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能不能得以施展才能，关键是在于选用者的识拔能力，世人称唐太宗明于知人，善于用人，征诸史实，殆非虚语。贞观晚年，他指出了自己的用人经验，说:“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
知道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也是不必兼通。
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归纳起来主要是:
知人要兼明善恶，用人要舍短取长。世谓知人难，用人尤难。但唐太宗却能知人善任，主要是他的用人政策具有辩证思想。知人要兼明善恶知人难，难在不易尽知。“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指出了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好坏善恶自有客观标准，本人和他人的看法难免掺杂主观的成分，故处理好知人问题上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要有辩证思想，对人言要区别对待，既不可不信，又不能全信。作为罗致人才的君主也要全面分析，唐太宗也是如此。
他对辅佐大臣的才干得失，总是区分优劣、全面衡量的。正如他评价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品评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也没有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这些议论无不恰到、中肯，正是唐太宗明辨长短、兼知优劣的表现。
在唐太宗看来，兼明优劣只是知人的一个方面;其的另一方面则是“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人有才能，就得举用;举用之后，发现劣迹，不得姑息，必须斥退，由此可见，唐太宗的知人之明是包括了解人才两个阶段的全过程的，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即要在了解的前提下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通过考察加深了解。为什么说使用是了解人才的第二阶段呢?其原因正如唐太宗所说的:“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偏识”的认识限度所致。还曾被举之土“厚貌饰词，不可知悉”，可以伪装惑人，制造贤才的假象，遂造成了知人之难。所以，使用过程中的考察，实为补救主观上了解人才难免片面的举措。
为此，魏征十分强调:“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
唐太宗不仅有知人的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的辩证认识，而且还认真付之实现。即位初，他就指示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举荐贤才，几月没有看见动静。他掩饰不住求贤的急切心情，斥责封德彝失职。封德彝辩解:“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驳道;“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乙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他认为人才不会没有，关键是在于物色，如果不是去发掘人才，也就不能发现人才，必不知人。另一方面，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在使用时考察官员的才行，以加强了解，加深知人。他曾对魏征说起:“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贤才能起到表率作用，不肖则败坏吏治，故他对“在官如有善事”的良吏，具列姓名于屏风之上，对“百姓已受其弊”的“恶迹始彰”
的官员，则决不宽贷，必加“刑戮”。用人要“舍短取长”
知人固难，而用人更难，难在善任。如果说知人是善任的前提，那么善任就是知人的结果。要使任人各得其所，必须理解“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的道理。
对此，唐太宗深有认识。贞观元年，他驳斥封德彝“于今未有奇才”时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贞观二十一年，他又一次重申:“人之行能，不能兼备。
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很少与此同时，又在《金镜》里总结了“舍短取长，然后为美”的用人经验。唐太宗解释用人必须“舍短取长”时，作了“用人如器”
的比喻，是十分贴切的。正如器物不能做各种用途一样。人也不可能兼备全才。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谓人才，自然会有自己的短处和毛病，如果用求全责备的目光看人，就会有眼不识人才。唐太宗在用人过程中，遵循“舍短取长”的方针是很成功的，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等人，就是舍短取长的范例。房、杜的短处是不善于理狱和处置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唐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相才。史载玄龄“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
论者称为良相焉。”杜如晦可发挥所“剖断如流”的长处，与房玄龄贴然配合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都是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不通经史，唐太宗不想让他担任学馆儒林之职。
基于他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一度被任为大理少卿。戴胄处于干练，案无滞留，敢于犯颜执法，能拯太宗量刑过失，使太宗发出了“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这不仅是对戴胄的好评，也是对唐太宗“舍短取长”的“用人之道”的赞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