联等方面的衔接，因而常常出现“狗熊掰棒子”和“游击队”甚至是“流寇”式项目运作方式。规划、政策甚至法律常常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最后成为一纸空文。由于过于灵活，责任的边界常常模糊不清，也会造成利益相关方合作困难、磨合期太长等问题。
尽管中国人强调系统观，但我们实际上考虑的经常是小系统，也就是俗话说的“圈子”。由于在政策、技术方向上不能坚持，在项目运作上各自为战，项目需要按生命周期开展的原则经常被忽视，中国也因此付出了很多代价。“三边”工程、烂尾楼、环境污染、“活在当下”的人生态度、国民的焦虑情绪大多源于这种行事逻辑，也都将产生严重后果。这些注重局部效率而忽视整体效益做法的根源也可以归结到这种基于情境进行利益权衡的逻辑思维上。
正因为中国式辩证逻辑强调矛盾的绝对性、解决矛盾的最佳时机在于太极阶段等特点，矛盾的发现和解决需要把握好时机和火候，因而中国人决策和做事的效果会因人而异。中国人强调领导的艺术，这也是中国千百年来一直依赖清官、明君、名将的原因所在。中国式辩证逻辑在运用过程中不注重对统计数据的分析，相比而言，不强调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而注重事物发展的特殊性，这些对人的过于依赖会产生风险，也难以促进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
辩证地看待和谐之间的矛盾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由于把握矛盾的分寸难以用科学方法解决，其中的阴阳对立统一关系既容易造成边界模糊、诡辩、议而不决、过于折中等问题，也容易形成表里不一、阳奉阴违、项目利益相关方彼此间信任度较低等管理状况。对领军人物自身品德和能力的要求过高、管理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过大、决策过程容易错失时机或独断专行等都会对项目成功造成不良影响。
为了避免这些局限性，需要按照辩证思维中的否定之否定定律，既要注重项目治理的战略和管理原则的制定，也需要向西方处事方式学习，将中西方做事的思想、方法和工具中的优点结合起来。项目治理战略和管理原则的制定，其目的是建立一些坚固的堤坝，将解决项目中具体矛盾的灵活方式导入稳定的原则轨道。在具体的管理策略中要把握“在严格原则框架内的有限自由度”的准则，以保证基本的可靠性和整体的效率，要尽可能让人服从于硬化系统和工具，将人际矛盾交给刻板的机器或信息系统来处理。
当然，领导者如果不能约束自己，总是采取把主动权留给自己的做法很难达到整体效益的提高。这一点可能管仲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那就是：“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结束语
各种文化的交融碰撞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既丰富多彩又冲突不断。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中国应重新定位自己的历史角色，世界其他各国也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历史角色，这些角色功能的发挥将通过一个个彼此关联的项目来实现。从相互的了解到相互的理解是项目合作的基础，也是在项目竞争中取胜的前提。
中国式基于具体情境的辩证逻辑为解决项目治理中产生的矛盾提供了有效的哲学思想和方法。项目治理中的中国智慧可以概括为： 治理靠系统，有效看矛盾。 逻辑要辩证，行动在太极。 策略合阴阳，手段分软硬。 和谐是目的，对立即统一。 如果文化因为过于纷繁复杂而难以为彼此的了解和理解提供清晰的路径，那么我们就从理清做事的逻辑开始吧。 (全文完) 相关链接本期编辑 | 王兴钊 内容来源 | 《项目管理评论》2016年5-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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