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我负中医 中医负我 十八

去 圣 方 识 真 仲 景-2

 

《伤寒论》中之三阴三阳说是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其演变加以总结，这三阴三阳实为《易》之父母卦与子女卦。乾为父，坤为母，其余六卦皆乾坤所生，共三男三女。震为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卦虽以父母子女为比喻，但却内寓所谓天地阴阳为万物之母，阴阳交合乃生万物，从无形到有形，万物之体行形于外而炁〔气〕行于中的奥理。男为阳而女为阴，《易》中之长男、中男、少男、长女、中女、少女、即六经之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雏形。天生六气，人病亦然，因而阴阳有三，六病是也，多一少一，皆不可行。其实，《伤寒论》从头到尾讲的是“六病辨证”并无“六经辨证”之意，“六经辨证”只是后人杜撰的所谓归纳总结。

 

而“六病欲解時”，如“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等，实为时序、时位；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真武、理中等方名则为东、西、南、北、中之方位、位相，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理中居其中”也。乃至每一方剂中药物的味数，每味药的钱、两数，甚至生姜的片数，大枣的枚数无不渗透着“河图洛书”数，含“阴阳象数”之意。张仲景到底是医生还是方士？其所施之术是医术抑或方术？其实，汉儒经学，《易》推阴阳，《春秋》言灾异，《老子》亦明吉凶祸福咎生死之故。所以汉未儒生、医者莫不兼方士，方士莫不通道学。是医、易、道三者兼容并蓄，有着不可分割，血肉紧密相联的关系。

 

还是让我们遵循仅有的一些史料，沿着《自序》与《宋序》的历史轨迹，去寻找和把握历史的脉络，回到历史的现场吧。

 

约公元150年张仲景生于南阳郡涅阳张寨村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汉恒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师从同郡张伯祖，学习医术。同乡何颙曾赏识仲景的才智和特长，曾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见《太平广记·何颙别传》，实则是何颙在赞自已的预测能力〕。其师张伯祖“性志沈简，笃好方术，诊处精审，疗皆十全，为当时所重”〔见张杲：《医学》〕，是当时极有声望的医生，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十都能痊愈。何颙曾在《襄阳府志》中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仲景医名大振。据《宋序》所记：“张仲景……《名医录》云：‘……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据此而言，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张仲景此时已40多岁，习医快30多年，如前所述种种溢美之辞，该是医术精于其师而大名鼎鼎的“名医”了。

 

可其在《自序》中却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年----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疫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还不到十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不到十年间，这位已经46岁快56岁，习医36年快46年的“名医”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中三分之二的人，一个个相继而逝去！而且其中七成是死于自己所熟知的外感热病——伤寒病。这位“名医”怎么了？怎么不灵了？怎么就不能“识用精微过其师”，“疗皆十全”！是遇上了新问题！还是……。

 

“生灵涂炭，横尸遍野”。可见当时战乱风起、災情频多、疫病流行、肆虐之甚，生命之脆弱，医术并不昌明，更无有效验方、验案。《自序》中写到当时的医生毫无办法。张仲景于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说，合十六卷”。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到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用了五年的时间 ，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认为该书成书于公元200年前后。而北京中医药大学杨维益教授却认为现行《伤寒论》是一部汇集古代各家有关伤寒病论治〔包括张仲景的著作〕的伤寒学专著。成书时代，可大致推定为唐代。等等说法不一。

 

《伤寒论》无论是书成于族人染病之中或之后，张仲景作为族人之中一名行医数十年久负盛名的医生都有推脱不了的干系，而愧对族人。如果书成于族人染病之中的公元200年前后，即建安五年前后，只能说明是书在治疗伤寒病上毫无指导作用。如果书成年代是在唐代，则《伤寒论》乃至张仲景本人都是子虚乌有的一桩千古疑案！

 

张仲景所谓“勤求古训”之“古训”乃《自序》所述的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几本此前早已有了的所谓“医经”，除《胎胪药录》已失存外，其它几本如今都还能找到，即《自序》中所云，上古“神农、黄帝、岐伯、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长桑、扁鹊”，汉“公乘阳庆及仓公”等人所谓“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之经旨所论述的“阴阳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气化论”、“正邪论”、“辨证施治”等理论以及根据气运和所出现的证候而确立治法、选药、制方等方面的认识。所谓“博采众方”之“众方”，多是依据上述“古训”、“医经”中的治则、治法等等“用药模式”以及“选药原则”所推论而制定的处方。果真管用的话，此前此后疫病流行，就不至于死那么多人了！所谓“众方”更不是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的“经验用方”之总结，只是所谓“医经”上所载的“经方”而已。否则论中原文所描述的就不会出现从阳到阴，从三阳到三阴，从太阳至厥阴〔或是少阴，至今仍争论不清！〕，乃至最后“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衰变过程。最后只好乞求于病人正气渐复，病趋好转，由三阴经转出三阳经或正气来复的“六病欲解时”的等待之中了。

 

再从论中诸多原文都涉汗、吐、下、温针等治法错误导致病情恶化的所谓“坏病”来看，与其说是作者“纠偏”，倒不如说是作者试探性治疗之后出现的“失治”、“误治”问题。是“方”不对“证”？或是“方”根本就不能治“证”？或是事后进行的弥补性治疗？倘将论中部分原文联起来看，串起来读，则不得不令人疑其乃仲景个案病人治疗过程之记录。

 

说明当时对疫病的治疗并无十分有效方法，只是对病情演变及治疗过程的陈述，处方用药都是试试看的把式，并非王叔和一百多年之后所说的“对病真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只是根据几本古医书的所谓理论并运用古代哲学的所谓思辨方法和纯理论思维推衍而成，所以其对临床医疗实践的具体指导意义是非常有限的。

 

如今，有人认为中医只注重临床经验陈述，而忽视理论的总结。其实不然，上列所述之“古训”，乃至《伤寒杂病论》都是中医理论的经典，只不过这些理论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理论，是“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而不是从“有效的临床医疗实践经验”中认真总结提升出来的“科学理论”。多是古人“坐而论道”、“空谈理论”的产物。有道是：“有实践而无理论不能成为科学，有理论而不能指导实践那就是空论”。

 

正如其《自序》中所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说的是，即使不能全部治好各种病，也许可以用它在看到病状时就知道发病的根源，如果能探讨清楚我所编写的这部书，理解了的问题就超过一半了。这话中“虽未能尽愈”、“庶可”、“若能”等说得都还算中肯实在，没有把话说绝，但“见病知源”、“思过半矣”就不好说了。从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连仲景本人也深知其“所集”的局限性，仅只是“过半”而已，“虽未能尽愈”，并非谦辞。试问这样写出来的书，又怎能为“万世不朽”的“方书之祖”、“活人之书”的“传世之宝”呢？其实，即便是有经验依据也不等于就有了历史依据和科学根据。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l5次，魏晋l7次，隋唐17次，两宋5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又据中新社北京2005年4月5日报导〔曾利明、秦秋〕：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等单位的调查研究表明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间，中国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大的疫灾。且不说《宋序》所云：“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也不说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所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但从宋以后国家校正医书《伤寒论》十卷，颁行天下，世人皆晓，习医者甚众，可疫灾的发生仍呈逐渐增加并加速发生的趋势，死亡的人数就更难统计了。

 

据笔者所知，历史上宋以后因为自己或家人有病，被庸医治死或治坏，因而发奋学医的就有：许叔微、李杲、李中梓、方有执、吴有性、吴鞠通、周树人、恽铁樵……等等。他们为什么要自己学医？是因找不到良医之故也！《伤寒论》怎么就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见病知源”、“思过半矣”？不能“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生……”了。可见《伤寒论》这学问并不能通经致用，也不能经世致用。

 

《明史》记载瘟疫大流行23次，死人多少，难以计数。在这23次大流行中，还没包括公元1641年的大流行。可见历史记载有相当多的遗漏，也与邓拓先生的统计有所出入。1641年这次疫情遍及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省，江苏吴县一带疫情很严重，当时诸医用伤寒法治疗没有疗效，死亡者甚众。据《吴县志》记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当地名医吴有性先生对此非常痛心，他在其著作《温疫论》的“原序”中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崇祯辛巳〔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必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轻者，尚获侥幸；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者不可胜计。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仿惶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

 

到底是“古法不合今病”？或是“不死于病，乃死于医”？或是“死于圣经之遗亡”？或是吴有性根本就没得仲景《伤寒论》真传和要旨，不能寻其所集，而错怪了仲景？

 

其实，明清时代众多医家中质疑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伤寒论》有遗亡、错简并非“仲景旧论”的绝非吴有性一人。早在1589年明人方有执就认为王叔和重为编次巳有改移，及金代成无已作注又多窜改，二家之误弥失其真，故力主“错简重订”。清代名家如张璐、喻嘉言、吴仪络、周扬俊、黄元御等均拥其说，而为“错简派”之代表。清人姚际恒也在其《古今伪书考》中将《伤寒论》列入“真书杂以伪者”一类。他说：“伤寒论，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此书本为医家经方之祖，然驳杂不伦，往往难辨，读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乡钱晓城煌谓此书为王叔和参以己说，故真伪间杂，致使千载蒙晦”。有人甚至直言其为王叔和所编造之“伪书”！

 

《伤寒论》究其成书年代久远，几经显晦，数为变易，巳非原貌，版本不少，内容出入，注家甚多，假借运气，附会岁露，掺杂他说，歧义诸多乃至后人对《伤寒论》的成书时代都表示诸多质疑，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还有人提出所谓要“于无字处读出有字来”的荒谬见解,认为如不在无字处下功夫,就难以弄通原文的精神实质,甚至发生误解，因而塞进了不少私货，真所谓一人一伤寒也。连“伤寒大家”们都没搞清楚弄明白的事体，自然会给后学者增添不少麻烦和困难，更勿说用之于临床实践了。难道真如当今“易理堪舆学”专家江心岛先生所说，“国学经典都是后人篡改的回锅肉”！这多次回锅肉，肉量虽没多没少，只是味道变了，更可能的是本来一盘小炒肉，经过名厨大师们精心烹制，不断添加佐料，弄出了一桌“滿汉全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