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精致而充满矛盾的全球化与世界性 ——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中国国家博物馆巡展评论

一、从展览题目所想到的重要观念

展览题为“大英博物馆 100 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从题目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展览的初衷——文物和历史的关系，而且历史是“蕴含”的文物中的。狭义的历史指的是以文本、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和基础材料的历史，在不同情境下历史和文物的关系，以及具体到在本展览中的如何处理和诠释二者的关系，则成为展览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从开展前策展人闫志博士的对展览相关书籍的推荐来看，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从历史学和人类学从人类历史整体发展角度阐释的书籍，一部分则是对具体一段时间内世界某个地域的历史角度阐释的书籍，一部分是一类物质或者器物社会功能角度阐释的书籍。而策展人解读展览理念则提出“全球历史”的观念，即其实上述的第一部分是展览的骨架和脉络。但是从书籍内容结构本身看，非洲、近现代和阿拉伯三个部分的内容是相对不足的，这个现象也在警醒我们——“世界史”其实是人为构建起来的，“世界”作为一个宏大的概念其实也是被构建和拣选的，世界性文物搜集、博物馆展览存在的固有缺陷也在阻碍“世界”这一观念的实现。

从国博公众号上的阐述来看，“展览不仅致力于彰显‘以物述史’的独特魅力，而且启迪我们思考自身与人类创造物之间的微妙关系，展览平等地看待人类曾经存在和当代仍然存在的各个文明，力图发现每个文明自身的价值及其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以物述史”的观念在展览开幕式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得到了策展人的诠释，展览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诠释物，一方面是器物的制造是所在文明所知“世界体系”的产物，物的各种原料产地、制造者的籍贯、运输和销售者的籍贯、使用地、处置地，可以形成一个地理图谱，用以说明不同时期、不同文明的世界观念；一方面是器物的装饰元素、制造工艺等并非是制造文明原生的，往往是受到其他文明的启发或者是文化交融的产物。这两个角度其实并非是经典文本历史学的角度，而更像是人类学的角度。换言之，“以物述史”可以转述为“符号指代”，通过器物在社会中的关系来体现展览的主题。

通过对上述材料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展览的几个重要观念：全球史观、“以物述史”、文化交融、文明平等。这三个问题各位观众不妨在展览环境中结合自身的知识和观念好好思想。

二、观展体验及分析

展览的章标题分别是“开端”（公元前2,000,000—前2500年）、“最初的城市”（公元前3,000—前700年）、“权力与哲学”（公元前700—公元100年）、“仪式与信仰”（公元1—800年）、“贸易与侵略”（公元300—1100年）、“邂逅与连结”（公元900—1550年）、“我们创造的世界”（1500—1800年）。从其结构来看，展览的基础描述对象是在“文明”层面，宏观来说，章标题为动词的，其主语其实都是“文明”；为名词的，其定语也都是“文明”。而第一、二个标题则在暗示“文明起源是有大致标准的”，最后一个标题主语变成了“我们”，则在暗示近现代社会的“世界性”。首尾的“世界性”也可以反映出展览的宗旨——站在现在全球化的角度来审视人类发展中的多元化，引导观众思考二者的关系。

章标题同时可以看出，展览的结构是矩阵式的——内容和时间分别为矩阵的横纵坐标。内容则为各个文明的共性——各个文明在思考的问题有其共性，然而其物的表现则大异其趣。这种范式相比起传统世界史——一个文明阐述完成之后再阐述另一个文明、注重于文明特性而不是共性——的写作范式来说，对人类发展共性的理解和阐发是非常有利的，这实际上也是各个文明平等性观念的表现。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一展览结构的范式只能用来思考“全球性”，而无法套用到具体某个文明的发展脉络上，“世界性”仍然是一种事后归因的构建。

具体到展品的选择，展览中43件和原书提及的文物相同，有10件套是同类代替、即以同一文明类别相同的展品来代替原书提及的文物，其余是同时代替、即以同一文明同一时间段的其他展品来代替原书提及的文物，此外还加入了1件举办地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使展览的容纳量达到了101件。结合展览本身的特点和世界史的书写范式来看，本展览的理念是后现代的：把历史视为碎片化的，展品在展览语境下视同为历史研究中的“史料”，而史料本身就是碎片；为了克服碎片化则需要用其他方式把碎片连缀起来，尽可能的通过文本来展现碎片的整体意义。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展览能够容忍的文本是有上限的，这种对整体性的构建要通过博物馆化的手段——置碎片与同一空间“展厅”之类，创造出“参观路线”来体现展品之间的关联。

从展览的实际体验来说，寻找参观路线果然成为了参观难题之一。展品本身具备序号，但是可能由于展览进行了具体调整，导致相邻序号展品所处的位置并不相邻，以此观展会造成为数不少的路线交叉，会使方向感不好的观众迷失在展厅中；而由于展品信息的碎片化很强，相邻展品未必形成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展组关系，也导致参观体验会随时被打断。如果观众在参观之前已经略约对世界历史有一个结构清晰的感性认识，参观会容易的多，熟悉的国家、文明归属会在头脑中迅速的定位到地理位置中去。此外，这类的展览其实是时间与空间的压缩，如前所述，观众对空间的确定还相对容易，由于展览标注的是公元年份，很少有观众能把展品的年份和当时所在文明的社会发展状况想对应。可见，“世界性”并非是把足够多的证物置于同一空间内就成建构完成，这需要大量的诠释工作。

所以，展览一反常规的提供了大量的说明文本，这和国内一些博物馆展览说明牌惜墨如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在某些展柜中出现了连续说明牌用来交代比较重要的知识背景。然而展览选择了“黑盒子”式设计，环境照度较低，展品照度较高，这样虽然凸显了展品的存在感，营造出了一种神秘的氛围，但是说明牌往往处于展品照明的边缘，其照度不满足阅读的下限（60lux），而且字体也并不大，这对阅读造成了障碍。展品在缺乏背景说明的情况下难以理解，观众大多不具备背景知识，而阅读又因为展厅照明设计存在障碍，这使得展览参观体验并不舒适。

▲展览使用了四联说明牌对展品的背景知识进行解读，但是照度并不利于阅读

展品不能和原书完全一致是一个小遗憾，毕竟广播和书籍已经把涉及到的文物经典化，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而半成体系的知识团。但是这一遗憾并不严重，因为在“世界性”这一观念中，作为碎片的文物，其符号性意义更为重要。即在展览中，展品的主要属性体现为对所在时间、所在文明的指代，而本身具备的意义——结构、物质构成，要么退居次要地位、要么被指代所结构。譬如某件埃及的展品，其本身的功能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而其材料来自于埃及周边地区，并用来说明没有当时埃及对世界的认知、该物则无法制作的观念，则上升为展览本身首要传播的信息。而这种功能并非特定展品的才能实现——同类替代和同时替代对这类信息传播的损耗是非常小的。但是从观众吸引力来说，一些明星藏品的缺席，如《女史箴图》等，会对展览的号召力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从展览的形式设计来说，通过展前中方策展人的阐述我们了解到，展览整体突出了一种工业感。工业感其实是展览最后一章“我们创造的世界”的时代特质，在多元化意义构建出来的展览中，实属要被批判的观念。而这一观念用作形式设计的指导，可以营造出一种“疏离感”，用以警醒观众不要过分的沉迷于单一展品和单一文明的叙事，要能从物的层次上抽身出来体验展览本身的目的——世界性。而这种以今看古的形式也在诱导观众能够站在多个维度——全球、所在文明、历时性、现世性——进行思考而避免沦入单一价值观中。而从展览的体验来看，不得不说由于内容的复杂性，形式设计对内容影响是微妙的。

▲展厅实景——展览并未追求使用低反射玻璃，用灰色作为主要颜色来体现工业化和历史感，照片在拍摄时上调了曝光

三、参观中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

一

世界性多意义

通过对世界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存在两种模式的世界性。一种世界性是传统社会的。各个早期文明实际上都未能完整的认知全部地球，虽然这些文明也形成了世界观念，但是所认知的世界仅仅是地球的一部分。直到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人类才实证地球是圆的，西方社会开始建构真正全球层次的世界观念，这就是第二种世界性、也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世界性，而全部踏遍地球每一个角落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但是全球世界性在构建过程中，实际上是在不断摧毁第一种世界性观念，对于这一冲突的过程，展览的阐述是不充足的。

一

世界性和全球化的差异

前文中我貌似在不加分辨的使用这两个名词，但实际上二者是有区别的。世界性是一种观念，即认为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念，且可以构建出共同叙事，而全球化则是人类社会构建出来的社会态势，这一构建过程可能是真正是共性的（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也可能是一方强加给另一方的（近现代西方对世界的殖民和控制）。

一

被建构的世界性存在局限性

拥有世界性收藏的博物馆并非大英博物馆一家，卢浮宫博物馆、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也被认为拥有足以反映世界性的收藏，然而这三座博物馆所建构出的世界和本展览的关联性和差异性何在？这一问题足以使我们反思世界史、世界性和全球化诸概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就世界史问题来说，近来杉山正明对其批判甚烈，甚至提出：“当然，思索人类普遍历史的学者自古便有，例如德国称为‘一般史’、‘整体史’（Allgemeine Geschichte），英美称作‘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战前日本称为‘万国史’的等，用的都是类似的概念。不过，那完全只是少数派，在欧洲内部只有欧洲史才是历史，其余皆属‘附加’的状态，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最近。”如果各文明的文明史是“自然而然”的话，把各文明的文明史梳理为世界史的方法论，是最值得关心的。具体到该展览，博物馆展览相对历史来说，除了文本诠释外还有空间关系可以作为梳理世界史的方法论，但是其成果还有待观众调查的检验。

一

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不可避免

展览并未回避对全球化中殖民、掠夺等负面信息的传播，个别展组甚至设计得别有批判意味。譬如贝宁饰板：奥巴与欧洲人和“马尼拉”钱币置于同一展柜，用殖民地国家如何看待欧洲殖民者和自己的关系、殖民国家如何看待殖民地国家和自己的关系两个概念作为比照，辅以对奴隶制度、奴隶贸易、废奴运动的解读，实现了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批判，但是并未对其原因做深入反思；

▲贝宁饰板：奥巴与欧洲人和“马尼拉”钱币的空间关系

在第八章“我们创造的世界”中，也没有回避现代性并非是完全的公平正义，其中也带有暴力等负面因素，但是在阐述负面因素时均使用了苏联相关的藏品，将罪恶归因于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充满了浓厚的冷战表述残余，对其他世界的负面现象——诸如世界大战、世界性经济危机等，并未涉及。这一现象说明，被构建的世界史和全球化，在暗中仍有其主体（举办者以及其所在的国度、甚至是这一国度所遵行的意识形态），这导致展览必然带有符合主体意志的主观性存在。

▲俄国革命瓷盘和阿富汗战争挂毯—— 冷战思维指导下的展品选择

一

藏品来源问题

大英博物馆是一个在殖民时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博物馆，其藏品来源大多是在认为殖民和掠夺是殖民国家理所应当的时期，从世界各地、特别是大英帝国殖民地掠夺和采集而来。如果不考虑获取藏品的正义性，荟萃了世界各个文化圈的文物和艺术品的大英博物馆，具备诠释世界文化体系的能力。但是由于殖民社会已经解体，世界处于后殖民时代，所以大英博物馆在殖民时代获取藏品的正义性屡遭争议，面临着藏品原生国家追讨索回的压力。2002年，有七国十八家博物馆的馆长在德国慕尼黑联合发表了一项《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及重要性的宣言》，强调普世性博物馆（Universal Museums，即可理解为具备世界性收藏的博物馆）对来源于其他国家藏品的权属以及为“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的责任。大英博物馆虽然没有签署这一宣言，但是在该展览新闻发布会上，馆长哈特维格·费舍尔认为大英博物馆确属世界性博物馆。则这一展览可以看做是大英博物馆对世界性、对上述宣言的回应。山东大学的尹凯曾指出“无的流动性带来的两种文化的相遇与碰撞……是两种不同文化语境或社会组织规范的协商与妥协”，不过上一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协商与妥协，在现历史时期遭到挑战并不足为奇，解决的方法一定回是新的协商与妥协，但是我们在享受世界性给我们带来的文化成就——该展览——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对世界性形成过程中黑暗和罪恶一面的批判，让我引用西南民族大学杜辉的观点来启发思路，“所谓的‘普世性’不过是现代西方博物馆为据有文物的又一说辞，并且与过去的普世性人文主义理想，扩大民众对艺术的了解几乎没有关系。这一术语与19世纪发明的‘挽救’、‘代为管理’等词一样是试图掩盖殖民掠夺及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话语，使其行为具有合法性。事实上与博物馆声称的‘文物挽救’恰恰相反，这一珍贵文物（指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埃尔金石雕）在‘管理’中曾多次遭到破坏，如埃尔金及其后的“小埃尔金”对考古遗址的破坏性发掘，对白色的崇拜以及长久以来的古典主义艺术实践及意义阐释使艺术品早已脱离原意，而被杜撰的意义则常为政治及意识形态所利用。”

一

展览的本土化

按照规则，该展览每到一馆举办，就会选择该馆的一件收藏作为展览的一部分和其他来自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展品一同展出。一方面可以暗喻展览举办国以这种方式参与了大英博物馆世界性的构建，一方面体现出大英博物馆希图从世界性入手重新梳理新的秩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选择是“宣布中国重返世贸组织的木槌和中国重返世贸组织的签字笔”，联想到前不久举行的英国脱离欧盟的民主选举，这种文化对比带有一种时空扭转的意味。

如果要为展览作个简单的评价，我认为该展将是中国观众距离世界最近的一次文化机遇，但是在宴飨的同时，有必要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

当然，开个玩笑，我更希望有人操着陕西口音，向大领导汇报说：

“最后一件展品，

我们选了个锤子~~”

▲宣布中国重返世贸组织的木槌和中国重返世贸组织的签字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