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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剧院的总经理。他就像一个小孩子，砸碎了自己的存钱罐，买来世界上最好吃的糖，要吆喝着分给其它小朋友吃。 最近的一次去天津大剧院看话剧是今年七月的一天。天空下着小雨，我从北京坐高铁赶往天津。行程的前一天，我终于读完了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小说《2666》的最后一部分。如果不是为了看这部同名话剧，我可能很难有勇气马上来挑战这本长达855页的巨著。尽管如此，前面的五分之四我读得还算仔细，最后一章却也因为时间的原因，就像激流冲过浅滩，一目十行。 那天的天气异常阴沉，简直影响了我的心情。到达天津站的时候，因为站内的顶棚在漏雨，所有的出租车都不进站。我和其他乘客一样，不得不冒雨走到街边打车。站在雨中，车不好打。有那么一瞬，想到今天的演出将长达12个小时，而我还要在天津住上一晚，不禁有些后悔。其实也不记得是从哪一部剧开始，主要演出地在天津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让我不得不为它特意安排在天津住宿。漫漫的雨水后来终于打湿了我的脚面，真令人叫苦不迭。 唯一能消灭我的负情绪的还是戏剧。当天由法国“如果我能舔舔你的心”剧团演出的话剧非常令人惊艳。它几乎使用了所有可能的戏剧表达手法，来展现波拉尼奥书中的丰富，又贴切又深刻又大胆。看剧的过程中，因为中场好几次，时间较为漫长，我右边的一位观众引起了我的好奇。 他三十岁左右，有些微胖，从穿着上看不出他的职业。他似乎没有一起看戏的伴侣，整场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或许前一天他熬了夜，从开场后不久他就不停地陷入瞌睡中，中间我曾见他买过一杯咖啡，然而无济于事。观众的掌声和演出的巨大音效里，他偶尔会醒来，并热烈鼓掌。前两次中场后我都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而挪到他的那个位置（他比我的座位更靠中间），但每一次他都准时回来了，我赶忙为自己鸠占鹊巢的行径起身道歉。他只是点点头，我们也并没有交谈。看剧中，我曾无意瞟到他手中翻开的一本书，那里面夹着一张高铁票根。他应该也是来自北京。 他可能是真的爱戏剧，要不不会那么有毅力，睡睡停停还没放弃。他也可能真的喜欢这个剧，虽然我觉得他可能最多只看了这个剧的三四分之一。话剧演到了将近凌晨，他站起来鼓掌，并且欢呼，比我的声音要大得多。  话剧《2666》剧照看完剧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跑到天津的剧场里来睡觉，而不是在北京找一个温暖的被窝躺下。他到底感受到了什么，让他可以最后非常真诚地站起来用力鼓掌？我也在剧场里瞌睡过，可是没有瞌睡过那么久。有时在某一刻猛然醒来，发现这出剧还在没完没了，我会选择离开。当然也有偶尔惊喜的时候，睁眼醒来时发现前半段的枯燥已过，后半段却精彩纷呈。那时我就会庆幸刚养足了精神，而有滋有味地看下去。 也许因为好奇，后来我会对他“宁肯在剧场里睡觉也不愿意离开”这事儿莫名地想很多，甚至其中有几种想法，有些还会令我自作多情，生出点儿感动。他没有朋友？他无处可去？还是他已经在剧场里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或者只要是和艺术亲近着，他就觉得自己不空虚？ 我想起自己在故宫武英殿的一次“石渠宝笈展”中亲眼看到宋徽宗赵佶《听琴图》的感受，隔着玻璃，我觉得一千年的光阴在我面前消失了。我和它的距离只有一米，我看到那粉色、浅粉色的花瓣在松树中隐隐约约，我看到徽宗的手指轻轻按在古琴的琴弦上，我看到香炉里的烟似有若无飘向空中，我看到两位大臣以不同的坐姿在默默追寻着琴声，若有所思。在最伟大的绘画艺术面前，我虽然不是一个画家，可是这不妨碍我会为之感动。 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是相通的。我们自己的人在那一刻，也会用已知的很多艺术经验与它产生彻底的交流。这是在家里捧读画册无法体会的感受，它是一种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的无障碍传递——我们都需要这种艺术的在场感。  《听琴图》（局部）戏剧剧场也是这样的所在吧？它创造了一种“巫”的体验，在黑黑的剧场里，所有人都在参与，并共同创作着新的、仅属于当晚的一出剧。它并不仅仅是节目单上的创作团队的作品。 2015年的年末，我曾为《人物》杂志写过一篇名为《艺术是一种耻辱——2015年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外国戏》的年度盘点，其中我盛赞了当年最出色的三部外国戏剧：《伐木》《哈姆雷特》《惊奇的山谷》。这三部话剧均是在当年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上露面，并在天津大剧院演出的。（其中两部也来过北京） 《伐木》让人再次认识了理性、清冷的波兰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以及他那满头的银发、淡红色的皮肤和高大的个子；《哈姆雷特》是德国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的天才式作品，他将莎士比亚的思想性与舞台的象征性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惊奇的山谷》出自享誉欧洲的九十岁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话剧始终充溢着老人的睿智和艺术的减法，像两年前他带来的《情人的衣服》一样，故事很小，却充满活力，意蕴无穷。  林兆华与陆帕除了上面几部作品，林展之前的《朱莉小姐》带来即时摄影，《假面·玛丽莲》带来心理分析，后来的《兄弟姐妹》带来功力深厚的现实主义，《俄狄浦斯》带来高雅、油画般的舞台美术和奇思妙想……林展还有很多好剧，不能一一尽数。 有时我自己思考这几年的收获，无非是通过林展和其他几个剧展，多认识了一些戏剧导演，多看了一些作品，他们拓宽了我的眼界，使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天津并不是一个有魅力可以吸引我常来常往的城市——如果不是林展，不是这几年钱程先生的“驱动传媒”这样一个团体，不惜血本地每年邀请来全世界顶尖的艺术家和作品，天津大剧院在我心中，可能只会是众多普通城市剧院中的一个，不会成为不可替代的唯一。 记得有好几次，为了在看完戏后赶回北京，我要么凌晨在天津大剧院的京津观剧大巴上昏昏欲睡，每次懵懂醒来，都苦恨还不到北京，要么就在话剧临近散场的那一刻，来不及看演员谢幕，就以百米速度冲出剧场，飞奔到路边打车，只为了赶最后一班回北京的高铁。有时候天还下雨或者小雪。在路边焦急地等车时，我也都在心里想着：下次不能来天津了。可是紧接着我又给了自己了一个台阶：如果再来，就住一晚。 一次家人的生日，我带着他们来天津看德国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的《理查三世》。虽然这个戏我已经特意飞到哈尔滨去看过了，也写过了评论文章。我还是想再看一遍。遗憾的是，回北京的票我订错到了位于天津郊区的那个火车站。天津的亲戚叫他的司机来送我时，我看到司机一路紧张飞奔，屡屡打灯并线，车速开到了140迈。他边紧盯路面，边连连叹息：“完了完了，要赶不上了。……下次可千万别订这个车站的票。这个太远了啊。……我这次超速，但愿不要被拍到。……我刚又躲过了一个摄像头……”儿子在后座睡着，我在副驾驶忙着安慰司机师傅：“没事，没事，不要着急。赶不上我们再回来。住一晚再走。” 当我在火车站匆匆和司机师傅道别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脸因为一路开车紧张，整个刷白，又略有欣慰。我们也仿佛电影《2012》里面的主角，从行将覆灭的城市夺命出来，终于大难逃生，又要仓皇跑向下一个新的出发点。 1998年的年末，是我第一次到天津。当年的我在一个灰色的，破败的城市的街道里走着，看到著名的劝业场就像小商品市场，街上的人也灰头土脸，比那时的北京至少落后10年。我就想，如果不是出差，我再也不会来这里了。现在这一切都变化了。街道干净，城市卫生，商场时尚，可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和灵魂变了吗？它在哪里？相声？曲艺？美食？可是这一切，又哪一个是北京现在没有的？在天津火的东西，北京会更火。在天津没落的东西，北京也不怎么稀罕。 如果说这几年的天津大剧院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天津的名片，我想钱程大概就是那个向这个世界递出天津这张名片的人。  天津大剧院我是在第二次来天津看剧时见到钱程先生的。2014年的一天，因为经常为《北京青年报》写戏剧评论，“北青艺评”请我来天津大剧院看歌剧《战争与和平》，并且参加酒会。我不尚社交，也尽量回避和演出方及宣传方认识。尽管也被媒体介绍给钱程，我也只是和他匆匆握手马上离开。期间他说了一句，看过很多你的剧评。我想这大概是客套，每个场面上的人都会讲。我也马上回说写得不好，多多指教。 后来记者采访时，我才稍微仔细打量了他。他胖胖的，精力充沛，满面笑容。当时我心里想，看上去他倒没有什么官方的架子。演出开始前，也许是因为写作的习惯，我很愿意观察所处的环境和周围的人。我看到他并没有坐在座位上，而是在通道上拍照。如今时间过去了三年，我还对这一个场景记忆犹新，可见我心里当时一定诧异了一下。 我也仍然还能记得，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衣，西装外套已经脱了，在大炮筒一样的照相机背后，是他那张刚才站在台上面对过媒体的圆圆的脸。他的头发因为跑前跑后已经汗湿。开演后，我的目光偶尔扫到他，会看到他在非常专注地去抓拍舞台上的一切。我瞬间有一个想法，他们没有摄影师？还是他不放心摄影师，所以一定要亲力亲为？北京的中大型剧院我都去过，这些年也看过无数场戏，我没有机会见过任何一个剧院总经理，更别说他会在剧场里担任摄影师拍照。 这次演出的半年前，我已经来天津看过了《假面·玛丽莲》，那应该是林展第一次邀请来波兰国宝级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这出剧令我震动，也对林展的选剧品味非常惊讶：竟然有人敢选一个那么知识分子，那么思辨、意识流、手法又那么高级小众的戏来演。去天津看《战争与和平》，主要是我深爱托尔斯泰。又听说舞台上将有600人参与演出，我不敢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度，于是非常好奇。我当时也同时想着，天津大剧院是不是单凭这样的魄力和品味，已经成为中国一流的剧院了？  话剧《假面·玛丽莲》剧照后来我去天津看戏多了，看到钱先生我也不会和他主动打招呼。虽然我写过太多评论赞美林展选的剧，可是我也写过批评他们剧的文章。我怕他会介意。何况作为评论人，保持距离较好。一旦关系太熟，难免落笔三分情。 前两天我得知了天津大剧院的运营权将要易手的消息，后来又在天津大剧院的微信公共号上看到了确实的文章。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了解完全的内情，故而不好妄作评价。我只是有些黍离之悲。“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我同时想起这句诗。我还想起了半年前的一件事，如今让我颇有隔世之感。 在陆帕执导、史铁生原著的话剧《酗酒者莫非》的中场休息，我和南京大学的吕效平老师在大堂闲聊，笑孜孜的钱程走了过来。 “我和陆帕说了，我还要给他找两部中国的当代作品让他执导。有没有什么推荐？” “看到舞台上的那些道具了吧。都是陆帕选定的。我带着他去买，只要他相中了，再贵也给他买。艺术家吗，要给他创作的自由——虽然我很心疼，但是没办法。舞台角落的那堆垃圾就好几千。卖东西的人一看是老外要买，立刻提价。” 我知道钱程还邀请了的波兰年轻导演格热戈日·亚日那在年末导演鲁迅先生的小说《铸剑》。那天看着他带着请教的谦卑、满足感和激情在那里谈艺术创作，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剧院的总经理。他就像一个小孩子，砸碎了自己的存钱罐，买来世界上最好吃的糖，要吆喝着分给其它小朋友吃。他自己也乐在其中。好像端端盘子，递递水，他也很快乐。他办的也不像是剧院，倒像是一个有情有义有品位有格调的家庭招待会。 “你看啊，这个戏剧多么棒！” “快来了解吧，这是欧洲最好的导演和作品。” “我要邀请世界上更多的一流导演来执导中国作品！” 我一直觉得他在用他的行动无声地传递给观众这一类的声音。希望以后即使没有了天津大剧院这个舞台，也还能听到他这样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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