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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古诗里其实读不出什么人格，尤其是落在技艺已然纯熟的时代，加之篇幅限制，许多诗只不过一些短暂的瞬间，而瞬息万变是诗人的权利。 在此前提下，要求诗情具有持续度，得以从一两首诗中归纳出诗人的稳定性，或者，因为用大的人格框架去衡量诗人，从而否定那许多瞬间的真实性，对它而言是不公平的。 即便如此，我仍然对一些诗情怀有执念，想弄明白当时更确切的含义。 最近常想的，是刘禹锡与玄都观。
贞元二十一年，王叔文政治革新失败，刘禹锡作为王叔文的党羽，受牵连贬谪为连州刺史（今广东清远下县），上任途中又遭贬为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 十年以后，宪宗念及刘禹锡的才学，将他从朗州召回京师。 著名的《玄都观桃花》就是在他回到长安后写的：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此诗被公认为讽刺权贵，其中让权贵们暴跳如雷的点在于，“桃树”是对他们的暗喻，这些争名逐利里的人都是我刘禹锡的后辈，狂妄之情溢于言表。 宪宗览之，更是怒不可遏。宪宗与刘禹锡多有旧日恩怨，德宗李适驾崩后，他并不是刘禹锡党派想立的皇帝，因此，即便十年后得以召回，其所基于的好感仍是非常脆弱的。一怒之下，宪宗又将其贬为播州刺史（今贵州遵义）。 又过了十四年，刘禹锡回到长安，担任礼部的官职。在这十四年中，皇帝已经换了四个，由宪宗、穆宗、敬宗而至文宗，人事随主政者而多有变迁。 刘禹锡再度游玄都观，写下另一名篇《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后人的评论很有意思，讲刘禹锡“性情刚直”，拥有“不屈的性格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在论及这首《再游玄都观》时，大部分观点都是说，刘禹锡有意重提旧事，是向打击他的权贵挑战，表示决不因为屡遭报复就屈服妥协。其中所流露的，是轻蔑与乐观，是继续战斗下去的执着。 这个解释稍微有些偏激，但若要细究，我其实也说不准其中究竟带有什么样的感情。
赋予文字一定的形变空间，我觉得是读者应当有的素养。所以在《玄都观桃花》里，假如不听从他人的过度诠释，我根本看不出什么嘲讽之意。 刘禹锡为《再游玄都观》写过一个伤情小序，其中特意再讲过元和十年初次游览玄都观桃花的场景：
言语之间，有替自己开脱之意，像是在强调《玄都观桃花》只不过在记叙一时的现实。小序中还提到：
而今漫天桃树早被连根拔起，眼下只有一片荒芜景象，除了春风依旧之外，人间的无常已经把一切重新洗牌。最有意思的是一句“以俟后游”，像是在说“说不定我以后还会有类似的经历，说不定我以后还会再回来哦”。 虽然对诗人而言，这种自嘲是一种相对而言很轻的感情，它不是悲，并不牵扯到跌宕起伏的情感波澜。“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也不是在感慨人生的难以捉摸，反倒是有“种桃道士去哪里我不知道，反正我老刘是又回来了”的调侃之意。 他没有想继续斗争，因为人生也就这样了。
为了换位思考，更接近作者的本意，我读了许多刘禹锡的诗，考虑过诸多问题。比如，刘禹锡作为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是否本身对佛道之教有所排斥？刘禹锡受到王叔文的提拔而青年得志，为什么他在流传的几百首诗里没有怀念王叔文的篇目？与刘禹锡酬唱颇多的白居易和令狐楚又是什么地位与性情？ 从读到的诗篇来看，刘禹锡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人。 豁达，所以临老时还能写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与此相关的，还体现为他文风非常硬朗，白居易也称一般人不敢和刘禹锡酬唱。 自我，这个“自我”更接近他诗歌的核心。萧树老师在写刘禹锡时提到他非常“傲”，那是自我的一部分引申。在刘禹锡的诗歌里，很少能看到人文关怀，即便言物论他人，也多是对于自我的表达。带着刘禹锡这个“自我”意识的概念去读《玄都观桃花》，诗情就会相对明显。刘禹锡的重点并不是讽刺权贵（相反，我认为刘禹锡其人对权贵多有攀附的意图），他想表达的是一种志得意满的夸耀，和春日一并欣欣向荣的自我释放。 我不喜欢刘禹锡的诗歌，其根源也就是因为他太自我，他对于世间万物，缺乏慈悲体悟的思维方式。他也缺乏从痛苦中汲取力量、感受生命深度与可能性的能力，相反，他的气势是空洞而不含深思的，他的那种乐观更是不痛不痒的。同时，他在练字方面不出色，也少有新奇险怪用语，一眼望去只是硬，而不亮。
关于玄都游，晚年的刘禹锡再度前去，写下《酬令狐相公雪中游玄都见忆》： 好雪动高情，心期在玉京。人披鹤氅出，马踏象筵行。 照耀楼台变，淋漓松桂清。玄都留五字，使入步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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