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博物院藏玉带钩赏析

古人衣着佩束的腰带有大带、革带两种。革带多以生革做成，主要用于系佩印章、组绶、刀剑、囊等物，革身坚硬厚实，使用时借助于带头将两端扣联，此类带头通常被制成钩状，称为带钩。带钩的材质丰富，常见的带钩以青铜铸造居多，也有金、银、铁、玉等制成的，玉质带钩是其中较为珍贵的一类，早期一般只有贵族才能拥有和使用。带钩通常由首、体、钮三部分构成，纹饰以蟠螭纹、兽纹、龙纹、鸟纹、虎纹、卷云纹、几何纹、涡纹等常见。

目前，在已知的考古发现中，最早的带钩出现于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墓葬。此后，玉带钩发现的数量较少，形制规格不一，至春秋中期，玉带钩的形态才日臻成熟，此阶段是为玉带钩的萌芽期。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玉带钩在制作与使用方面得到了迅速发展，钩首、钩体、钩钮的构成已成定制，富于变化的纹饰内容成为带钩时代特征的表现。其类型多为方体形和琵琶形，纹饰常见素面或几何形纹饰。钩体一般较为短小，长度少有超过10厘米的。钩首以素首、龙首、兽首等为多。钩背以方形钮或圆形钮呈主流，且钩钮与钩身等宽。少数带钩采用透雕工艺。战国时期，出现了铁芯带钩，钩首多作龙形，头小身宽，尾部方平或尖圆。“带钩的出现与流行，应与古代衣冠服饰的演变有较为密切的关系。”[1]春秋以前，人们的衣着形制通常是上体的“衣”与下体的“裳”分开，春秋以降，开始出现上衣、下裳联为一体的“深衣”。这种服饰制度的变化成为腰带大量使用与流行的主要原因，因此用于扣系腰带的带钩亦随之大量出现并盛行起来。

西安博物院藏有玉器近万件，玉带钩是其中较为精美的一个类别。以下介绍几件较为珍贵的玉带钩。

龙首弦纹带钩

战国时期。长20.0厘米，宽3.0厘米。1981年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西梁果村汉建章宫遗址出土。此带钩由七节带穿孔玉件以一根铁芯串接而成。钩头为龙首形，口紧团，嘴角胡须由下前曲向上，两个涡纹表示鼻孔，菱形眼，眼角较长，耳后抿，双角系牛角形，一缕项鬃高曲。龙的颈部截面呈委角四方形，颈部两侧细阴线刻变形勾连云纹，云纹间饰以细密的网纹，后颈部有一对小穿孔，内有细铁丝将龙首与颈内铁芯固定。钩身系长圆柱体，略曲，前后两处各有十余道紧密排列的凹弦纹，其前后和中间各有一周高凸弦纹，中间的凸弦纹上对称圆雕两只相向的兔子，其间有两个方形二层台。后部有一圆柄脐钮（图一）。

至汉代，玉带钩的制作和使用达到鼎盛，在承袭战国同类器物特征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创新。此时期的玉带钩制作用料考究，刀法简约大气，琢磨抛光细腻，纹饰线条或粗犷劲挺、简洁 规整、或娴熟自然、圆润流畅。汉代带钩形态丰富，不仅存在带有明显战国遗风的方体形和琵琶形素钩，还有体现战国及秦时带钩特点的曲棒形钩，以及相当多的异形钩。钩身除阴刻几何纹饰外，开始出现浅浮雕与透雕蟠螭和凤鸟等纹饰。汉代带钩的钩首较之战国多大且长，以龙首和禽首为主，多数钩首仅具轮廓。鸟首或鸭首钩身系鸟身形，可见双翼。“《淮南子·说林训》：‘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可见当时带钩的普遍性与形制的多样性。”[2]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玉带钩数量锐减，类型单调，此时期可谓是古玉带钩发展的式微阶段，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究其原因，与这一时期流行腰带带头形制发生变化有关。魏晋时期。北方胡人南下入主中原，将其使用带扣系结腰带的传统传至中原地区，文献中将此类带扣称为‘钩鲽’，这种附有活动的方环形、圆环形带扣固定于革带一端，用其括结革带，较之带钩使用更为方便，因而传至中原地区后很快为人们所接收，从而导致带扣逐渐代替带钩成为人们服饰的一部分。”[3]

宋时，玉带钩逐渐增多，“这是宋人鉴古之风影响的结果，也是当时复古思潮的产物。”[4]其风格特征多与汉代相仿，常见钩首作禽鸟与兽面形，纹饰风格洗练。元代，蒙族人喜穿袍服，必须要在袍外束带，即用红、紫色帛捻成线绳束于腰间。除了用束绳系结以外，尊贵者好用扣具，致使大量的带钩出现，不仅传世品多，出土的也不在少数。元代的玉带钩更具实用，以琵琶形最为常见，纹饰多系蟠螭纹、勾云纹、浮雕与透雕并用。元代早期带钩多见龙头或螭头，面额较平，双角平行后展，上刻“丰”字辫结，唇部上下两排牙齿，边侧有一孔以示口腔，钮柱较高，方便使用皮质带绳拴系。元代中期，龙首面额稍有起伏，重眉轻眼，鼻子增高，腮部有块状肌肉出现，耳向后方耸立，角根部的“丰”字纹也改为“二”字纹。元代晚期，钩首与钩背上的螭龙距离增大，钩钮变矮。

龙首带钩

元代。长14.0厘米，宽4.9厘米，高4.2厘米。西安市雁塔区瓦胡同元墓出土。带钩呈琵琶形。钩头为龙首状，龙头宽扁。猪形嘴微张，上下两排门牙齐整，两边嘴角各有一个小孔，鼻头矮扁，梭形眼外凸，长眉上卷，双角弯曲，“U”形顶门前纵刻阴线，三缕鬃须后抿，龙的眉、眼、鼻、口都集中在面的前部。钩身上浮雕一口衔灵芝的螭龙，其周围装饰云朵。螭龙呈爬行姿，头额宽阔，颈下凹，鬃毛横向飘拂，躯体丰圆，四肢作匍匐行走状，关节和双肩装饰云纹，背部中间的双阴线表示脊柱，其两侧的三对横双线表示肋骨，尾分叉向两侧卷曲。钩头和钩身上有一大一小两只龙，俗称“苍龙教子”（图二）。

龙首带钩

元代。长12.3厘米，宽3.0厘米，高4.0厘米。1999年西安市高新区元至正十五年墓出土。带钩呈琵琶形。钩头为龙首状，龙头宽边。猪形嘴，上下两排门牙齐整，门牙与嘴角间横穿一孔，腮部凸起，并以阴刻短斜线和卷云纹表示须毛。鼻头矮扁，眼眶占面部二分之一，眼窝深，长眉分叉上卷，两云形耳在顶门前相汇成“U”形，二缕鬃须披于颈部左右。钩身采用深凸雕法饰一螭龙，其头下和身侧刻云朵。螭龙头额宽阔，鬃毛飘拂，躯体丰圆，四肢作匍匐行走状，关节和双肩饰云纹，背部中间的双阴线表示脊柱，其两侧的若干阴刻三角纹表示肋骨，小腿上装饰短斜线，尾分叉向两侧卷曲。云纹有两层，上层团状云朵上阴刻如意云头纹，下层云纹由若干羊角形云头组形，偏后位置有一圆柄脐钮，钮头圆鼓。这件玉带钩出土于元代纪年墓，形制纹饰十分典型（图三）。

明代带钩保存下来的数量较多，形制也较为丰富，有琵琶形、螳螂肚形、条形、圆棒形，也有雕龙、螭、鸟、兽等形，其中以“苍龙教子”题材最多。明早期，龙头较平，额纹以三条弧线表示，面额较元代略窄，尾毛扬起，且末端分成两个对称的卷云纹，龙眼微凸，蒜形鼻，鼻下有唇，龙口较大，内刻两排牙齿，带钩的整体变矮，钩身呈片状。明代中晚期，钩背上高浮雕蟠螭纹作匍匐状站立于钩面，呈腾空之势，螭首面部的各器官集中在脸的前端，给人以小脸之感，钩身呈厚片状，龙首与螭首间的距离稍近。

龙首带钩

明代。长12.5厘米，宽2.9厘米，高2.4厘米。西安市征集。带钩呈长条形，钩头圆雕龙首，钩身透空浮雕一螭龙。龙首略方，吻端平阔，如意云头鼻，纽丝状的粗眉上曲，双耳后抿，角卷曲。钩身螭龙盘曲，毛发飘拂，肩、胯部位阴刻卷云纹，背脊一道阴刻随形弯曲，小腿刻密集短斜线。钩身背面有一圆柄脐钮，直径与钩身宽度相等。从侧面观察，钩身呈弧形，但弧度较之元代和清代平缓许多，周边棱角亦未做去棱处理（图四）。

龙首带钩

明代。长12.1厘米，宽2.1厘米，高2.7厘米。2009年西安市曲江大道出土。玉质润白，带钩近长方形，钩头为龙首状，龙头扁宽。猪形嘴微抿，宽鼻上翘，凸目圆瞪，长眉上卷，双角弯曲。钩身上方浮雕一螭龙，螭龙呈爬姿，头额宽阔，颈部下凹，四肢作匍匐行走状，背部中间的凸棱表示脊柱，小腿上装饰短斜线表现出“露筋露骨”的力度感，尾分叉向两侧卷曲。钩身背面呈弧形，近尾端有一圆扣。此带钩是“苍龙教子”常见题材的典型范例 （图五）。

至清代，玉带钩用料考究，体形厚重，钩头雕琢精细，多使用动植物造型，其内容大量地融入了反映人们渴望社会安定祥和、家庭幸福和美、夫妻团圆、子孙如意、健康长寿、升官发财等吉祥美好的心愿。此时期的带钩以把玩观赏为主，其实用性逐渐退化。龙首带钩继续存在，头额呈块状隆起，龙眼前凸，形同虾米眼，耳呈棒状并连成一线，鼻尖上翘，鼻翼舒张，口部微张，舌尖外露，额头已无披发。钩背一腾螭，螭首头额隆起，额下出鬓三撮，前鬓下垂，左右两鬓交于肩膀，并均与钩体相连，螭耳突起，耳间生鬓，笨拙呆板，缺乏神韵。

龙首带钩

清代。长11.0厘米，宽2.8厘米，高2.9厘米。1983年西安市征集。带钩呈琵琶形。钩头作龙首状。阔口微张，舌舔上唇，口中镂空，唇缘以一道阴线勾勒，如意鼻头，突目粗眉，双耳后抿，双角呈羊角状。钩身呈螳螂肚形，饰减地隐起勾云纹与如意纹组成的几何图案，体侧棱角分明，钩身背面弧曲，中部有一圆柄脐钮。从侧面观察，钩头、钩钮和钩尾的底部三点处同一平面。这件带钩龙首五官

和钩身图案的特点，以及棱角的处理方法和钮的高低，均为典型的清代带钩的特征（图六）。

鸳鸯纹带钩

清代。长8.0厘米，宽4.1厘米，厚1.9厘米。1980年西安市征集。带钩呈椭圆形，雕琢成一对在湖面戏水的鸳鸯。正面两只鸳鸯在水面相向浮游，腹下饰波涛，背上盖着荷叶与龙首，龙首作钩，莲蓬作扣。龙首略方，蒜头鼻，火焰眉，阴刻双角内卷，鬓发刻成云头纹。荷叶的叶脉由一周一长两短的“小”字形阴刻组成，莲蓬上浮雕“太极”纹。此带钩纹饰富丽，构图颇具匠心，刀法细腻娴熟，碾磨抛光十分精细，是清代玉器中的上乘佳作（图七）。

玉文化是中国古代的一支独特的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出土和传世的古玉器中，带钩是常见的器类，其形式各异、造型别致、雕琢精细、纹饰华丽。随着各朝代的更迭及政治文化和习俗的发展变化，带有不同历史文化元素的带钩也在发展，并深深地打上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风格烙印。根据古玉带钩的发展脉络，把握玉带钩造型、纹饰、制作工艺 上的时代特征，有助于我们对古玉带钩的鉴别断代。

[1] 杨玉彬《玉带钩的演变及特征》，《收藏界》2007年第6 期。[2] 乔万宁《浅论玉龙带钩》，《中国文物报》2011 年 6月 22 日。[3] 杨玉彬《玉带钩的演变及特征》，《收藏界》2007 年第 6 期。[4] 王仁湘《玉带钩散论》，《四川文物》2006 年第 5 期。