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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孔子诞生两千五百多年来，不同的人基于不同之立场曾给予孔子不同之评价，也描绘出了不同的孔子形象。或许，作为一个行动家和孜孜不倦的救世者的孔子更加感人至深。  每当读到《孔子世家》中孔子去世前跟子贡的对话都会有种莫名的感动。 在颜子和子路先后故去后，孔子格外想念早起的弟子子贡。子贡姗姗来迟的时候，孔子负杖逍遥于门，看到迟来的子贡，孔子不免有着嗔怪，也有些感叹，回顾自己救世的初心和一生遭逢，孔子歌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歌罢泣下，跟子贡说：“天下失道已经很久了，没有人能奉我的主张。 昨天我梦到自己坐着受人祭奠”七日后孔子去世。或许是有感于自己的迟到，在为孔子服丧三年后，又在墓前陪伴了夫子三年。 进入春秋时代之后，一度蛮夷猾夏、九鼎动摇，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逐渐丧失了对各地诸侯的震慑力。在各个诸侯国之内，也是乱象迭出，“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覆巢之下无完卵，民生之疲惫困苦可以想见。  为实现拨乱反正的理想，孔子离开鲁国，先后到齐、卫、宋、郑、陈、蔡，在外奔走呼号十几年终究无法施展抱负，期间多次遭受困厄，被“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 在这期间，有人诋毁他，有人构陷他，隐士们觉得他多事，弟子门人中有人认为他迂腐。 在困顿时候，孔子曾先后问子路、子贡和颜回三个弟子：“《诗》中说‘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意为：不是野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在荒野上游荡？），是我的道不对么？为什么竟落到如此田地？” 子路认为可能是老师在仁、智方面做得还不够，子贡认为老师的道大精微但他建议老师顺应时势可以贬损变通下，颜回的回答是：“老师的道大精深，所以天下（诸侯）不能容。尽管如此，老师推广而践行它，不容有什么担忧的呢？” 不同于对困窘局面有些怨怒的子路和子贡，在颜回看来：“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 颜回不愧孔门最好学之人，深知夫子之意，无怪乎孔子说“自吾有回，门人益亲”。  那什么是孔子的大道呢？《礼记·礼运》。最高目标是大同，最低目标是小康。 孔子在《论语》中曾自述其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简言之，就是天下安定，老百姓不再饱受战乱流散之苦。 汉代人说：“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孔子之所以在不利情况下，仍然汲汲遑遑匆忙于救世，如同寻觅失去儿子般，都没有心情坐下休息会儿。 这不是因为孔子追求权力以及被人认可、信奉、容纳，而是因为他对天下之丧乱、民众之困苦有着切身的痛楚，对于行道的热切。 孔子早年从六艺出发，晚年又回到了六艺。在当世无法实现理想，于是孔子将其理想寄望于后来人，退而修《春秋》，将微言大义寄托于其中，从而给后世留下拨乱反正的种子。 后世高度评价了这一事件，孟子称之为：“《春秋》，天子之事”，“《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他甚至将孔子作《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驱除夷狄猛兽并称三大历史伟业。  元武宗在一封诏书中评价孔子时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 其实，或许更加令人感动不是孔子的博学和为后世启明的圣人地位，而是作为一个孜孜不倦的行动家和救世者的孔子。 相对于老子及其后世的隐者，孔子更加强调行动和实践。 《史记》曾简单勾勒了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情况：孔子临行时老子赠言：“去子之骄气”，劝说孔子要深藏若虚、容貌若愚（或许博学、以用世为己任的孔子在早年难免会有些急切）。 但孔子似乎也在用一生的执着、热忱和行动来反问老子：“你讲了那么多变化的道理，为什么自己不投身到变化之中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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