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望海樓教堂(下)— 天津衛的老房子之宗教場所(二十)
左中： 1871年拍摄的望海楼教堂废墟前的民眾 左下： 1897年拍摄的重建後的望海楼教堂外景 右：1871年拍摄的望海楼教堂废墟外景(以上照片均來自互聯網) 小資料：“火燒望海樓”始末 —— 背景 自清末簽訂《天津條約》後，各國傳教士進入天津開展傳教活動。傳教士享有建造教堂、治外法權以及“寬容條款”所賦予的特權。“寬容條款”賦予教會的特權使中國基督教信徒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不少橫行鄉里的地痞流氓也混入教會，許多衝突由此產生。治外法權問題亦使傳教士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外國傳教士還獲得了在中國任何地方租買土地和蓋房的特權，為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霸佔地產，成為後來各地發生民教糾紛及引起教案的嚴重隱患。基督教與中國傳統的思想、信仰、風俗習慣不相容。傳教士企圖改變中國禮俗，反對敬祖、祀天，把深入群眾的佛教和道教說成邪教，引起民眾反感，教堂散佈窮鄉僻壤，干涉迎神祭祖儀節，經常與民間發生摩擦，民眾的反抗亦得到部份士紳的支持，初期不少的衝突，便是直接由地方官紳所發動。與此同時，外國傳教士傳入中國的基督信仰與中國本土文化形成衝突，教徒與非教徒亦因頑固勢力的挑撥而引發糾紛，從而激起群眾對傳教士的仇恨。 公元1870年(清同治九年)夏，天津地區疫病流行，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大量死亡，達三四十人之多。關於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藥迷拐孩子并挖眼剖心製藥的謠言，迅速流傳開來。不久，兩名拐賣兒童的人販子落網，官府在貼出的告示裡暗示其行為可能是“受人囑託”。天津民間組織“水火會”受到鼓勵，開始主動組織捉拿人販子，隨即捕獲一名叫武蘭珍的迷拐犯。經民眾嚴審，武蘭珍供稱其作案所用迷藥是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所提供。未經核實的消息不脛而走，民眾與士大夫群情激昂，鄉紳集會于孔廟，書院為之停課聲討，聚集在望海樓教堂外的憤怒市民達萬人之多。同年農曆六月二十一日清晨，靜海知縣劉傑帶人犯武蘭珍去望海樓教堂對質，然而“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仁慈堂修女提出請教堂外民眾派代表入內調查真相，但被時任法國領事的豐大業所阻；隨後，豐大業帶人闖入三口通商衙門和天津府衙門，要求清政府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天津知府張光藻調兵鎮壓。遭拒後的豐大業在返回領事館的路上於獅子林浮橋遇到了靜海知縣劉傑，在與劉傑的激烈辯論中，豐大業怒而開槍射擊，擋在前面的劉傑家人劉七當場斃命。豐大業的殺人行徑點燃了本已一觸即發的民憤，他們洶湧而上打死了豐大業和豐大業的秘書西門并沖入望海樓教堂，扯碎法國國旗，打死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隨後又動火焚毀了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以及位於教堂旁的法國領事館、英美傳教士開辦的4座基督教堂。行動持續了3個多小時。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亦稱“火燒望海樓事件”。 公元1870年農曆六月二十四日暨“火燒望海樓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以法國軍艦為首的英、美、德、意等軍艦集結天津，進行威脅、示威。在法國的帶領下，七國公使向清政府總理衙門提出抗議。 同年農曆六月初十，曾國藩來到天津并發佈了《諭天津士民》，對天津人民進行多方指責。隨後經調查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出於委曲求全，避戰求和的考量，曾國藩首先答應了對英、美、俄三國作出賠償，隨後爭取到了單獨與法國交涉的時機。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曾國藩決定處死在“火燒望海樓事件”中為首殺人的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18人，充軍流放25人，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9.7285萬兩白銀，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赴法國道歉謝罪。 —— 影響 對於曾國藩的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各界民眾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于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由於民怨沸騰，李鴻章接替了曾國藩。一年後，曾國藩去世。 公元1870年農曆十月二十八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以清政府專使身份於上海起程去法國；抵達馬賽時，普法戰爭正酣，法國政府無暇接待；1871年11月23日，法國第三共和國首任總統梯也爾接見了崇厚。梯也爾表示：“法國所要的，並非頭顱，而是秩序的維持與條約的信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