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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以“同人会”形式组织的小型学术讨论会在我国文史学界蔚然成风。因其参会人数少，话题集中，便于深入讨论、交流，成为推动学术发展的新风潮。武汉地处中部，高校云集，一众研治宋代文史的青年学人有意相互切磋，共同论学，遂于去年集合创立了以学术研讨为目的的“武汉宋代文史同人会”，其成员分别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等武汉高校。因同仁中，湖北大学王星副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罗昌繁博士长期关注“石刻与文学”的问题，遂决定邀请同样关注石刻研究的河南学者一起研讨，于是2017年3月18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武汉宋代文史同人会第3回活动——“传世、出土石刻文献与宋代文史研究”学术座谈会。 机缘巧合的是，恰逢日本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大阪大学浅见洋二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研究院王瑞来教授在武汉讲学，同仁们便邀请他们以及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武汉大学程芸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张三夕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汤江浩教授共同莅会点拨指教。 (左：何新所 右：路成文） 华中科技大学路成文教授主持了郑州大学何新所副教授、河南大学仝相卿博士的学术报告。何新所先生《新出北宋石刻碑志文献刍议》首先细致梳理了宋代石刻文献的流传保存及整理刊布情况，他指出《全宋文》收录墓志铭、圹志、神道碑等共5100种，其中除传世文献之外，还吸收了金石学著作、方志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前出土的墓志。他认为目前公布或有著录的出土宋代墓志当在千种以上；在公私机构及藏家手中，仍未公布的出土宋代墓志也在千种以上。这些墓志主要分布于河南、浙江、江西、山西、陕西、山东等地。 随后何先生介绍了他即将出版的《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辑释·北宋卷》。该书共收各类北宋石刻拓本451种，其中墓志拓本405种，其收录原则有二：一是不收《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已收录者；一是所有拓本均为其本人收藏。故而书中拓本近三分之二是首次公布，录文考释达60余万字。围绕该书所收墓志文，何先生认为这些墓志反映了“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传记”、“家族世系、文化、婚宦的资料”、“重要历史事件”、“某一地域在北宋时期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宗族、婚姻等等方面的状况”、“科举与教育方面的资料”、“关于女性生活、婚姻、家庭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资料”、“宗教信仰、丧葬习俗方面的资料”，并结合文本从以上七个方面阐发其文献价值。何先生并且指出这些墓志拓本在文学、语言学及书法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价值。 正因为墓志深度参与当时人的生活，全面反映当时社会状况，可以从众多角度切入。河南大学仝相卿博士以《文献、文本与历史书写：北宋墓志研究点滴思考》为题，结合自身研究状况报告墓志研究现状与方法，及其对墓志研究的最新思考。他总结三种当前墓志研究的主要方式：“或公开发表墓志拓片或释文，进行简单考述；或从单一墓志出发，纠正史籍谬误及补充史文不足”；“利用墓志铭材料研究某些具体问题。如：家族史、性别史、政治史、制度史等”；“以墓志材料本身为对象进行研讨与反思。如：分析墓志铭的史料价值、文体文风、书写活动。”他强调以墓志补史、证史的研究思路已经不合当前学术发展方向。同时，他以《富弼家族墓地》《安阳韩琦家族墓地》出土墓志铭为例，呼吁学界提高对新出土墓志铭的关注度。 （仝相卿） 他指出作为资料的墓志铭不但可以补史正史，还可以激活旧有材料。而作为对象的墓志铭文本，会受到个人习惯、政治因素、丧家干涉等影响。仝博士同时介绍了他个人近期对“墓志次文类（宗室墓志、僧人塔铭、妾墓志、自撰墓志）”、“出土北宋墓志特质”的分析，并展示了相关研究成果。 座谈会的下半场由湖北大学熊海英教授主持，王星、罗昌繁两位先生分别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王星副教授以《宋代石刻与文学》获博士学位，这次带来了《宋初皇家石刻研究——兼谈宋代石刻的政治功能》。报告以宋太祖、真宗为例，以详实的材料较为全面地归纳了宋太祖、真宗亲撰石刻文字。认为太祖石刻乃为“宣扬德政”、“崇祀以开国”，真宗撰文的石刻则对宋代后继君王和政教颇有影响。在具体谈到太祖对石刻的运用时，他指出崇祀历代帝王的石刻碑文结构与主旨都十分相近，其目的不外证明太祖为真命天子、讴歌太祖的功绩与仁德、宣传太祖的仁孝治国方略。真宗石刻则主要有三类：天书封禅与祀汾阴；推尊儒学、辅助时政；宣扬道教。而在分析宋代帝王石刻的政治功能时，他指出帝王石刻至少有宣传、行政、干政及沟通四大功能。 （王星、熊海英） （罗昌繁、熊海英） 硕士及博士后阶段均从事碑志石刻研究的罗昌繁博士，则向大家报告了《从碑志书丹管窥北宋书坛生态——以宋敏求为例》。罗博士首先介绍了何谓碑志书丹？书丹，“一般指将撰写好的碑文内容，以朱笔（一般用朱砂为颜料）写在石碑上面”。他随后说明了唐宋碑志书丹概貌。在对比传世文献及出土碑志中若干碑志书丹人、篆额者、刻工的留存情况后，他指出“宋元时期，撰者、书丹人、篆盖署名渐多，且一般有结衔，这个署名习惯一直保持到清末”。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他介绍了书丹人的身份构成。紧接着，从书坛的接受情况发现为众多名公巨擘书丹的宋敏求淡出了受众的关注视野，并从四个方面分析其原因：宋敏求的楷字可能偏肥，不符合北宋中后期书法审美趋向，地位不高。书丹被视作“匠人”职业，地位不高。宋敏求长期在京为官，不利于书迹传播。此外，清中叶之前长时间的帖学传统，对属于碑学书法的宋敏求不够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场仝博士举例呼吁学界关注新出土墓志铭，罗博士的报告正引用了《安阳韩琦家族墓地》发表的新出土墓志铭。这表明，文史学界都认识到新出土墓志的重要性。 每场报告结束后，在座学者均与报告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会学者询问何新所先生是否对比过451种石刻和《全宋文》已收碑志的情况，何先生认为多可补《全宋文》之阙。应与会者要求，何先生还就女性墓志、鸳鸯志以及墓志对文学观念的反映等问题做出回答。就仝相卿先生提出的能否不加辨析地将墓志作为第一手材料，证明具体问题？“隐恶扬善”是否能够全部涵盖墓志铭撰写的全部问题？墓志文本的形成过程中，哪些因素会对其产生影响？等问题也引发热烈讨论。与会学者还就“皇家石刻”概念的表述，“干政功能”等具体问题和王星先生进行了辩难；并就书丹、宋人书风、文艺传播等话题与罗昌繁先生继续探讨。不少与会者，还向相关报告人提供了自己掌握的信息及材料。现场讨论气氛热烈，亮点频现，精彩纷呈。 （浅见洋二教授） （王瑞来教授） （王兆鹏教授） （张三夕教授） （程芸教授）
（林岩、陈文龙） 最后，王兆鹏先生、王瑞来先生、浅见洋二先生分别发表感言，对同人会的本次活动勉励有加。王兆鹏先生说：“我要为同人会点赞，这反映了武汉文史青年学者对学术的积极追求。四场讲座收获不小，信息量很大，启发很大。”他并同与会者分享了听过四场报告后，认为值得深入探讨、持续关注的课题。王瑞来先生认为同人会的形式与日本学界盛行的学术交流形式、交流效果很相似，又胜在能打通文史学界、沟通不同地域的学者。浅见洋二先生则说石刻本和文学文本的生成问题，他也很感兴趣，在此次讨论会上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期待看到中国青年学人的更多新成果。 目前，武汉宋代文史同人会根据大学的学制，一般每学期举行两次活动，围绕共同关注的学术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并会定期邀请国内的新锐学者前来进行学术交流。2016年曾共同研读蔡涵墨《历史的严妆》一书，随后又邀请厦门大学梁建国副教授一起讨论他的新著《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今后，还将展开更多的学术活动，与海内外更多青年学者进行广泛交流，同时也恳请大家多多给予支持。 （撰稿：武汉大学文学院 汪超）
附录：活动日程
武漢宋代文史同人會第3回活動 “傳世、出土石刻文獻與宋代文史研究”學術座談會
時間：3月18日下午：14:00——18:00 地點：華中師範大學圖書館9樓風雅齋
主題報告： 上半場： 主持人：路成文（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教授）
新見北宋墓誌概說 報告人：何新所副教授（鄭州大學文學院）
文獻、文本與歷史書寫：北宋墓誌研究點滴思考 報告人：仝相卿講師（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茶歇时间：16：00——16:15
下半場 主持人：譚新紅（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宋初皇家石刻之研究——兼談宋代石刻的政治功能 報告人：王星副教授（湖北大學文學院）
碑誌與書史：從墓碑書丹管窺北宋書壇生態 報告人：羅昌繁講師（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
特別出席： 淺見洋二（日本大阪大學教授、日本宋代文學會會長） 王瑞來 （日本學習院大学教授、四川大學講座教授） 王兆鵬 （中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戴建業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華中學術》主編） 張三夕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研究所所長） 湯江浩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程 芸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转自《文学遗产》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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