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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所处的时代，诸侯纷争、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圣贤只能求得一条生命的保全，老百姓只能祈求一生免于刑戮。在如此凶险的社会现实下，“涉乱世以自全”，就成为庄子处世的根本宗旨。在《人间世》里，庄子以大量的寓言故事，阐明了以超脱、顺达、无用作为处世之道的“活命哲学”。
“心斋”忘己，超然于世
当世道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人最好的活法，就是在意识上让自己的肉体与精神分离，让现实的痛苦感受止于外在的肉体，而内在的精神却超然于外、不受侵扰。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便是庄子的“心斋”。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 ；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在这里提出由“耳”而“心”、由“心”而“气”，一步步将现实的感受虚无化；而“听止于耳，心止于符”，进一步阐明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要止于肉体，自己的心灵却不被侵扰；最后“唯道集虚”，让心灵达到空明的虚境以容纳道的聚集。从本质上讲，“心斋”是一种虚无忘我、超脱现实的精神境界。
与“心斋”相提并论的是，庄子在《大宗师》里还提出了“撄宁”和“坐忘”两种修炼境界。“撄宁”，是指心神宁静、不被外界事物所扰，从“外天下”到“外物”到“外生”，再一步步进入“朝彻”、“见独”、“无古今”的境地，最终“入于不死不生”的境界。“坐忘”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即忘却自己的形体、抛弃自己的聪明、摆脱形体和智能的束缚、与大道融通为一的精神境界。
无论是“心斋”，还是“撄宁”和“坐忘”，庄子都是意在逃避残酷的社会现实，而从个人的精神世界中去寻找一种超然于世的处世哲学。
顺人顺物，明哲保身
庄子虚构了三则寓言故事：
一则颜回将要去卫国游说，孔子以“心斋”教诲颜回之后，还告诫他进入卫国游说时要“入则鸣，不入则止”（人家听得进去的话就说，听不进去的话就闭口）；
二则叶公子高因楚王将让他出使齐国，他心中为“人道之患”和“阴阳之患”的两患问题请教孔子，孔子告诉他说“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顺应万物，悠游自适，不得已而应对，以此修养中虚之道，可谓是最好的选择）；
三则颜阖因将去做卫灵公太子的老师，他心中为“危吾国”和“危吾身”的两难困扰请教蘧伯玉，蘧伯玉告诉他说“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外表不如表现得顺从，内心不如抱着和顺）；而且要记住“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外表的顺从不要太陷入，内心的和顺不要有显露）；尤其对太子“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 ，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太子如果像婴儿一样天真无知，你也跟着像他一样天真无知；太子如果无界限约束，你也跟着无界限约束；太子如果放荡不羁，你也跟着放荡不羁）。
庄子还通过蘧伯玉之口，讲了三则动物寓言：螳螂挡车自不量力，养虎者顺养则得虎喜欢、逆养则遭虎伤害，爱马者因溺爱而害马 。
这六则寓言，前三则大体是讲如何“顺人”，后三则大体是讲如何“顺物”，但归根到底，庄子还是为了阐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一切随身应和、逆来顺受，循顺达之道以远离祸害、明哲保身。
无用无为，得以全生
庄子为此也编撰了四则寓言故事。
被匠石视为“散木”的栎社树和被南伯子綦称为“不材之木”的大木，前者“其大蔽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舟者旁十”，后者“结驷千乘，将隐芘其所藾”。如此两棵异乎寻常的高大树木，材质却都“无所可用”。然而，正因为它们“无用”，故能免遭斧斤而“若是之寿”。相比较“楂梨橘柚”和“楸柏桑”这些“文木”，恰如“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的命运一样，都因其有用而招致斩折，结果都是“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
同样有一个名叫“支离疏”的“散人”，他因形体严重残缺不全而毫无用处、毫无作为，却也因此每每被免除徭役、获得救济，最终能够“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
庄子在《人间世》的结尾处说了一句总结语：“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这就是庄子用来保生全身的秘诀。“无用为大用”、“无为无不为”，只有“无用”“无为”才能使自己避害以全身，这也是庄子的一种处世哲学。
随着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人已发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主人。作为“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养生主》）的一套处世法则，庄子的“活命哲学”于今天显然是消极过时了、也多存有虚伪狡诈的成分在内，但如果以扬弃的态度来取舍它，还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每个人的心性而言，“心斋”、“攖宁”、“坐忘”等不失为一种有益的修养方法；提倡顺达的心态和言行，很多时候也可以增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而“无用”之中所包含的韬光养晦、低调沉稳，也可看作一种做人做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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