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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祠堂文化”并非是一首赞歌 “潮汕祠堂文化”热至今仍未降温，编者案头堆积着一迭这方面的稿件。遗憾的是，编者对这些稿件读来念去，只看见潮汕几座大祠堂被作者们搬来移去，并加几句赞美之词，此外并没有发现多少耐人寻味的“文化”。 “潮汕祠堂文化”，是最近地方文史界提出来的一个学术新概念，研究得好，可转化为旅游文化，为地方的经济建设服务，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祠堂文化”这个概念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学术权威给它作明确的定义。而“祠堂”一词在《辞海》中的释义是：“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后世宗族宗祠亦通称祠堂。”字里行间没有褒贬。 祠堂，中国独特的人文风景线，始自远古。它的主要功能是祭祖，而祭祖实际是强化人们不忘根本、回报根本的思想的一种教育手段。辅助这种思想教育的其他教材有“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等等。这种教育是成功的，它让中国人一代“反哺”一代（当然，同时还要哺养新一代），解决了“老有所养”的社会问题，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加快社会的文明发展速度。 祠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家族系统的一种硬标志。一定的群体认同这种硬标志。这种认同，有一种约束力和凝聚力。其约束力，调整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弥补了当时社会的政治不足；其凝聚力，能使这个群体通力合作，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向自然界夺取赖以生存的资料。 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史上，“祠堂”功不可没。当然，在所有制关系彻底改变了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祠堂”的历史作用也进入博物馆。 “祠堂”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反动”。它是族权的象征，封建把头利用这象征，鱼肉乡民，对于反抗者则残酷迫害；封建把头利用这象征，无事生非，故意挑动姓氏乡界矛盾，蒙骗不同姓氏的乡民互相残杀，而其从中渔利……不少祠堂里面，历史上演绎了一幕幕血腥的惨剧。 祠堂，还是一些姓氏族系之间互相欺压的徽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族权得到皇权的支持，祠堂的规格有王法制度，祠堂的荣，也是整个宗族的荣。因此，每个氏族都希望有人金榜题名“青衣换紫袍”，使这个宗族盖的祠堂能“竖旗杆”、开“三山门”，族中人个个成了“翘楚人”。周围无法如此风光的其他姓氏乡民，只能侧目而视，受“翘楚人”欺侮。有的“小字姓”群体为了能生存下去，只好依附“翘楚人”改了姓（当然，也不乏开明、平等待村邻的“翘楚人”，如清朝揭阳的郑大进等等）。 不少宗族，只因“代无贤人出”，祠堂前无法竖旗杆，愁死了不少“乡里老大”。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祠堂的“王法规矩”才破除，这可乐坏了潮汕某乡村的一个土财主。他立即大兴土木建祠堂，祠堂大门口不但配“门当户对”（石狮和石鼓），还在祠堂埕竖旗杆，斩鸡杀鸭摆宴席，吊钅贡铳志贺（钅贡：方言字，音“贡”，土炮）。这可惹恼了邻村一个还偷偷留着长辫子的前清秀才，他写了四句打油诗以示声讨：“无科无甲，旗杆乱插，惊动四乡，害死鸡鸭。”这个小故事，从某个侧面折射了“祠堂政治”的复杂性。 祠堂，是历代劳动人民的建筑艺术和各种工艺艺术的精华标本，是一笔价值不菲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祠堂，是一部百科全书，很容易读，但真正读懂并非容易。有人一味给祠堂唱赞歌，有人甚至认为“祠堂”并未过时，有复兴的必要，凡此种种，错了。“祠堂文化”研究设若出现这样的结果，那将是历史的反动。 今天本版刊发庄意光的《也谈潮汕祠堂文化》，尽管谈得也不深刻，但较其他的同类作品文化含量更多，可读性更强，故此推荐给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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